战争有光环吗？看看这些录像带吧

自述这是一篇传播度不高的稿子，甚至标题都是编辑斟酌再三后，为了安全刊出选了个最不起眼的。但它是我个人很偏爱的一篇。五年后再看，那场被遗忘战场的余声，仍在现实里回响。

高俊忠的梦总停在17岁那一年。雨季的中越边境，一切都是湿漉漉的。高俊忠光着身子，连裤衩也不穿，踩着泥水挖战壕。一锹一锹下去，竟挖出个一身疙瘩的人来。这人抹抹身上的泥水，走到高俊忠面前，圆圆笑的脸，露出两颗小虎牙。是顾克路呀！高俊忠想，你怎么跑土里去了？幸好我把你挖出来了。

这个梦重复了无数遍。有时候挖出来吴明玉，有时候挖出来公衍进……那次死去的战友轮番从土里出来，和平常一样说话，一样开玩笑。“梦里感觉着，人死了还能活，从土里出来就行。”直到睁开眼，高俊忠不得不又一次告诉自己，他们已经真的死了，不能活了。

马军的梦停住的时间更精确：1985年12月2日上午9点10分。他握着火箭筒和战友一起伏在窄小的屯兵洞，外面炮火连天，一发炮弹皮落在屯兵洞口的湿泥里，发出让人心惊的滋滋声。无线电中一声令下：出击！

每次被梦抛回这个时刻，马军总会懵一下：怎么又回到阵地上了？不是结束了吗？然后他告诉自己：冷静想想，我原来走的哪条路，这次还要走哪条路，不要走错了，走错就回不来了。即使在梦里，马军也记得这场25分钟的“122”战斗的每一个细节。“我在左路，拿着火箭筒，603、604高地怎么打，968高地怎么打，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颜色，很清楚。”

马军走进一个猫耳洞，先看洞壁，厚度不够，落炮肯定会被打透。想出去时，已经可以听见头顶啾啾啾的引信响，这意味着炮弹就要在身边爆炸了。山摇地动时，马军扑在地上闭了眼睛，他想：完了。

睁开眼，他躺在山东济宁家里的床上，一身冷汗。

战地记者

2010年9月22日，中秋节。

淡淡的月光撒进屋子里，孙兆群又回忆起了25年前中越边境的中秋月亮：“很大很大，离我们很近，回来以后再没看到那样的好月亮。”

“任何人不准拉（山东方言，聊）历史！”高俊忠红着眼睛举起酒杯：“我受不了啦，老领导。你再说，我哭。”

马军走过去拍拍高俊忠。半醉的高俊忠大声对孙兆群说：“我一辈子不喜欢小个子，但是我服你的气！25年啦，不会作假！”一会儿又转向李玉谦敬酒：“我俩在前线，睡过一个被窝。”

李玉谦举杯，一口闷下。饭桌旁，他的摄像机静静纪录。

25年前，成为战地记者时，李玉谦23岁，那是中越战争第六年。

那时，彭丽媛以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走红大江南北，要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的记者，李玉谦被派去拍摄彭丽媛。

李玉谦很激动，终于要去前线了。14岁初中毕业，他就和家里闹着要参军，爸妈觉得年纪太小，不让去。1978年，16岁高中毕业，他虚报两岁，终于成功入伍。几年后，成了部队里的电视记者。

他不想只是拍拍演出。总政歌舞团离开前线时，李玉谦把拍好的录像带和写好的解说词塞给其他两位记者，托他们带回去。他要留在这里。日记里写着：“我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折磨着，我在积蓄自身的力，我要歌颂威武的英雄”。

这一留就是3个月。李玉谦扛着摄像机，怀里揣着临行前专门带上的古代边塞诗集，走遍前线各部队，常常经过炮火封锁区。没有人知道炮弹会在什么时候落在哪里，恐惧无时不在。

战士们流行送的珍贵礼物是从自己身体里取出的沾血弹片。李玉谦收到几个，小心翼翼地收好。弹片的每个边缘都非常锋利，手轻轻一碰就划个口子。

跑了两个月后，1985年11月，李玉谦停在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

这支曾有辉煌战功的部队将要发起一次反击。战斗之后，这些最小年龄不满17岁、最大年龄24岁的战士肯定会有牺牲和伤残。李玉谦住进战士的帐篷，常找战士挤一个被窝。

镜头细细扫过，李玉谦想，我要拍下每一个战士，每一个。

裸体战争

李玉谦到来时，18岁的马军正好参军一年，来前线8个月。

从小跟爷爷练查拳的马军报名参军时没想过会打仗。他想象中的当兵，只是背着枪执勤，神秘又神气。

本来应该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个多月就结束了。轮战的命令下来，新兵被提前分到连队。马军没觉得害怕，甚至有点高兴，“要打仗了，就不必每天这样训练受罪。”可实际上，接到轮战命令后，训练强度更大了。

和所有男孩一样，马军从小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在银幕上，打仗很荣耀，一点也不恐怖。现实中看起来也是。去前线的火车站台上，常站着欢送的人群，唱着雄壮的战歌，还有女中学生送水慰问，甚至请战士签名。那感觉神圣而荣耀。

作为唯一的儿子，马军没敢和家里说去打仗。到了云南，部队给每个战士家发一封信。马军的妈妈开始成夜失眠，一个星期睡不了一个整夜，白天困了眯十分钟。

几千里外的马军也睡不着，刚上阵地的人都这样。第一个星期最难熬，有人抱着枪，用嘴巴抵着枪口睡着了，下面不小心一碰，子弹穿了头。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人猫上来，怕当俘虏。”

哪里都是地雷，每条路都要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子，偏离“一个火柴盒的距离”，都有腿被炸飞。

其实这儿很美，猴子荡在树间，鸟儿叽喳唱歌，有时云雾环绕着山峰，仅露出山顶，“像人间仙境一样。”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有人坐在阵地上想：如果不打仗，该有多好。

云南边陲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时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被称作裸体战争。因湿度大，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带起来。雨季泥水漫到腰，泥里还混着旱季时埋得深没踩响的地雷。交通困难，食物很难运上阵地。

旱季，两军互相封锁水源。战斗激烈时，只能把布隔在泥浆水上，用消毒管吸一些，或用嘴唇沾草上露水解渴。大家想出个采水方法：挖个坑，放个钢盔，铺块塑料布，一圈拿土埋上。晚上蒸出露水，滑到钢盔里，一夜能滑一口。即使20多年后，高俊忠依然常常梦见旱季抢水：“好多人哗哗喝上了，就我抢不到。我这个身体素质全连排得上号，现实中抢水，肯定能前几名抢上，但是在梦里老是抢不上。”

每个哨位上守三四个人，马军和高俊忠在一起，高俊忠做饭。阵地上不敢冒烟，只能趁着大雾天气，挖烟道开火。没雾就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

越军的阵地只隔几十米，那边有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叉子。高俊忠经常窝在战壕里听对面放越南民歌，“他们老给我们播中文的宣传词，把人民的‘民’念成‘明’。说俘虏在他们那受到人道待遇，说‘你们从万里之遥的山东来’，还说什么‘天空为房，大地为床，大雾为蚊帐’。我们这边也给他们宣传，说越南语，听不懂。”

平常互扔手榴弹、互打冷枪的两边阵地，逢春节、中秋之类的传统节日就不打了。“跟约好似的。他们也过这些节。”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

5月，连队第一次上阵地，不到两个小时，马军第一个负伤。一枚手榴弹爆炸，弹片扎进了马军左臀。他忍着疼，手指摸索着硬抠出来一片。军医赶过来取出另一片。感觉没事了，马军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旁边的人说：“你是钢腚吧。”后来才知道，还有第三枚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

7天后，马军第二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0.5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沿医院，千余米距离，马军走了8小时，流了一路血。“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血腥和残酷在“122”战斗到来时达到顶峰。之前都是伤亡较少的防御战，而这次是出击战。依据身体素质和战术水平，连里选出50人组成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他们将冲在最前方。

每个人都写决心书、请战书，甚至用刺刀挑破手指写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

“大家都写，你不能说你不写，那种气氛呀！每个人都血气方刚、宁死不屈。”连长张长岭25年后说：“不是咱愿意死，不是咱觉悟有多高，历史把你推那了呀！”

已经选入突击队的马军接到通知转去预备队，因为档案检查发现他是独子。马军卷着铺盖找到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我不管，我就要去，我赖你这住！我还要打主峰，我要去最危险的地方！”他觉得，不选上也行，选上了又不让去，会让人觉得他怕死，这可不行！

李玉谦的镜头里，突击队员们展开折叠小刀当尺子，在白胶布上认真打格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编号，撕下来贴在军帽、军服、军裤上。“如果炸碎了，能认出来你是谁，输血也能知道血型。”李玉谦解释。许多年后他才知道，美国在60年代越战时已有了类似的识别标志，统一订制的铁牌，能扫描识别，信息很全。

临行前的聚餐，5班的战士把铝皮饭盒排在一起，用生蒜苗在饭菜上歪歪斜斜地拼出“长胜五班，胜利归来”。黄昏时分，马军和大家一起，举着豁掉大块搪瓷的白色缸子，或铁皮罐头盒，喝出征酒。高俊忠在帐篷里哭着大喊：“我年龄小我承认，我不怕死！打仗时我不需要照顾。”

空气像是凝固的。李玉谦走进7班帐篷，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惹出泪来。有人把稀罕的气体打火机留在帐篷里，招来一阵嘲笑：“舍不得吧，怕死了就扔了吧。”李玉谦的蒙阴老乡公衍进挑挑浓眉，炫耀大方：“我要是攻上968主峰，把褂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头也塞进去，再撕两根X毛，都扔给越军。越军要是捡了，当宝贝，‘哟，这就是共军的X毛！’”大家哈哈笑起来。

集合上车了。武器弹药塞进皱巴巴的绿色编织袋里，每人两个，中间一系，身前搭一个，身后搭一个。“这是农村老汉赶集嘛！”“像逃荒要饭的。”

山脚下，公路上，只剩下李玉谦和一条狗。车已经开出好远，狗还在顺着车辙印往前跑，怎么也唤不回来。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1985年12月2日晨，大雾，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离阵地2000多米远的李玉谦扛着摄像机，在浓白色里摸索。炮弹飞过，有时就在身边爆炸，镜头一阵摇晃。

李玉谦本被安排进一个比较安全的观察所里，他嫌太固定，跑了出来，师里的摄像呆在那儿。开战不到10分钟，一发炮弹掀了观察所，也炸坏了师里那台摄像机。

9时10分，突击队发起冲击。冲出阵地的一刹那，冷风掠过，马军觉得时间凝固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枪炮响成一片。后来，这被他叫作“魔鬼时刻”。

马军跳进新炸出的弹坑里，这儿最安全。刚才站的地方，已经噗噗落了一排子弹。附近又炸出个新弹坑，马军赶紧跳过去，回头发现副射手不见了。

一颗炮弹落在身边，马军一个猛子扎进土里，张着嘴，以防耳膜震破，泥土一下灌进肚子里。身上的火箭弹已经拔开保险，几秒钟就能完成平常一分钟才能完成的发射。代价是遇到5斤重的压力，火箭弹会自爆。“要有一发响，我就找不到了。”

另一路的高俊忠喊副射手吴明玉一起冲，没听到回应，扭头看到吴明玉趴下不动了。一块弹片从他鼻子往上打入，穿进了脑子，只剩下喘气。

刚下过小雨，雨水混着血水，浸泡着整片山头。一脚踩下去，会汪起一团血泥。许多年后，高俊忠回忆这个场景，会想起家乡的屠宰场，“也没那片山头面积大。”

清理战场时，辨认的标准是脑袋。因为脑袋就一个，而散落的脚，得分左右，不好统计。

伤员被抬下来，李玉谦看见，跟着跑，到了离前线最近的救护所。简陋的救护所里满地血布条，没有药，只有扎紧布带来止血。卡车把伤员转运到山下救护所，依然没药。“断了腿，硬锯，没麻药。从山下拉到军部，再拉到昆明，路上折腾两天，一些重伤的途中就死了。”李玉谦说。

李玉谦拍了几十名伤员，直到晚上8点，清理完所有伤员和烈士后，突击队长孙兆群最后一个被抬下来。17枚弹片扎进他的腿部和肩膀，其中7枚至今也没取出。

这是一场被誉为“坐着火箭打上去”的漂亮歼灭战。从发起冲击到打下968主峰，只用了25分钟，歼敌87人。我方阵亡11人，7成受伤。

鞭炮齐鸣，彩纸飞舞，搭起的凯旋门上挂着红对联：“向人民功臣致敬；向歼敌英雄学习。”战士们立在被塑造的欢喜中，望着地面痛哭。

马军听着广播车上传来欢欣的女声“又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光辉”，或激昂的男声“你们为党和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不愧是80年代军人的楷模”，心里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他木木地走，被迎上来的老乡抱住。从没哭过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滚下来。这一仗太残酷了，50个突击队员只有十几个是自己走下阵地的，其他非死即伤。

帐篷里，高俊忠扑在吴明玉的床板上哭喊：“俺对不起你。”吴明玉被他背回阵地时，已经眼睛上翻不行了。李玉谦远远拍着，不忍心把镜头推上去。旁边桌上，卷了边的书《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封面上，印着年轻战士微笑的脸庞。

整个营区像被黑锅底扣着，呼吸都变得困难。“大家互相无法交谈，不知道说什么，笑也不行，哭也不行。多说一句话，你觉得都会引起别人反感。”李玉谦总想起临上阵地那天早晨，他和坐在车厢最后的老乡公衍进握握手，轻轻地说：“回来见！”可到哪里去见呢？公衍进拉响手雷和敌方同归于尽，已经送到南温河火葬厂了。他本来准备打完仗就回去结婚的，他和未婚妻，已经相爱6年。

20多年后的寻访

两天后，李玉谦离开战场，带回5盘共1小时40分钟的录像带，还有木讷、压抑、不知所措的自己。

其实他拍过更多素材，比如战士们在沙盘上演练战术，比如公衍进弹起吉他唱起歌，战士扭起迪斯科。李玉谦甚至编过一支《帐篷迪斯科》的歌词，战士们传唱：“没有高耸的楼，没有迷人的妞，我们在帐篷里，跳一支迪斯科。我们胜利的时候，满心欢喜要流露，来呀我的战友，跳一支迪斯科！”因为只有5盘录像带，为了拍战斗那天，这些内容和那点难得的欢乐，都被一起洗掉了。

录像带只向济南军区首长放映过一次。“他们看了说，战争太残酷了，不要让任何人看。那以后再也没动。”李玉谦进入一种悬置状态，大脑空白，“心上好像覆盖了一层很厚很厚的东西，一两年才缓过来。战争原来这么可怕！”

军人李玉谦再也不看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抵制武器、装备和暴力。聚会喝酒时，总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那个曾怀着英雄梦参军的少年，渐渐更喜欢说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2009年，在解放军画报社任编辑室主任的李玉谦申请自主择业，他要开始一直想进行的计划：找到参加“122”战斗的人，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

最先找到了当年的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他已是山东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那一年的战斗，全连牺牲16人。之后的20多年，孙兆群一直以儿子的名义照顾16位烈士的父母，给烈士家属和伤残战士一点点争取利益。李玉谦想起了《集结号》里的谷子地。

孙兆群很高兴帮李玉谦联系拍摄，但他从不看当年拍的录像带。第一次看了十分钟，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这之后，别人看，他跑得远远的，连声音也不要听到。

李玉谦把自主择业发给的24万安家费全拿出来，加上积蓄凑了30多万，买了拍摄和剪辑设备。当年的救护所军医许新升现在自己开医院，资助他40万。

拍摄团队从北京拉到山东和安徽，一拍就是一年多，粗剪成10集，讲10个人的故事，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