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创业领袖”变得比他以为的复杂

前言 这是篇一经刊发，就引起争议的报道。 不仅仅是各种讨论，文中的主人公孙宇晨，甚至在第一时间就发出声明反驳，认为文章对他的描写是“预设立场”的“阴谋论”。这或许基于这篇文章并非是在塑造一个“成功的典型”，而“客观公正”的人物报道，在过去常常被曲解为“正面报道”。 在采访过程中，作者何瑫与孙宇晨会面共计八次，并做了大量的外围了解，最终呈现出的“90后创业领袖”孙宇晨，是个矛盾而复杂的个体。这篇稿件脱离了创业报道中单一又无趣的“成功路径”，也为我们解读这个为创业狂热的时代，提供了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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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中学教育版图上，惠州一中是个不太起眼的名字。和全国各地无数所视高考升学率为生命的中学一样，这所位于广东省的学校长年实施一项规则：按照前一次考试排名安排考场座次。自2004年入学之日起，一个眼镜片厚如瓶底的瘦弱少年长期徘徊于这一评判体系的末端，在他的描述中，这是要向应试教育宣战：语文考试只写作文；英语考试用中文答题；历史考试填空时，反面人物一律填上班主任的姓名，反之则代以自己的名字：孙宇晨。

这并未阻碍他显露出远超常人的成功欲望：有朝一日，我必须出人头地。旁人埋首题海时，他手握钢笔端坐于图书馆中，自视拥有不世出的写作才华，意欲以此改变命运。手不释卷的范本是王小波和李敖，更现实的偶像则是年少成名的韩寒——他决心复制韩寒的道路，为此精心研究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文风，写出多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投往上海，意图增加合乎评委口味的几率，“一定要赢”。如此连投3年，却从无回音。他心生绝望，转身攀上曾无比厌恶的应试教育的大树。

多年之后，25岁的孙宇晨坐在位于北京东三环月租高达18000元的家中，回忆起当年往事，露出胜利者的微笑。交谈过程中他不时挺身后仰，腰间的爱马仕皮带闪闪发亮。

点开百度百科关于他的词条，一串数不清的标签：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GPA排名第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锐波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中国90后创业者领军人物；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全球杰出青年；福布斯2015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首批学员中唯一90后学员……

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他自信爆棚，享受被关注的感觉。“我采访简直接到手软”。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证书和奖杯，略显拥挤的会议室墙壁上，贴满媒体报道他的版面。微信朋友圈里，马云、冯仑、史玉柱……他随时都在展示自己和这些商界大佬的合影。

他努力抓住每一个让别人关注自己的机会，乐于表达声名和财富带给他的巨大快感。7月初，他在微信朋友圈24小时内连转4次作为“90后创业新贵”登上《鲁豫有约》的消息。陈鲁豫在节目中问他：10年以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回答：我想做一个“三有”新人，有钱，有趣，有理想。

陈鲁豫追问：那你现在是几有？

他大笑着说：“现在已经是‘三有’了。希望10年后还能保持。”

孙宇晨，锐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时间回到八九年前，他讲述的高中生活的后半段是——高三时，他对写作之梦已然心灰意冷，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将此前投稿的三篇文章一字未改再次投出，却意外进入复试拿到一等奖，获得北大自主招生资格。从此他疯狂恶补，考入燕园。日后，这成为他反复提起的人生资本：“高三一年大逆转，从三本到北大。”

这个曾经自命不凡却前路迷茫的小城少年，人生以此为分水岭，踏上通往名利世界的快车道。但列车并非始终行驶在同一条车道上，轨道切换之迅速，转向跨度之大，让一些熟悉他的人感到愕然：

在北大读本科时，他是以抨击主流而闻名的“校园意见领袖”，登上《亚洲周刊》封面；赴美攻读硕士，注意力转向与专业无关的比特币投资，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回国创业后，毫不掩饰对金钱的崇拜，在一次演讲中高调喊出“我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赚了多少钱”。

2014年底，一位旧友时隔两年多与他见面，对他的巨大改变感到不适：“浑身流淌的不是血液，是鸡汤。他非常亢奋地跟我讲，想要挣到钱，就一定要对钱足够渴望。”一位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更是将他概括为“90后创业鸡汤成功学集大成者”。

曾经的偶像韩寒，已然变成他的嘲讽对象：“他显然跟不上我们90后的时代了，本质上还是太懒了，很不给力。自从生了孩子，基本可以被清出青年人的行列了。”

与此对应的是，几年前他还拒绝郭敬明操盘的“文学之新”写作比赛的邀请，嘲笑郭的作品是“一坨大粪”，现在却流露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情绪：

“很牛逼的资本家。他有一点跟我很像，就是他也很想要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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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地，孙宇晨向我讲起他从小信奉至今的行事原则：“一定要当第一。如果在一个领域当不了第一，马上换下一个。”

这一逻辑很早就开始支配他的人生。当演讲热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为了提升口头表达能力，他刚上小学就被母亲带到各种传销班听课；围棋热兴起，小学三年级只身一人到武汉学围棋；中学时，“.com时代”来临，他又投身于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但这些尝试都不太成功，他放弃了进一步努力。

及至2007年秋凭借新概念一等奖的20分加分考入北大中文系，他已将热情投注于追随韩寒的路径，频繁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小说，一度“觉得自己要成为当代韩寒了，文坛一霸的感觉”，可是反响寥寥。“韩寒也真是走了狗屎运，赶上《萌芽》最火的时候。到我写的时候，已经走下坡路了。上万字登出来没有任何动静，真心受不了。”他不再坚持。

很快，他于2009年秋季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交换一个学期。返回北大后，一位同学发现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以前那个总是一身运动服的“土包子”穿着时尚了，同时思想变得激进，以至于室友都难以容忍，气氛相当紧张。他开始频繁在社交网络上猛烈批评北大，随着时间推移，批评对象进一步扩展到更广阔的公共领域，言辞越发激烈。

他将这一转变归因于在香港接受了“思想上的成人礼”。“好比原先在一个清教徒世界，只能看到女人的眼睛，到这以后，哇塞，满街都是裸体！”在选修了一门《民主与社会》的课程后，他走上香港街头，参与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并在社交网络上直播经过。

但这仍是受到韩寒的影响。彼时，韩寒的写作重心由小说转为杂文，是新浪博客上最耀眼的明星，言语辛辣，讥讽主流，粉丝数以千万计。

“你就那么想成为第二个韩寒？”我问他。

“不，我比他更牛逼。他是转化普通民众，我可是转化北大学生。转化一个顶他10个，意义是他的10倍。”

如此高调张扬的风格，贯穿他在北大的4年。在这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传统的学校里，学生们对他评价不一。有人视其为“少数不平庸的北大人”，也有人说他“不过就是想红”。还有人虽不赞同他的具体观点，却也表示“一百个孙宇晨，总好过一百个沉默者”。

他组织地下沙龙，邀请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北大附近的咖啡馆交流。一次活动被国安人员阻止后，他希望组织能够“正规化”，向北大团委申请注册“西学社”，但成立仅三天就被校方解散。此后，他的各种网络账号成为校方重点监控的对象，常被禁言。

他主动为自己再添争议，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北大学生会主席。在很多人眼中，这不可理喻，因为学生会正是他过去百般嘲笑的对象。“美其名曰学生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晚会承办机构嘛。”

当我将这个疑问抛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因为瞧不上它就不加入它，那它不一直是老样子吗？要放下节操，融入进去，才有改变的可能。”

这位参选人不乏坚定的支持者。北大社会学系2010级研究生薄然之所以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考入北大，是因为“北外学生普遍缺乏见识”，而孙宇晨正是他所期待的在北大遇到的那种有见识的人，“很棒，很牛逼，眼界非常宽，看的东西特别高、特别远。北大学生就是应该想大问题。”

薄然认识孙宇晨时，正是孙投身选战期间。他回忆，孙宇晨在一次饭局上分析，当选后可以认识更牛的人，做更牛的事，一步一步向上走，比如可以通过共青团系统的路径，一路成为省部级大员。

竞选一事历经数月，孙宇晨曾向外界宣布已经攻下半数以上票仓，却没有出现在竞选现场。他后来反复讲起一个故事：竞选的几天前，校团委工作人员将他“监禁”了十几个小时，逼迫他退选。但质疑者视之为“赤裸裸的作秀”，因为按过去的经验，所谓独立候选人绝无当选可能。“先高调参与一件明知道不可能成功的事，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迫害的形象博取眼球。”他的一位师姐分析说。

薄然当时是坚定的“挺孙派”，现在他认为自己可以给出中性的评价：“不要妖魔化他。就是一个很热血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但他绝不是傻乎乎的热血，而是很精明的热血。”

一个颇有意味的事实是，在对自己身处的体系冷眼批判的同时，这个年轻人也总能从中巧妙获取想要的东西。大一结束时，他从一年前梦寐以求的中文系离开，降级转入历史系。他的朋友章闻韶认为，这是因为在中文系不好出头，再怎么努力，排名也就中上等。

孙宇晨则自称转系原因是中文系“课程设置畸形”、“气氛太左”，而转往历史系，是听从了当时的精神偶像之一钱理群教授的建议，“史外无学”。但他也承认，在历史系容易获得高分。及至本科毕业，他的绩点在历史系排名第一。

一次午餐中，他花了大约半个小时，向我“传授”通过何种技巧排名第一。心得之一是：“历史系的课考试占的分数少，论文是大头。跟老师多交流，关系熟了，正式交论文之前先让他看一下，提点儿建议，我再改改。你说分数能差吗？”每选一门课，他一定要拿到老师的手机号和邮箱，“出了事至少能找到责任人”，他嘴角翘起，伸出四根手指：“我的印象中，至少有4门课原本在85分以下，问老师以后，改到了85分以上。”

他忍不住得意，“我简直可以回北大开一门绩点学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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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的竞选失利，“想在体制内努力，结果没成功”，于是，“做不了第一就换个领域”的信条再次主导他的行动。

彼时，微博正崛起，公共讨论空间渐有兴盛之势，“大V”、“公知”成为舆论场最风光的人群，孙宇晨渴望跻身其中。“觉得还是该大声疾呼救中国”，他模仿胡适开设《每周评论》，发布于人人网，并主动将文章发送给一些媒体和知识界人士。很快，他得到了《南方周末》的实习机会。

实习期间，他的精力大多仍放在撰写《每周评论》上，只是结尾多出一行落款：“孙宇晨于《南方周末》新闻部。”点击量随之飞涨。一位与他同期在南周实习的媒体人回忆，有报社领导曾提醒他去掉这条落款，“但是没什么效果”。

当时在人人网上风靡一时的网络周刊《北斗》经常选用孙宇晨的文章。“我们那批写文章的人，水平未必比孙宇晨低，但要论抓眼球，没人比得过他。”一位《北斗》的撰稿人回忆说。

几篇文章或许可以反映孙宇晨当时的写作思路与风格。甘肃舟曲泥石流遇难者哀悼日，他撰文批评政府漠视人性与生命，公信力丧失，文章标题概括了他所理解的国人心态变化：《谁不捐款谁傻逼——我不捐款我傻逼——我捐款我傻逼——谁捐款谁傻逼》。另一篇讽刺政府“反三俗”行动的文章，标题则是《郭德纲苍井空我全要了！》

类似文章在人人网上被疯狂转载，评价两极。每当他发表新文章，总有人当作哗众取宠的笑料转至北大未名BBS的Joke版。“孙宇晨是不是傻逼？”曾是一些北大学生挂在嘴边的一道“检测三观”的测试题。但在一些支持者眼中，“不管动机如何，起码他是一个行动者。”

为使文章受到更多关注，孙宇晨形容自己当时“疯狂加人”，在人人网上发出上千个好友申请，其中很多人与他价值观相反，“照着学生干部名单挨个加”。“很多骂声是我自己招来的。认同你的人看了无非爽一下而已，重要的是转化反对者。”

然而他仍然经常为影响力不够而苦恼，希望文章可以在更大的公共空间引起反响。很快，他如愿以偿。

2011年3月，媒体报道说，北大将于当年5月起在全校范围内实施一项针对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等十类“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有针对性地制订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思想偏激”的字眼引起了孙宇晨的注意。他接连发文：“罪恶的北大会商制度终于被曝光了，这是一个旨在将全面控制学生制度化的残酷设想。”“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呢？”

舆论一时大哗，关于“会商制度”的讨论演变为一场公共事件。争议声中，他的知名度急速上升。2011年7月，他和当时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的蒋方舟一同登上《亚洲周刊》封面。二人的照片上方是两行大字：“中国90后精英互联网下的蛋”。

以蒋方舟和孙宇晨为封面的《亚洲周刊》

时隔4年，当时撰写封面文章的香港媒体人张洁平向我回忆，起初的操作思路是写人人网上的自由派大学生群体，而非孙宇晨个人。但由于时间紧张，调整为写一两个比较有名的代表性人物，带出整个群体的故事。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见刊文章不是常见的第三人称叙事，而是孙宇晨的自述。这是张洁平有意为之：“我不希望我的叙述被他本人的论述绑架，但又很难细致辨析处理，所以就让它原汁原味呈现。”

在采访过程中，她对孙宇晨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不害羞”。“我是80后，我们这一代人在跟别人谈论自己优点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儿难为情。从他身上你看不到这一点，他会一直跟你讲自己是多么出色。”

杂志发行后，孙宇晨的反应似乎印证了张洁平的印象。他将自己人人网的用户名改为“孙宇晨|亚洲周刊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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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位年轻的批判者本可以像这样一路意气风发下去。他没想到，自己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冲击，留下的痕迹至今难以抹去。

2010年底，因为感到自己存在被学校开除的危险，他申请提前一年从北大毕业，并于2011年秋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专业。到达美国大约一个月，他就参照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办起网络杂志《新新青年》。然而半个月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沈诞琦在人人网上发表长篇日志，指责杂志中孙宇晨所写《老兵不死，一九四九》一文系抄袭她的文章《一九八九的一百万》。她将两文相似之处一一比对，要求孙宇晨公开道歉。

事件迅速发酵。“留学生孙宇晨陷‘抄袭门’曾为《亚洲周刊》封面人物”的标题见诸报端，对他的批评声此起彼伏，绵延多日。

“那一次算是把我彻底打蒙。”孙宇晨回忆说，那是他人生中最恍惚的几天。慌乱之中，他拔掉网线，和外界切断联系。他的朋友章闻韶甚至一度以为他已寻短见。

失联数日后，他在人人网上发表长篇声明《我的最终回应》，否认抄袭，称两文只是风格相似。但这并未起到他期望的效果。北大未名BBS上，批评此文的帖子冲上“每日十大话题”第一，至今保存在Joke版精华区内。即使此前对他示以理解和支持的一些人也不再挺他。一位曾与他走得很近的《北斗》撰稿人说：“如果这都不算抄袭，那世界上就不存在抄袭了。”

4年后与我谈起此事，孙宇晨依旧否认抄袭且言辞强硬。“我当时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当时是不管的。现在回头来看，也没什么好后悔。”

“I got fucked.”他觉得归根结底，自己当时还不够强大，别人才敢那么对他。

从那时起，他在人人网上保持沉默，直到如今。《新新青年》，这本他希望“延续《新青年》传统”的网络杂志，也就此终结。

沉寂一阵后，他的热情又一次转移。当时同在宾大就读的北大英语系2007级毕业生林坤观察到，孙宇晨从第二学期起开始一系列行动：选修沃顿商学院的课程，加入投资协会，参加投行、基金公司的实习面试。

此前，北大邀请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作为校友代表在毕业典礼上演讲时，孙宇晨批判说，这是铜臭气玷污了象牙塔的纯洁。一位他曾经崇拜的“学术大牛”毕业后开始经商，他痛斥对方犬儒主义，双方决裂。2011年马云开通微博，一个星期内多了上百万粉丝，他莫名其妙：这人是干吗的？

对于这“180度大转变”，孙宇晨给我的解释是：他在美国读到女作家安•兰德的著作，经受了“一场价值观的洗礼”。

“我以前觉得搞文史哲的人是最高尚的，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到了美国发现完全相反。”一次晚餐中，他花一个多小时向我讲解安•兰德如何颠覆他的观念。简而言之，企业家才是整个地球赖以转动的核心，人赚钱越多，越崇高。“我以前觉得商人都是有罪的，是下等人。现在反过来看，中文系、历史系那些人，你那些破书不读，又怎么样？世界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在北大的时候以为东亚研究这帮人牛得不行。来了美国才发现，简直就是自说自话，写东西根本没人看。”他拜访曾经的偶像、著名学者余英时，从聊天中得知，像余这样的学界权威、终身教授，一年薪水也不过八九万美元，而一个进入高盛的年轻人却可以赚到两倍多。

“完全边缘化，没人搭理的感觉。”那一瞬间，他告诉自己决不能走这条路。

而在一位当时和他联系频繁的朋友眼中，他的转变有另一种解释：“抄袭事件是转折点，宣告他在原先圈子里的信誉彻底破产，那条路走不通了。这也让他意识到，自己得有更强大的、能靠得住的力量，那么钱就很自然地浮现了出来。”

他一门心思迈进商界，尝试各种门径。先是和一群留学生注册公司，制作视频节目《留美三人行》，收益寥寥，抽身而出。申请到数十家金融机构实习，又悉数落选。屡次碰壁后，他将原本一年的硕士项目延期一年，备考法学院，寄望于成为律师，迈入华尔街。

留美期间他经济上一度极其窘迫，又缺乏打工挣钱的路子，于是抱着“看能否认识一些美国有钱人，借我点儿钱”的心态，加入宾大投资协会。一年之内，他敏锐地置身于新的风口，先买特斯拉的股票，后炒比特币，声称收益达七八十倍。这成为他此后多次向媒体讲述的又一段传奇。至于具体金额，经我再三追问，他的说法是上千万元人民币。

他所讲述的留美故事的结尾是，投资比特币过程中，他感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潜力，决定投身其间。虽然为了申请法学院他备考了整整一年，但最终放弃，转而回国创业。

我问他为什么舍得放弃，他的逻辑听起来有些耳熟：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终究还是太边缘。你融不到最核心的那个圈子里面。只有回国，我才能赢。”

5

6月的一个下午，孙宇晨接受央视网专访。记者问：“作为90后创业者的领军人物，你怎么评价中国现在的创业环境？”

他微笑着说：“中国的创业环境是世界上最好的创业环境，没有‘之一’。”

2014年底，这位曾经的批判者在《财经》年刊中写道：“90后所成长的二十年，恰恰是中国最好的二十年。”他呼吁90后“成为上为国家贡献赋税，下为社会提供就业的创业先锋，这才是历史的原动力，推动中国进步的正能量”。

“小孙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变色龙。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习惯于倒向力量强大的一方。”一位认识他的知识分子难掩愤怒。

当我将这些话转述给他，他反驳道：“话也不能这么讲。因为我创业打交道的都是经济口官员，这些人我觉得思想开放程度是惊人的，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也不是政府做什么都批评，那叫无脑黑。邓小平‘九二南方谈话’对国家发展不是大好事吗？现在政府鼓励创业，按我的理解就是二次南方谈话。”

如今，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创业是气势汹涌的时代热潮。站在时代的风口，他感觉美妙。“很多时候是时势造英雄，把握趋势很重要。”

2013年底，他加入位于硅谷的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RippleLabs。他反复向媒体描述，Ripple在他眼中比比特币还要神奇，“这是一套由价值网络支持的去中心化的支付体系，可以让不同货币自由、免费、零延时地汇兑”。一个多月后，他以Ripple Labs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的身份回国创业。

在向一家创投基金寻求投资受挫后，他迅速找到著名的IDG资本，成立锐波科技。他认为之所以能搞定IDG，一是IDG是Ripple Labs的股东之一，投他顺理成章；二是IDG当时在投资圈里率先打出了“90后创业者”的概念。

拿到投资后，他被拉入IDG的90后创业者微信群，起初只有三四个人，后来很快增加到三四十人。这让他意识到，一场“90后创业热”即将兴起，而自己应当站在浪潮的最前沿。

为此，他聘请了一家著名财经媒体集团的高管担任市场副总裁，专门为他打理公关事务，主打“90后创业领袖”牌。拜会各大商业媒体，寻找论坛演讲机会，成为他当时的头等大事。

不久之后，IDG宣布设立“IDG 90后基金”，规模达1亿美元。面对媒体“这是意在炒作”的质疑，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宣称，90后创业者的时代已经到来，投资和支持他们是抢占行业先机和制高点。

在IDG力推下，“90后创业”的概念迅速攻占各大报刊，孙宇晨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宇晨的PR（公关）能力简直强爆了。”现在已经是他助理的林坤说。他在各种论坛以及媒体镜头前高调宣讲：“90后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90后必将颠覆世界”、“我们不跟对手在同一维度竞争，战胜你，但与你无关。”

一位90后创业者将孙宇晨的自我推广形容为“滚雪球”。“IDG的投资，媒体的不停报道，其实都起到为他背书的作用。这种背书越多，人们越愿意关注他、相信他。他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

眼下，他最自豪的是入选马云创办的创业者培训营“湖畔大学”，并且是其中唯一的90后。刚一入选，“马云最年轻的门徒”就出现在他的百度百科词条里。在一档视频访谈中，他称自己与马云“相见恨晚”。“我跟马云一聊，就感觉有很多共同话题，哎呀，大家一下感觉就很铁。”

光鲜的履历为他赢得拥趸。5月底，一家留学服务机构邀请他在线分享创业心得，500人的微信群瞬间爆满，临时增加为5个群。

但一位投资机构人士将孙宇晨形容为“一个成功的创业演员”。“比方说他本来是100分，精心包装成1000分的样子，只要这个1000分的泡沫不戳破，他就可以在市场上找来1000分对应的资本和行业地位。一直这样玩儿下去，等泡沫吹得足够大，圈到足够多的钱，再去市场上收购一个真正靠谱的公司，这个资本游戏就算玩儿成了。”

“其实你们媒体也是游戏的参与者。媒体打造明星吸引眼球，读者也乐于看到这种励志故事，大家各取所需，完成了一场共谋。”他对我说。

面对“精心炒作自己”的质疑，孙宇晨的解释是：必须这样做，公司才能生存。“我们这种初创公司，说白了还是太low嘛。只能靠老板狂出台，狂做PR，才能吸引投资者注意，不然我们靠什么跟大公司们拼？ 3个月没动静，就被干死了。PR在我们这儿就是跳动的心脏，时不时就得蹦跶一下，不蹦就死了。吃相是很难看，但是没办法。”

“只要投资人不介意，我就不怕（这类批评）。会介意吗？不会。我这是用很低的成本推广了公司，投资人当然乐于看到。”

他觉得自己如果做错了什么，那也是公关还不够强。在求职节目《非你莫属》里，他是最年轻的“BOSS团”成员。他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录一期要5万块呢，我除了第一期，后面的出镜率都不行，挺浪费钱的。”在他看来，这档节目名为选手求职，实为BOSS们的角斗场。“全是人精，企业不一定做得很好，抢镜个个一流。全是职业演员啊，我这半职业半业余的，其他场子上还能勉强，在这儿真是抢不到几句话。”

对孙宇晨的另一类批评是，高调从事公关，公司经营却缺乏实际进展。我向几位互联网金融人士征询对锐波科技的评价，他们的一致回答是，无法评价，因为看不到实际产品。

孙宇晨对此的回应是：“对我们也不能太苛责。Google当年做了六七年都还没做出什么来，我们还不到两年，你要怎样？”

6

时间回到2007年1月的一个夜晚，16岁的孙宇晨站在上海外滩街头，浦江对岸高楼林立，巨大的霓虹灯闪烁不停，他心中暗暗起誓：“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在大城市混。”

为参加新概念复赛，他第一次到上海，第一次接触散发着名利气息的大都市，“你会觉得在这种地方，你想要什么都有可能得到。”从那天起，他决心一定要逃离“城乡接合部一般”的惠州。

他从不掩饰对名利远超常人的强烈渴求。财富或许是次要的，但一定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哪怕是在朋友圈发一条信息几分钟没人回复，他也会焦虑不已。“我这个人真的无法忍受寂寞。我衡量一件事是否要做，热不热闹很重要，一定要有人搭理我。哪怕是骂我呢！”

他将这一性格的源头归结于他的童年，他的母亲。

1990年7月，孙宇晨出生在青海西宁。4岁时，举家离开偏远封闭的西北，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他们本想落脚在广州或是深圳，却未能如愿，在珠三角的各个城市间辗转接近一年，定居在惠州。母亲成为《惠州日报》的记者，父亲进入惠州市规划局。

初到惠州的一两年，孙宇晨记忆最深的是财富的匮乏。广东的夏天潮湿闷热，家里没钱装空调，他热得难以忍受，每天傍晚拉着父母去逛有空调的友谊商店。晚上9点半商店关门，他抱着店里的柱子，哭闹着不肯离开。

夫妻关系中，母亲是强势的一方。她的父亲曾是西宁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但在孙宇晨出生不久就早早去世。搬至惠州时，家族曾经的光彩已经褪尽。母亲将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反复训导他一定要做第一，要成为社会中的强者。

孙宇晨8岁那年，聂卫平的弟子常昊成为围棋世界冠军。他在杂志上读到这个故事，希望成为第二个常昊。母亲立即做出决定，将他送到武汉一所教授围棋、由聂卫平出任名誉校长的私立小学。

他从此意识到人生残酷。“那么小的年纪，去武汉一个人都不认识。四十多人的大宿舍，每天晚上都想哭，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头捂在被子里，一点点儿地哭，一个小时才哭完。”

孙宇晨 《智族GQ》 photo/吕海强

按照围棋圈里的行话，希望成为职业棋手的孩子，被统称为“冲段少年”。这是场惨烈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高考。学了3年，他冲段失败，情绪消沉地返回惠州。

迎接他的是一个更坏的消息——回家后他才知道，父母早已离婚。“晴天霹雳。学围棋那3年是难熬，但心里想着总还有家可以回。结果连这个念想都给打碎了。他们还不是和平分手，后来还有一场大战。打个比方，两个大股东撕起来，公司能好吗？”

他曾无数次听到父母在他面前指责对方的不是，看到过父亲对母亲不停殴打，还经常在放学后，发现父母同时站在校门口，都想把他接走。为了逃避痛苦，他将注意力转移到虚拟世界，终日沉迷于网游，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后来，母亲远嫁意大利，父亲仕途受阻，还肩挑照应父母及兄弟姐妹的重负，长期郁闷酗酒，对他不管不问。他住进寄宿学校，父子间越发淡漠。“对我来说，小学三年级以后，就没有体会过家的滋味了。我后来总结出一句话：我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家。”

母亲的训导让他建立起对出人头地的向往，爱的缺失让他渴求被人关注。一位和他熟识的投资机构人士说，他和很多90后创业者不一样——别人是出于对事情本身的兴趣，而他一路走来，是靠对声名的渴望驱动自己。“他很缺乏安全感，希望时刻有东西支撑自己。所以名气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对他来说变成必需品。”

他害怕衰老，害怕让人觉得他状态疲惫，为此他极度在意形象。2014年底，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英俊，他做了近视眼激光手术。为了保持体形，除了躲不开的应酬之外，他强迫自己只吃蔬菜沙拉。他喜欢露出明晃晃的奢侈品LOGO，“它们可以很直接地告诉对方我的实力，告诉他你可以跟我谈。”

他眼中的世界，除了成功，就是失败，没有中间地带。他希望自己始终是站在时代浪尖上的弄潮儿。“这是一个按了加速键的时代，我绝不能被甩在后面。”

他觉得自己不能无所事事哪怕一秒钟，否则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为此他要求自己“7×24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他可以凌晨6点下飞机，8点出现在采访现场，“没人能看出我一夜没睡。”

这直接导致他和一任女友分手。“每到公共节假日，她就要我陪她出去旅游，我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你觉得那个地方好看，你找一个视频看看就好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现场呢？这能为人生创造什么价值呢？”

“别看我现在好像挺不错，其实我一直很焦虑，幸福感一直不强。总觉得还不够成功。”他皱起眉头，表情紧绷。

我问他：“也许有人觉得，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成不成功，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不用那么紧张。这样的人生不也很好吗？”

“我一定要反驳一下。”他用手掌拍打桌子，不停摇动手指，面孔涨得通红，声音越来越大。“怎么能够自欺欺人呢？绝对不能允许这样，太不严肃了。成功当然要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你没有达到，就是不成功。自己再怎么爽，都没有用。就这么简单。”

吵吵闹闹的咖啡馆突然闪过了几秒钟的安静。不少人扭动脖子，将目光投向我们。他的眼睛紧盯着我，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眼神。在那一刻，他看上去严肃极了，像在表达一个真理。

（实习生周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首发于《智族GQ》，网易“人间”已获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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