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三十年

干爹干娘

我是在2002年冬天做玉石生意的时候认识我干爹孟晓程的。他喜欢和田玉，也喜欢摄影，跟我很投缘。他每次来和田都送我胶卷，还有和田买不到的反转片，一箱一箱的，我也给他留最好的石头。

就在我陷进赌博里迷茫的时候，孟晓程夫妇到和田来了，他们是塔里木电视台的，这次来拍纪录片，就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拍纪录片做摄像。我一口答应了，

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爸十分支持我，还叫我怎么对他就怎么对孟晓程，干爹就这么认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和田，跟着他们夫妇俩去了库尔勒拍胡杨林，这一待就是一年半。干爹干娘一个是摄像，一个是导演，他俩不光教了我很多技术，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最让我感动至今的还是他们给我的包容。

干爹这个人话不多，他就像父亲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关心我的一切，包容我的所有。《森林之歌》拍完了，干爹回北京前问我有什么梦想或者目标，我说我想上大学。我爸再次尊重了我的选择。2006年8月23日，干爹带我来到北京，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就这样，我离开了那个刻下了我21 年“混世魔王”历史的家乡和田，离开了新疆，洗心革面，迎接我之后在北京，真正在内地的生活。

在新疆那20 多年，我就像井底之蛙，没人能让我审视我自己，只有我撞别人的份儿，没有别人碰我的机会。但从新疆出来后，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被生活上的种种撞了一遍，每一天都有思维上的碰撞，边撞边学，边学边成长。如果没有那些酸甜苦辣，没有那些无私地帮助我、爱我的人，我今天也站不到这个位置，干不出这些成绩，做不了今天这个库尔班江•赛买提。

在跟干爹干娘去拍《森林之歌》时，碰撞就开始了。我那时候脾气还没收敛，看见不顺眼的还是爱嘲讽、耍脾气，拍摄的时候根本就是捣乱，跟信仰有关系的都不让拍。干爹干娘都让着我。同行的还有位唐学彦老师，虽然很看不惯我的言行，但还是一直用开导的方式教导我。但有一次，我对司机大哥一顿嘲讽，从来不骂人的唐老师终于忍不住臭骂了我一顿：“不懂事、不包容、没有胸怀、不懂得尊重别人、干不了大事儿……”这事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2005年10月28日，我爬到拍摄基地的宾馆楼顶，想跳楼自杀。我还买了包烟，那是我第一次抽烟，冒了几口，然后往下看，“脑补”了一些画面：从十层掉下去脸会朝上还是朝下？地上的钉子会不会扎进我脸上，死得不好看？想着想着就怕了，这时唐老师的训诫回荡在耳边，我幡然醒悟：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出人头地，痛改前非。从那之后，我开始虚心接受任何人给我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也慢慢学习如何改变自己。我一直觉得，是唐老师把我的心魔骂碎了。

态度的改变带来了质变。之后的拍摄过程中，“学”就是我的态度。有时候我非常玩命，为了拍到更好看的画面，甚至做过一些很危险的事情。虽然为此干爹干娘没少吼我，但他们看到了我好学的态度，也更加全心全意地教我

自学成才，苦干成功

我本来可以在传媒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拿到文凭，但到了大兴的校区，我发现那里没有我想要的大学氛围。于是我找到了毕根辉院长，跟他申请去学校本部听课，课余自学，放弃远程教育学院的学位。他没有立即否决我，而是说过去有过这样的学生，但因为自学和自控能力不强，学业也就荒废了。我向他保证自己没问题，他就帮我安排了没有学位的旁听生资格，还安排我和本科生住在一起，现在想想，一个老师的决定可能影响一个学生的一辈子，我对毕院长至今仍心存感激。从此，我对这个学校有了信任。

在一个开放的学府，学籍问题没有成为我的障碍。那几年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一说“阿江”同学们就都知道是我，我和三个室友也成了好哥们儿，大家彼此都非常尊重。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的课我甚至追着听了好几遍，有的老师都烦我了，因为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作为案例要放的片子我都门儿清。其实这是因为我汉语基础不好，必须听好几遍才能懂。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笔记，一共七八本，上面汉字、拼音、维吾尔语相互夹杂。

我的思考角度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在新疆，我离拍摄对象非常近，角度比较单一，所以大部分都是单张的风光人文大片。但在大学的这几年，我跳出来看新疆，才发现这是个巨大的画板，有那么多角度让我更好地理解新疆。我这才发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用很多年沉淀的图片故事，去看待问题、变化还有发展。

半年后我回到和田，去了喀拉古塔格，也就是黑山村。小时候我妈就总吓唬我说：“不好好读书就把你扔到黑山去！”初恋女友的父亲也跟我讲过很多他在黑山做医生时的见闻，让我觉得那地方很神秘。再加上纪录片《新丝绸之路》里那个黑山村的镜头，我便决定去那里看看。

库尔班江一行在喀拉古塔格

20个小时的车程，7小时的步行，落差1000米，近乎垂直的82道弯，宽不到半米的小路。我险些掉下陡崖，要不是我死死拽着毛驴缰绳，带路人赶忙把我拉上来，我就被乌鸦和秃鹫瓜分了。我在黑山村拍下了人们淳朴生活的影像，拍下了那些独特而纯净的眼神和表情——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干净美好的。我明白我应该用更宽广的眼界和胸怀拍摄新疆，用汉语介绍新疆，介绍给更多的内地人。回到学校后，我办了黑山图片展，并招募志愿者去黑山村。这么做也是为了交作业，其他同学都由老师布置，我自己给自己布置。老师喂完你知识，你还得把它消化了。我跟毕根辉院长和张雅欣老师一说这些想法和策划，他们非常赞赏，还慷慨解囊支持我。

2007年寒假，我带着海选出来的6个同学去了黑山村。虽然在家都是宝贝孩子，但他们一路上都没叫苦，还拍回了纪录片《喀拉古塔格日记》。我们在黑山村成立传媒大学阳光书室，放满了我们购买的书和文具。回来后，我们在各大高校巡回举办新疆文化主题图片摄影展，并放映纪录片，拿了很多奖。看过纪录片和图片展的学生们又捐了更多的图书和文具。其实最开心的还是我的老师们，他们一直在支持和鼓励我，在策展办展的很多问题上给予我帮助，还帮我联系了平遥摄影展等活动。同学们也都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互相合作。这些让我从与别人在性格上碰撞，慢慢变成和别人在思维上交流，不断刺激我产生新的想法。是大学给了我发挥的舞台，我得到了认可，这让我为之自豪。

毕业的时候，干爹已经从纪录片行业退居二线，全心干起了玉石生意，而我改行做起了“电视民工”——我俩调了个个儿。干爹为了给我找新的师父，盯上了央视拍纪录片最牛的摄像王路。干爹没事儿就去找王路，有机会就提我名字。王路爱喝酒，为了让他收我为徒，干爹不会喝酒也硬陪他喝，喝到王路没脾气了，我这才进了师门。

陈晓卿是王路的师父，我顺理成章地叫他师爷。早在参与拍《森林之歌》的时候，陈晓卿就已经对我有了印象。在干爹干娘以及陈晓卿的帮助下，我在《见证》获得了摄像助理的职务，后来我又跟着他们拍了《好运北京》《岁月山河》《生者一年间》。

进入2009年，我的摄像事业停滞了，什么活儿都没有，“家里蹲”了一年，收入全靠干爹和自己倒玉的那点儿本事。清闲的状态让我急躁，连师父都打击我，说我放着和田玉的大钱不挣，非来干纪录片。当时我觉得纪录片是不是跟我缘尽了，甚至想到了放弃。直到那年年底《时•光》开拍，导演肖崴（本书封面我的肖像的拍摄者）、总摄像王路、总录音杜晓辉，还有我这个摄像助理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才又回到学习和工作的状态。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都处于高速运转的工作模式，再没清闲过了。

《时•光》让我在摄影方面的思维有了彻底的转变。片中的主人公是20位摄影师，他们在中国纪实摄影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同时对中国的社会变迁有着较深的理解和展现。一下子能和这么多大师面对面，这是何等的幸运！我和这20位摄影大师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是个行动力很强，甚至是过强的人，就像小时候想干啥就干啥，现在在工作上，也是想到一个点子、策划或者项目，就马上动手。在很多人看来，这有些不理智，我也确实因此经历了很多起伏，甚至会走向极端。但事实证明，行动会自动给思维纠错，而且我身边有这么多老师，他们对我毫无保留，总是提出特别好的建议和意见，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灯塔。话说回来，“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指好路了，我一定要把油门踩到底，奋勇直前，做到最好，因为我不光代表自己，还代表了新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