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级创业者的生生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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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时候，李一凡已经把国内最顶尖的手游发行公司都去了一遍，他的上一份工作是滚石移动游戏北京分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一个行业做到一个阶段，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可以承接你了”，这是众多手机游戏从业者创业的理由之一。他家住在望京一栋暗红色的高楼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偶尔会看着对面建起的那座醒目的银灰色办公楼，莫可名状的，有一天，他暗暗告诉自己：之后创业了，我要把自己的面馆和公司都开在这里。

这座办公楼由三座椭圆形的高塔组成，最高的一座达到200米，外墙上布满粗细不一的白色铝板，在阳光的折射下，带给人山峦的暗示，你也可以认为，那里竖着三个蛋壳。有人赞叹它的“性感”，有人诟病它华而不实。比起获得国际建筑奖的的设计师扎哈•哈迪德，地产商潘石屹在中国显然更出名，这位“望京第一高楼”的操盘者积极站台，力促望京SOHO成为全北京创业团队密度最高的区域。

望京SOHO似乎是一夜之间长大的，圣耀互动的CEO刘皓雷在2015年1月第一次过来看房时，这附近还非常冷清，他只觉得里面弯弯绕绕特别多，东一个柱子，西一个柱子，却没有哪两个房间结构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后来他还用了一个比较个性的方式看房——找几个朋友一起偷偷潜入玩“撕名牌”。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这里已经“热闹得像个集市。” 手游行业的整个产业链都在此聚集，外面的同行进来，甚至会顺便扫楼——把三座塔中的所有同类公司拜访一遍，而这最少也要花去一天时间。

夜晚的望京soho外景 （CFP photo）

网络金融、O2O、手机游戏、文化传媒等，这些行业共同构成着望京SOHO的喧嚣，刘皓雷形容这种情况是“势在聚集”，也有人说这是创业者之间的“抱团取暖”。让他有这种感觉的，第一次是在中关村，而第二次就是在望京，“中关村已经有些式微了，那里留下的都是老牌的互联网公司，但对新兴公司的容纳力有限。”而望京就在这时候异军突起，向创业者抛出橄榄枝，众多种子用户（比如触控科技、陌陌、百合网）先后入驻望京SOHO，政策、氛围都很带劲，让这里第一时间成为了创业的热土。它应时而生，就如同三只专门孵化这波创业梦想的蛋。

李一凡印象很深的，就是在2013年5月上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黄晓明扮演的成东青就是在这里，搬着梯子、戴着手套，一盏一盏地拧熄电灯；望京SOHO出现在尽可能多的影视作品里，也曝光于所有社交媒体和朋友圈。许许多多年轻人，对这组“巨蛋”体现出异乎寻常的迷恋。就在今年，一名建筑学院毕业生有计划地避开所有保安和监控，爬上了望京SOHO“性感”的小塔尖，360度展示了峰顶的景色，为此他提前一个月开始进行两倍于平时的跑步锻炼，精确测算了内部桁架的高度和密度，以及立面的外挂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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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房产中介的张洋，最熟悉望京SOHO的历史，他清楚记得许多事情，比如租金的上升曲线，比如哪些公司聚集于此，哪些人来了又离开。2014年春季，周边满大街都是中介公司，张洋的说法是：“只要不傻，大街上转悠一圈儿都能签单。”那是房产中介的疯狂时期，创业的风潮无差别地席卷，“大街上碰到10个中介，8个是老板，2个是合伙人”，一年时间里，超过八成的中介公司被淘汰，而36万平方米的办公区间达到九成出租率，大约只用了9个月。

此时的望京SOHO，房租大约每日每平米8.5元，SOHO 3Q则是一个桌位每周1000元上下，高房租让许多创业公司难以承受，但它的标志意义则对求职者极具吸引力。

在望京SOHO随便找个小店坐下，你会感到改变每天都在发生。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有故事，塔2五层的“北漂食堂”里，邻座就着一碗“北漂屌丝面”和“潇湘臭鳜鱼”的人在讨论B轮融资与人工智能；下沉广场商业街里的“小面1929”，是重庆大学的几个校友众筹所开，这已经成为常见的集资方式；手机电子支付基本上实现了商铺的全覆盖，没有现金，丝毫不会影响人的衣食住行；而一楼的“西少爷”做活动期间，曾经有人为了免费的肉夹馍，最终做了上百个俯卧撑；不久之前这里还有个美丽的姑娘开着粉红色跑车送果盒，却已经无法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因为在这片每天都在成就他，或者摧毁你的土地上，就连卖一碗米粉，都得标榜自己有态度。

每个工作日的中午，三座塔里的“塔民”们陆陆续续出门吃饭，中间的广场就变成了一个浓缩的竞技场，这里挤满了来望京SOHO做地面推广的工作人员，以及被他们吸引而驻足的人流。望京似乎是创业公司的最佳试验田，也是需要争相去抢夺的高地，概念花枝招展，创意层出不凶。比如PP大巴（提供定制大巴和班车服务）就把最多的线路开通在这里，《煎饼侠》剧组也专程过来给路人现场摊煎饼。中午在广场上溜达一圈，手机扫一扫，你可能得到的东西从一瓶饮料，一个转笔刀，到一次美甲，一套按摩。这还是只是“正常”的时候。“不正常”的时候，“竞技场”真的来过一群身着斯巴达装束的“角斗士”，半裸的国外男模，一水儿的平角裤和棕色披风，标配是6块腹肌，可惜故事的最后，大家只记得由于规劝无效，模特们被民警“强行制服”，却没几个人清楚他们推广的是怎样一款“甜心摇滚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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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这里人声鼎沸，亢奋的神经传染给每一个人，你听到活力、激情，和对未来的美好畅想。但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在敲击的键盘声，和彻夜通明的灯火，会透露出它的疲惫。

李一凡有时会一遍遍地翻看手机里的某个视频，他不满3岁的儿子在里面挥舞着小手叫爸爸，然后指着公司里的广告牌，牙牙学语。对这个为了事业一直在赶路的人来说，或许记忆中孩子的吻才是唯一的知音。

2月决定创业的时候，正是李一凡人生的低谷：告别之前的工作，也告别之前的生活。当时正是严重的雾霾天，他一个人回家过年，兜里揣着几千块钱，天灰蒙蒙的，人也像被裹在了雾霾里，最难受的时候，就像一尾阴天里缺氧的鱼。他突然来了灵感：大家都向往晴天，何不以“晴天”为名注册自己的公司，他的手游公司就叫美刻晴天。没过多久，他又在楼下2层物色了一家门店，给一直打算开的“长脚功夫面馆”做准备。朋友开玩笑：“你摊子铺那么大，是打算赚多少钱？”

他白天在楼上的游戏公司工作到晚上8点，下班后去楼下的面馆盯到凌晨3点，面馆里需要一面LOGO墙，但“长脚功夫面”的字是朋友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人家建议他用亚克力板复制上去，但他觉得那糟蹋了心爱的小店，就自己默不吭声地把字放大打印了，用壁纸刀一个一个抠下来，毛笔字的笔触里都是细节，等他终于抠完一个字，抬头一看，3个小时都已经过去了，但一切还得继续，他把抠好的纸样找准位置贴在墙上，2B铅笔沿着边缘轻轻勾勒出轮廓，再用小号的勾线笔蘸着墨水，一点点填色，整个过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李一凡在墙上“画”下面馆LOGO

然而即使没有雾霾，创业的日子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仍然像个笑话，他团队里的另一个成员，3月之前还是一家创业公司的企业法人，那人创业2年多，每月只给自己开6000块的工资，远低于这个行业的标准薪酬，“2年时间里，他做了5款产品，卖掉5款产品，但整个人却瘦了30多斤”，11万卡的热量，换算成运动消耗，相当于完整跑完48场马拉松。

创业最怕的不是忙，而是不忙。有一次，李一凡签了个300万的单，团队初期人手不足，于是只能推掉了其他工作全力做这一项，可临到打款几分钟，对方公司开了个会，项目忽然就不做了。“4月25号到6月份，大家都没有什么活儿干，但每个人工资奖金照发。当时工资都得借钱去筹，还得和员工说：后面合同都谈完了，钱都打过来了。”他连着一周跑到对方公司去和人理论，没有结果的时候，就买个卷饼蹲在马路边，默默一个人啃完，这时候也不想再说话。

这种“坑”俯拾即是，另一次，一家大型游戏公司的人找他合作一个项目，开出很傲慢的条件，李一凡下了狠心，不合作了，千难万险也要自己搞出来。他对朋友说：“我是创业公司，我饿；他们在上市公司领工资的，对钱和饥饿没有感觉！”

然后，他就真的用了不到两个月把东西做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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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社交电商平台need的创始人顾俊说，创业是一件苦嗨苦嗨的事儿，所谓苦嗨，就是“身体是苦的，精神是high的”。见面的头一天晚上，他和人聊到了凌晨3点，第二天早上7点，还得起床。他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却依然抱怨“脑子的速度跟不上。”顾俊微信的签名是“冷静思考，快速奔跑”，但他又补充了一句，“创业最苦逼的事儿，可能就是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

顾俊是个看起来永远元气爆表的年轻人，他们位于塔3B座的办公室里有专门的零食角，散落在各处的沙漏用来保持每一次会面的快节奏，卷帘上印着各种激情洋溢的口号，其中顾俊最喜欢的一句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真TMD太棒了（Damn that is awesome）。”

Need希望汇集各种生活梦想家，他们或许每年都要飞行十万公里，或许睡过全球2000多家酒店，可能到过世界上300个以上城市，也没准就待在家里，但对50个品牌的彩色铅笔都有着透彻的点评。顾俊说：“现在年轻人的购物太枯燥了，我希望能够改变他们对于购物的期待感。”

顾俊的办公室里放着酒，有时大家都离开以后，他就关了所有的灯，一个人静静地小酌。“你给别人带来正能量，但负能量是需要自己消化的。”他举了一篇文章里的例子，“人开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停车后在车里多坐一会，开着音乐，让自己放空。”顾俊有时甚至在车里坐一个小时，因为推开车门，“就要面对公司的压力或家庭的琐事”。他还喜欢骑摩托车，回去的晚了，一个人在凌晨空荡荡的大街上释放压力。“当机器带着人跑的时候，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你可以鲜明地感到与空气和风的接触，也就最直观地懂得，只要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出现严重的事故。这与创业何其相似。”

在夜晚骑行的顾俊

这条路上走到底并不容易，在望京SOHO，扩租与退租同时发生，房东带着租户看房的时候，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提起某间办公室的众多前任们，如数家珍地说起某某公司是做P2P的，另外一家是做小额信贷的，谁在这里租了才一个月就离开了，临走时吵着闹着想讨回点装修钱；又是谁发展速度非常快，来了没多久办公面积就不够用，最后去别的地方租了一整个楼层。这儿的房租从每天每平米四五块涨到八九块，只用了大约一年，早期低价迁入的创业公司，有的耐不住水涨船高的房租而搬离，有的顺利进入新一轮融资，烧钱烧的风生水起。

FIKAFIKA咖啡馆的老板Susie之前是一名通讯工程师，因为先生曾留学瑞典，有北欧情结，于是开了这家北欧风格咖啡馆。三座塔有十多家咖啡馆，一轮轮洗牌，FIKAFIKA都顺利地活了下来，在望京SOHO众多的咖啡馆中，Susie是为数不多会坐店的老板，也因此，那些发生在咖啡馆里的故事总是离她更近。

每周，大约有三四对天使投资人和创业者在这里会面，甚至有的投资人刚下飞机，来不及放下行李箱就直接赶来，绝大多数时候，是天使们对创业者的方案做各种提问，但也偶尔有那么一两次，是由创业者占据主动权。Susie印象比较深的创业者是个女孩，两个投资人费尽口舌，而临走的时候女孩将他们送到门口，最后一句话是：“放心吧，我会考虑你们的。”

当然，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极少数幸运儿身上。刘强的当代艺术社交平台ARTAND，是艺术类APP中毫无疑问的领军者，但他也是比较早从望京SOHO撤出的那批人之一，虽然得到了创新工场的天使投资，但新一轮的投资并不好拉，一位投资人这样去解释他的考量：“我在大街上找10个人聊天，有9个会有衣食住行的需求，他就能够成为我O2O的用户，但是我找1000个聊天，却未必能有一个人有购买艺术品的需求，这就是目前中国残酷的现状。”

忙起来，刘强就睡在办公室

既然现实已经如此残酷，为什么要执迷于这条路？让刘强受到很大冲击的，是他第一次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当时他随意旅行房屋租赁社区airbnb上定了几家民宿，到了之后，发现即使是最普通的老太太家里，也都挂着很多原创的油画真品。在那儿，艺术就像桌椅、板凳一样是家庭必需品，但中国的无数家庭里挂着的仍然只有婚纱照与十字绣。“我们的上一代50后，他们忙着生存、赚钱，60后、70后，这一两代人作为消费的主流力量，大多数也还没有到精神层面去享受，而80后虽然有了精神层面的需求，但他们还没培养出眼界。”

刘强的妻子孙莹借助网络成为职业艺术家，这给了他创办Artand最初的信心。孙莹的创作风格起初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和画廊的认可，但今天，她是豆瓣目前为止艺术类粉丝最多的人。“那时候各种美术馆、尤伦斯、美术学院还有很多画廊都会去豆瓣营销。但所有机构加起来的粉丝都没有她一个人的零头多。”

“一个可以实现社会价值的产品是不会缺商业价值的。”刘强这样告诉自己，也告诉投资人，“现在中国艺术市场的问题是消费习惯还没有培养起来，但改变已经在发生了，这个市场发展的快还是慢，取决于Artand——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在说大话。”问他创业以来最大的野心是什么，他说：“我希望让每年大量要转行去谋生的艺术家找到自己的出路，让更多的艺术品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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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品市场相比，顾俊所在领域更容易受到投资人的青睐，虽然年纪尚轻，但need已经是顾俊第三次互联网创业，他相信坚持，但并不固执，“永远不要坚持一件错的事情。永远不要固执于一件你看不到希望的事情，从本质上说，商业是没有太大创新的。”

“最近认识了好几个90后创业者，低调、快速；反倒是那些高调的90后创业者，通常不怎么样。”因为年龄而被轻视，使他在之前的工作中吃过亏，他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成熟，而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并不愿意透露年龄，现在已经不介意了，“这个问题对我不重要，90后终将过去，正如当年的80后一样。”

顾俊的家境普通，有时候他的妹妹会把哥哥做了什么告诉老家的爷爷奶奶，对于他们来说，动辄几千万简直是天文数字，爷爷奶奶担心得特意打电话来给顾俊，“千万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儿！”在老人眼里，“不违法，怎么可能赚那么多钱？”

顾俊晒于朋友圈：“再努力一点，在末日之前”

顾俊并不认为创业适合所有人，但自信会成为被选中的那个。“七八十年代，那些跟我们一样怀有梦想的年轻人，要遇到什么样的机会，才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有人来投你，让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的很大？我们创业是为了理想，但也一定要赚钱，并且一定要赚大钱。”他坦诚成功远没有那么容易，“可你发现创业这件事情，我已经迈出去第一步了，如果不坚持下去，反而更后悔。”

海明威说：“鱼钩的伤害不算什么，饥饿的煎熬以及跟一个它一无所知的对象较量才是根本问题。”他不是在形容这股前赴后继的创业大潮，但又契合了创业者的心境，“最害怕的事不是困难有多少，而是你根本不知道困难怎么就来到了你面前。”

在有着16平方公里的望京地区，望京SOHO就像个来自异世界的飞行器，它似乎偶然地降落于此，又在不经意中成就某种必然。这个巨大的飞行器是由梦想和欲望驱动的，水泥洋灰的壳子包裹着最不甘于平庸的渴望。这是个充满临时感的地标，并不存在恒星，但满天都是烟火，没有关于失败者的记忆，即使每天都有创业公司在生生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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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