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一匹惊恐的老马

爷爷就这样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又活了好些时日。生活就像蚌，把突兀吞噬，抹平了，我们觉得爷爷从一开始就是疯癫的，嚎叫的，好像几十年几百年都如此，好像我们也适应了他几十年几百年。爷爷像橱柜上一只不用的糖果盒，一直存在着。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大姐的儿子小学快毕业了，我二姐快生育了，我哥哥在矿产局上了班，我也警校毕业分配到遥远的乡下当片警了。爷爷带着某种奇迹活下去，看起来距死亡遥遥无期，直到有一天，他在清醒状态下去菜场转悠，极其悲惨地在桥边踩滑，掉进烂泥河。那地方距离我家只有五十米，我妈妈不是爱热闹的人，我爸爸也不是，我弟弟也不是，我们一家都不是，我们只是觉得很多人围在桥头，一定有什么事情。

直到我那在矿产局上班的哥哥下班了。他看到很多人围在桥头看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满脸泥污的老头在低声呻吟，出于道义，脱下皮鞋和袜子，挽起裤管，优雅地穿越蒿丛，走进泥潭，要将他拉起来。这时爷爷看了一眼，说：“国儿。”我哥哥才知道，操，这是爷爷。

爷爷摔断了一条腿，腿打了石膏，好还是不好都已阻挡不住死亡的来临。死亡就像收电费的，出现在家门口，通知我们一家人，是时候了。爷爷肌肉萎缩，器官溃败，进食困难，起先能入些饭粒，接着只能入些米汤，最后只能依靠吊水针维系。兼之嚎叫成性，最后几口真气也就损耗得差不多了。

纵使如此，这个坚强的老男人还是拖延很久，医生三进三出，每次都像法官那样板上钉钉地宣布死期，每次又很愧疚地说：“我还没见过这么能扛的人。”爷爷到最后已不能说话，只能嗫喏。有天早晨嗫喏很久，每人凑过去听，猜到是蛋糕的意思，便想这一生小气的人是没有吃过蛋糕的，这时想起来了，因此热泪盈眶地去买，买最松最软的，回来掰成细屑，好像要喂鸽子一样。爷爷一看来了，眼睛放出磷光，张开嘴等——可这玩意儿和此前的任何玩意儿一样，进入喉咙后，便被悲哀地、一股脑地呕出来。

爷爷疲惫地关上眼睛，连眼泪都没流。然后又开始嗫喏，嗫喏很久，都不懂，因此我们便放任他嗫喏，他嗫喏他理解，他自言他自语。好些天了，亲戚们过来探望，他们坐在一起，绞尽脑汁想这个谜语。到底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大家掐着指头算，算不出所以然。直到来了一个我的堂叔。他“三叔三叔”地唤，示意大家静声，趴过去听，我爷爷张开鱼吻一样的嘴唇，将微弱的气息送进他耳膜，好像在那里用指尖轻轻写了几个字。

这个堂叔抬起头，若有所思，又凑下去听，好像知道了，回头说：“怕是想回去了。”于是他又大声说：“三叔，你是不是想回去？”我那疲乏至极的爷爷便马上闭眼，整张脸松弛下来，让呼吸前所未有地通畅起来。我们这时才悟过来，爷爷这些年在县城孤独得不行，这一切都是孤独造成的，现在他要回家，回家了说不定能多活上几日。我们最后一次请来医生检查，这次医生好像要拿自己的职业做赌注，说是坚持不回去。

医生的话让我们好一顿忙乱，几下将中巴车、竹床、孝布、参水等弄齐全了。我像傻子站着，思考着医生说的四个字，生命指标。我看到这指标像早晨的路灯，一盏盏熄灭，没有声音，没有动静，熄灭。

几天前，我在派出所接到电话，说爷爷不行了。我一直骑一辆笨拙的摩托，但那次，我一把推开剽悍的同事，抢过一辆马力十足的座骑，挂最大档耀武扬威地冲向县城。现在想来，那时我是个疯子，我挂空挡冲下漫长山路时，很可能就会冲下悬崖；从交错而行的两辆中巴车间飚过去时，也可能会被夹成肉饼。我老远按着喇叭，傲慢地驰过平路，将鸭群弄得跌跌撞撞，有的还试图飞起来，那赶鸭的农民匆匆跳到一边。我好像手握尚方宝剑，心头大喊：我的爷爷快要死了，你们他妈地快给我闪开。

但一到他面前，我便手足无措，他看我，既像认识我，又像不认识，什么态也不表——他其实是在筹集最后一点力气，准备这次他很清楚的远征。如今看来，这是一趟奇迹之旅。因为楼梯窄，竹床宽，他没有被抬下一楼，而是用绳索吊下一楼。几条大汉站在中巴车顶，将楼上吊下的竹床和在竹床里躺着仰望天空的他接住。再将他又交接给地上的人。

那辆中巴在汽油上出了问题，一会儿猛然冲，像要跌跤，一会儿死活卖不上力，需要人下来推。爷爷在走走停停时微微睁开眼，绝望地看车顶，好生紧张，直到家人凑去告诉他到了哪里，他才消停，不再嗫喏——过了一会儿，他又睁眼，表现出很饿的样子，我妈妈便喂参水，参水从他嘴角流下，钻进脖颈。他没力气喝。妈妈说过了范镇，他便闭上眼。有时看起来闭得太久，大家面面相觑，以为就此去了，去摸鼻息，他又悄然睁开眼来。

就这样，中巴车下了柏油路，在土路颠簸，又极其冒险地攀爬上山坡，在下了山坡后，下沅村的气息飘来，大家松下一口气，孰料司机不当心，未顾及隐秘的土沟，前胎猝不及防地蹦过去，整个车猛烈跳了一下。爷爷跟着好像也跳了一下，嘴巴大张，眼睛直挺，呼吸错乱起来，众人手忙脚乱，莫衷一是，倒是他那侄子又看出端倪，凑去庄重地说：“三叔莫急，就差一步到下沅了，十二股已走了十一股，就差一股了。”

爷爷就这样坚持回到山清水秀的下沅村，回到他建造的屋子，他的房间，他的羊水。在这里，大家放下他，声势浩大地说“到了到了”，爷爷却长时间睁开眼，看天花板，气息平稳很多，就好像获得了力气——我们甚至相信他会复苏，长出一层新皮，下床，提小锄头到后山挖草药。我们觉得他就是这样大踏步地回到人世间，但在一个叫南生的他的侄子走来后，情况变了。南生是我的堂伯，命运和他所有的兄弟不一样，在他们都从乡村迁移到城镇时，他逆潮从城镇回归乡村，永耕于薄土。南生伯伯看了眼爷爷，亲热地说：“三叔，三叔，你回来了啊。”

爷爷好好看了他一眼，忽而明白此地果是下沅村，大家并没骗他，赶紧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肉身死亡，就像一个人说话说累了，头一歪坠入梦乡。也就是这时，我遭遇到要命的尴尬，在一片啼哭中，我失去哭泣的冲动，但不哭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因此我将脑袋包在臂弯里，肩膀时也耸动，伪装得也很悲痛。我知道爷爷在天之灵定然会说，你这个伢儿啊，你这个伢儿。

在我还想着做诗人的时候，曾经写过两段关系到我的爷爷，一段是：

他叫民国八十四年
他叫建国四十九年
他叫改革开放二十年
他驮着
毫无必要的历史
一遍遍地死去

一段是：

路越活越窄
房越活越矮
我的爷爷
字迹工整地
去了坟墓

这些都没什么意思，我的爷爷跟别人的爷爷一样。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爷爷。现在，当我孤独得想念一只梨子的时候，我想念爷爷；当我孤独得想念一盆炭火的时候，我想念爷爷。我想念他和他的祖辈所繁衍出来的层层温暖，他们自绝于火车轮船，宁可摘草而食，围火而谈。而在那个凄寒的县城，爷爷只能做一件事，他站在二楼，伸着一把丑旧的雨伞，像老母牛那样温柔地喊：“带伞啊，带伞，你们带伞啊。”我们这些人，在江南漫长的雨季里头也不回地离开。

有一天，我在梦里看见爷爷的落葬地开满桃花，弟弟和他的一对儿女嬉笑着穿行于密匝的阳光之中。在那个梦里，唢呐、鞭炮、阳光、菩萨、青山都很光明，都很好看。让我像想念恋爱一样想念着未来的死亡。我想葬于螺蛳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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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