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争夺的舌头

2015-08-21 15:31:20
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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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两只灰绿色的眼珠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我以为她不会认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刚从南方回来,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征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岁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惊多于尴尬。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同族的老大娘用诘问的方式,将多年来游离于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归还给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来到喀什,在父亲的老家,在那个全是维吾尔族人的村子里,站在羊圈的矮墙边,我用汉语跟堂哥的女儿搭讪:“你今年上高几了?”抬眼间猛地瞥见她吃惊不已的眼神和大惑不解的表情,我被自己无意识地使用汉语的唐突吓了一跳。这个与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女孩,用她那带着责怨和提醒意味的目光,将我不自觉地溜到汉语里的舌头一下子拽过来,让它重新回到维吾尔语中。我愣在那里惊魂未定,赶紧把刚才那句汉语问话用母语重复了一遍。

她在与我争夺一种话语,喀什这个强大的语言环境帮了她的忙,她成功了。在这里无法舒展汉语的情形,就跟我在南方蜷缩着无法舒展母语舌头的情形如出一辙。我有点犹豫不定,是该为这个身处维吾尔语环境中不懂汉语的女孩子遗憾,还是该为在纯汉语环境里自己渐渐退化的母语自责。

后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那个羊圈的矮墙边与侄女对话的镜头,其实完全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同样的一句问话,我说了两遍,一遍用汉语,一遍用维吾尔语,准确地说,是我给自己的汉语做了一次翻译。侄女只是用目光制止了我的问话,她责怨和警示意味的目光让我明白,这里虽是父亲的祖籍,我来到这里,毕竟只是个客人,我只能尊重这里的语言习惯。侄女看似柔软却充满怀疑的目光里,有一种很强硬的东西,充满坚持和抗争,不由分说将我拉回到她的语境当中。当时,她看我的样子,像极了看一个在河边,一只脚踩在岸上,一只脚蹚在水里,站立不稳的人。她那份紧张让我莫名地感动,好像她在用目光抢救一个不及时撤回水中的那只脚,就要被脚下湍急的水流卷走的人。我不得不以让步来抢救和保护我与她之间,在语言争夺中莫明地受到挤压而疼痛的那份亲情。

当我重新回到维吾尔语时,她很释然,仿佛已经将我从危险的水流中救回了岸上。我从汉语当中抽回的舌头,有一点僵硬和不自在。带着羞愧和歉意站在她面前,我看清楚自己身体上来自另一个地域、另一种文化的标记是那么的不可隐藏,这些对于她来说充满陌生感的烙印,怎能逃得过她纯净的眼睛。

维汉学生在学习语言

喀什的侄女与我之间展开的语言争夺,让我想到生长在北疆沙湾的侄子巴哈迪尔从维汉双语学校转入汉语学校时的那种挣扎。亲人之间对他选择上汉语还是维语学校不停地争执,让巴哈迪尔处在父母无法调和的两种意见当中显得很无助。转入汉语学校,等于要换掉他原来环境里所有熟稔的一切,老师、同学、伙伴,他所有跟外界的关系,都要随语言的转换而转换。人的整个世界都笼罩覆盖在语言里,他不单单是要调换一所学校,而是要调换一个语言世界,这个变化大得足以让他惊惧不安。

巴哈迪尔来过我江南的家,那时候,汉语对他的覆盖是局部的,暂时的。大多数时候,他对我说维吾尔语,然后他从母语里艰难地拐回僵硬的舌头,操着带着浓重新疆口音的不灵活的汉语跟我儿子和女儿对话。在他跟我女儿和儿子交流的间隙里,我忍不住打断他吃力的汉语,不厌其烦地纠正他古怪的汉语发音。

女儿和儿子的舌头,已经完全被汉语和英语抢占,他们全然不懂维吾尔语,也许出于我遗传的那份对语言的敏感和天赋,他们的英语学得出奇的好。我满怀善意地想让巴哈迪尔在使用另一种语言时,也能有一种像他的维吾尔语那样纯正的味道。巴哈迪尔常常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仿佛是我的舌头生病了,而不是他的语言方式有问题。我在内心也接受了他对我母语状况的同情。在与他用母语进行交流时,我不得不时常深怀歉意地停下来,用汉语代替或者弥补我的维语表达,或者向他讨教一些维语单词。由于长期生活在南方,我的母语已经开始退化,本来张口就来的那些维语单词,从舌尖上退回到大脑的记忆库里生锈、蒙尘,变得残缺不全。

我以为我可以借助汉语完成更准确的表达,这些我在母语中习以为常的做法,被巴哈迪尔不断地纠正,就像我纠正他不纯正的汉语发音,他对我的“维汉混合表达”不以为然,肆无忌惮地嘲笑我在母语表达时含混的语气、断断续续的句子、难以为继的维语单词。这个时候,他完全占了上风,他用一口毫无瑕疵的母语,将我维汉“混合型”的句子击得溃不成军。在为自己纯粹的母语骄傲和陶醉时,他或许还不能想到,他这一口漂亮的母语,在我所身处的环境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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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被各种语言追赶着,似乎哪一种都无以逃脱。父亲的维吾尔语和母亲的甘肃回民话混杂着占领了我最初的听觉。我刚刚开口说话,邻居家的哈萨克语密不透风地包围了我。我用哈萨克语适应了跟邻居家孩子一起骑马、放羊、捣酸奶的畜牧生活,我贪馋的舌头被哈萨克人的酸奶疙瘩、奶油和新鲜的包尔萨克吸引,我付出的唯一的代价就是转动我的舌头,让它适应哈萨克语夸张的卷舌音,像追随奶茶上漂浮的奶皮子一样,任哈萨克语在舌尖上激情地颤动、弹跳、翻卷。后来我甚至能像在搅拌的油茶里用舌头分辨出炒熟的大米、小米的不同香味一样,区分出凯热依、那伊曼、乌瓦克这些不同哈萨克部落发音细微的差别。

我上大学的新疆班,四十几个学生由十几个民族组成,同学之间常常是一会儿说哈萨克语,一会儿说维吾尔语,一会儿说汉语,一会儿说蒙语或俄罗斯语,语言转换之快,让外人瞠目结舌。我的舌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集体环境里,似乎没有哪一种语言在生活中占绝对的优势,大家用各民族的语言混杂在一起的“特殊语言”聊得热火朝天,舌头在各民族的语言里游来串去。那些汉语单词点缀在各民族的语言里,自己说完都很奇怪,这究竟属于哪一家语言系统。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多呆上几年,恐怕要缔造出一个“民考汉”(少数民族上汉语学校考入汉语类高等院校的)学生自创的语言体系。那时候,班上的女孩子还竭力逃避用方块字炮制的情书的围追堵截,写家信也尽量使用本民族的文字。现在想来,如果她们生活在南方,也免不了陷入汉字的汪洋大海,若离了它,恐怕寸步难行。

在一个地区,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强弱,有时候避免不了地与使用这种语言人数的多寡挂钩。在靠近哈萨克斯坦的西北边陲城市塔城,哈萨克语成了我深入牧区的“通行证”。我发现哈萨克语几乎成了这个地方除了汉语以外的第二种“通用语言”,连俄罗斯、塔吉克、塔塔尔、锡伯、蒙古、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维吾尔、回族等少数民族都学会使用哈萨克语,不少汉族孩子都进了哈萨克语学校读书。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中,语言这个词直译为“舌头”,懂不懂一种语言,就叫做“懂不懂这个民族的舌头”。懂多种语言的人,叫做“拥有多根舌头的人”。离开塔城后,我不得不蜷缩起我的另外两根舌头——我的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一起被搁置起来。广东白话、河南话、上海话、宁波话,一路狂轰乱炸,我用普通话穿过了各地方言的洪流后,才发现离开新疆到了内地,我的另外两根引以为豪的“舌头”像两只小船原地搁浅,根本无法行驶到更广阔的海面上。

初来江南,我的舌头在姚江一样宽阔悠长的余姚方言水面上就像一条小泥鳅,根本翻不起什么浪花。进入“五里不同俗,十里一方言”的余姚乡村,我根本无法用普通话来解救困境中的自己。有半年的时间,与方言的对峙,使我完全陷入了失语、失聪的状态。我成了一个舌头被捆绑的人。捆住自己的舌头,跟捆住自己的手脚一样会使人停滞不前。方言阻断了我的舌头,也割断了我向外部世界延伸的精神触角,我变得又聋又哑。为了让别人了解我,我从学简单的方言开始,解救自己的舌头。

多一种语言,一个人的交流范围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扩大,这不是吃亏了,而是占有了一种优势。语言是一条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径,可以带你走出去,让思想走得更远。在汉语里,这叫出路。出路对于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几乎是存亡攸关的大事情。

本文摘录自“我从新疆来”(wocongxinjianglai)公众号,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题图:Getty
【写作工作室】:我从新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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