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屋小姐说，这东西管用

乌木庄一带，远古时代是浩瀚的原始森林。漫漫几百万年间，经历几次大规模的地壳运动形成盆地，大片森林古木被深埋在泥沙河床之下。又历经千年，这些古木因采石、塌方、施工而被开掘出来。人们发现其中一种木材质地坚硬细腻、色泽古朴凝重，称之为阴沉木，后起名乌木。这乌木因不可再生而珍贵，有“软黄金”、“神木”之称，历代木雕师将其视为刀下珍品。在当地人心目中，一块天然乌木若是精心雕琢成一尊佛的样子，请回家中就是个镇宅之宝，能避邪祈福。但A市人并不因此喜欢“到乌木庄去”，这个词是用来骂人或者开玩笑的――自从乌木庄有了戒毒所。

坐10路公交车到底，便到了一个飞沙走石的小镇，紧挨着岷江。从镇上出发，经过一座桥，视线便开阔起来。散发着粪肥和青草气的农田之间，紧凑地点缀着几排青砖黑瓦的平房，一条石子路通向田野腹地，偶有车辆驶过，扬起一阵沙土。步行大约半小时，就到了A市强制戒毒所。这是一家公安部二级戒毒所，设计满员220人，但常常收纳三四百人。

戒毒所大铁门很高，通常是紧闭的。大门上开有一扇小门，小门上方另有一格小窗，以便向外探视。左右围墙上各有一条刷了红漆大字的标语：“吸毒害己害家害社会，戒毒利己利人利国家”；“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

紧挨着其中一条标语的是戒毒所附设的自愿戒毒指导中心，是接待那些主动上门咨询的吸毒者的门诊，设有戒毒科、神经科、内科、皮肤性病科以及检验科，能覆盖吸毒者常见的疾病。医生4位，护士3位，都在医务公开栏的彩色照片上笑盈盈的。

我要探访的朋友们都坐警车来。铁门一开，即闻犬吠。乌木庄戒毒所有条拉普拉多叫皮皮，毛色淡黄，高大威猛，面孔窄长而严肃，声线不是一般的高亢，因为很有责任心。当它每每对刚进门的陌生人劈头盖脸一阵招呼时，必须承认，是很有威慑力的。

我的朋友们进门时，相熟的警官或者会跟他们打个招呼：“又来啦！”接着是老一套，穿戒毒背心，坐小板凳，十人（有时更多）住一间寢室。度过最初难熬的一周之后，终日无所事事，白水淡饭，行动起居都须报告。如果不转去劳教，这样的日子要过半年。

3月23日，郑秀凤在杨家花园附近一家超市里跟毒友接头购买海洛因时被警察抓获，买家卖家共四五人，都被请进了乌木庄。此时，距离2月23日郑秀凤第一次跟我聊天刚好一个月。

50米外粗粗一眼，36岁的郑秀凤是个有姿色的女人。2月23日下午，她被脖子上一条脏兮兮的紫色人造毛围巾托着，款款走进B区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门诊，眼角一飞冲我笑笑，一扭身，坐下了。她的头发乌黑粗密，油腻腻的，好像一瓶头油打翻在上面。眉毛眼睛被墨汁般的黑线框成四尾小鱼，但早已是死了。鼻子和嘴都厚重，口红是艳极的大红，将两片唇涂得满溢，一开口，露出黑黄相间的大牙齿，有些缺了一角。岁月和吸毒的经历恶作剧似地在她脸上撒了一把斑点，不负责任地溜走了。

郑秀凤出生在A市附近的农村，父亲1994年（也许是1995年，她记不太清了）生病死了，四年后，母亲也得病死了，一哥一姐带着她和最小的妹妹郑秀群（就是前文出现过的“胖妹”）稀里糊涂地长大。17岁那年，她跟妹妹先后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她去了攀枝花，妹妹来到A市，两人都没有意外地把工打到了娱乐场所。

她最初混迹的是一些低档卡拉OK厅，坐一次净台（陪客人唱歌喝酒）50元，交给老板20元，自己得30元。不久就知道，小费若要挣得多，光嘴甜会哄还不行，必须有所付出。老板于是配了传呼机给她，时间地点发过来，她勉强能够认全字，直接就去了。有时在OK厅，有时在外面的小旅馆，每次100元，哄得客人高兴了还能藏点小费，钱，就这样渐渐多起来。

买春的男人什么样的都有，上班的、做生意的、好些看上去都像是有文化的人。他们总是要问，你几岁啦？哪里人啊？为什么做这行啊？每天挣多少钱？要备上几套说辞，自然没有一句真话。在最初的两三年里，她从来没用过安全套，没有人告诉过她。于是隔一阵，就要去打“很费钱”的抗生素、罗红霉素针。

四五个小姐合租一间屋子，相互之间暗暗就有了攀比，谁穿得、吃得、用得好些，大家就会紧紧跟上。1996年，其中有个小姐开始沾毒，年底就传给了整屋子的人。“她说一个人吸无聊，我们也无聊，就陪她吸。”郑秀凤对我说。当时中等成色的海洛因大约要400－500元/克，每天买1克大家一起吃，姑娘们轮流出钱。在最初的三四年里，郑秀凤一直是口吸，因为她始终没学会扎针。她的脑袋瓜显得不大好用，交谈时，有些话我要重复两三遍她才能明白意思，然后顿上好一会儿才能答上来，也许有些话题对她来说比较陌生。

上瘾之后，郑秀凤每天大约需要5分的量，分三四次烫吸，一般都在接客之后，很能解乏――有段时间，她说是她的接客高峰，每天来来往往20多人，同屋的姐妹们都在说吸这东西管用。但她很快感觉到明显的便秘和犯瘾时的煎熬，到了第二年，牙齿渐渐大面积地泛黑，客人问起，只说是烟抽多了。

2001年，攀枝花的涉黄卡拉OK厅在一轮严打中纷纷关门，郑秀凤转到A市找活干。手头一紧便改为静脉注射，一来费用可以减省一半，二来有人告诉他，静脉注射晕眩来得快。她试了试，果然。但她依然不会自己注射，每天得麻烦别人三次。

两种吸毒方式犯毒瘾的情况也不一样，口吸海洛因犯瘾时，打哈欠、流眼泪、流鼻涕，很难受；静脉注射犯瘾时，嗜睡失眠，有点响动就心烦，那一刻惟一的念头就是怎么也得赶紧弄点儿那些灰白色的粉末。

比较幸运的是，1996年刚开始沾毒时，郑秀凤就听说了艾滋病，打针朋友告诉她，不管瘾多大，千万不要跟人共用针管，容易得病。这个要点，她很快理解并记得很牢，使用针管之前也都记得用开水烫一烫。十年下来，她没有染上艾滋病。

十年中，郑秀凤强制戒毒过3次，劳教过1次，符合参加美沙酮替代的条件，她正在办理申请手续。她经人说了个男朋友，老家也是乡下的，不让她再做皮肉生意，她于是靠着男友每天给个五十、一百节省地维持注射，“这个量是可以控制的，我现在每天大概需要100块钱，分两三次打。他不吸毒，希望我戒掉。”我问男友在做什么事，她说：“什么都不做，他放高利贷。”

2个月后，我在乌木庄戒毒所一楼的过道里跟她见面，一人一个小板凳，膝盖碰膝盖。

郑秀凤整个儿变了一个人。脸上没了浓妆，套在一身淡蓝色碎花棉布睡衣里像是正要去街上打豆浆的主妇，娇媚之态抹掉了大半；理解能力好像还是没怎么进步，常愣愣地等我再解释一遍刚才的问题，然后吸一口气，丝丝地讲出几句来。

郑秀凤所在的那间女囚室里关着9个人，其中有2个她认识，以前一起吸过毒或者从对方手里买过毒品。这是她第四次进这个戒毒所，每次进来都能见到熟人。女警官说，进进出出总是这些人。白天她们看看电视，摆摆龙门阵，看看报纸，洗洗替换衣服，晚上一字排开打地铺，一层塑胶，一层垫被，一床棉被，早上再叠好收起来。大家心里都有点烦，要么想念毒品，要么担心被送去劳教，有孩子的另多一份牵挂。

我问进来之后谁来看她，她说，我婆婆。婆婆一向待她很好，指望她传宗接代，这回她被抓，才知道没过门的媳妇有这嗜好，但婆婆没有当面讲过她一句重话，睡衣之类就是婆婆送进来的。两天后我在她妹妹郑秀群身上看到一模一样的睡衣，后来我知道，胖妹大部分衣服都不是花钱买的。

“我男朋友也来过，不过他比较忙。他跟我讲，这次出去，我们回乡下去了。不离开A市，很难戒掉的，碰到一起总是这些朋友，一叫又去了。我们回乡下去种种生姜，养养鸭子，不在城里呆了。”

“能挣到钱吗？”

“还可以。他们家有个邻居就养鸭子，几个月下来，纯利好像也有几千块钱。”

不过，按照规定，凡是复吸进戒毒所的都要被送去劳教，郑秀凤的养鸭计划得是三年之后的事了。

她说起妹妹和妹夫：“都有（艾滋）病，可怜呐……还好娃儿没得，他今年3岁。”突然又想起来：“我妹夫也关在这里，刚进来十几天吧。”是的，游建忠因为贩毒4月12日来到乌木庄，关在1楼1号，那是集中关押艾滋病感染者的一间囚室，由陈祥才警督专管。因为介绍信的级别不够（也许是借口，怕我们有危险），我没能见到游建忠。警官说，他刚进来处于生理戒断期那阵子，情绪失控，表现不太好。

李警官是北方人，进所刚半年，是女队的负责人。这份工作让她觉得茫然――

她们在里面最想的就是那东西，然后就是出去。我觉得她们对我们没有真话，或者很少。她们会利用你的同情心。

戒毒期设定为三个月到六个月，我觉得是科学的。前几个月来了一个自愿戒毒的，呆了一个月就走了，说是家里没钱了。其实，别人告诉我，一个月左右是心里最想的时候。戒毒期太短是没有用的。

离开戒毒所的时候，如果他们头也不回，一头扎进大街，准是去买药了；如果还能回头说声“警官再见”，那么多半能撑一个月不沾毒；如果对警官说一堆感谢的话，那基本能撑三个月。

最近也进来一些新面孔，十六七岁的也有，正是最叛逆的时候，跟她们说什么都听不进。

我们单方面使劲，一点用都没有。应该让专家研究更好的方法出来。

在戒毒所呆了6年的女警说：“我觉得国家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收效甚微。他们就这样出去进来，周而复始。”

临走时，看见皮皮对着一楼走廊里一具摊在地上的床凶猛地叫着，床上有个人。背着光，看不清那人的脸，她似乎想动而动不了。李警官说，她叫姚秀娟，昨天刚进来，寻死觅活，还打人，所以上了“刑床”。

刑床由6根钢条焊成，上半部两侧附有皮带，用来固定双手手腕，下半部是镣铐，固定脚踝。上刑床的日子里，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刑床是戒毒所内比较严厉的一种手段，称为“约束性保护”，用来对付那些冥顽不化，自残伤人的戒毒者。

离开时，刑床上的姚秀娟微微昂起头，冲我身边的陈医生打招呼：“走啦。”声音挺好听的。

《在海洛因祭坛上》人物列表

原标题为《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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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