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等死”二字

杜志军夹着个黑皮公文包走在马路上，有点像小企业家，注意，不是老板。他中等身材，戴副黑框眼镜，衬衣领子也还干净。他不夹公文包的时候，腋下夹一本《读者》。

有一次，省城一个视察艾滋病工作的领导团莅临小城指导，B区疾控中心的陈均医生把他叫去参加感染者座谈会。会上，只听他一个人侃侃而谈，把领导们说得有点晕，待他夹着黑皮公文包离开后，领导们回过神来：“没想到艾滋病人里头还有这等人才！”

在沙坪劳教所的时候，杜志军写过一篇题为《忘不了》的演讲稿，讲他个人的涉毒经历和对家庭的危害，讲到好多同伴掉下眼泪，警察也动容了。因为这篇讲稿，他3年的劳教期减为2年。

杜志军生于1967年，在当地一家大型工厂工作，厂子里好几千人，吸毒的几十个，杜志军在那时知道有海洛因这回事。后来他做点生意，有了点钱，看到别人吸，每天一两百、两三百的开销，心想自己也算成功人士，吸得起，便跟妻子一起试了试，用他的话说，“一尝试就进去了”。那是1997年。

2005年5月，杜志军第二次劳教获释，想申请参加美沙酮项目，例行化验时被检出HIV抗体阳性。

2006年2月23日，在B区疾控中心门诊，杜志军第一次接受了我的访谈，谈风很健――

劳教期间，我曾经和别人共用过针管，隐隐约约有点担心。在此之前我曾经有过怀疑。

跟大多数人一样，知道这事感觉肯定不会好。艾滋病意味着什么？太多太多了！第一，我的生命在目前的医疗手段下是以倒计时计算的；第二，对我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我儿子今年才8岁半，上小学三年级。

我妻子知道。她也曾经吸毒，劳教过一年半，生下儿子以后戒了。我想隐瞒不是办法，第一时间复印了好几份检测报告，第一个告诉的是我妈，然后是她娘家，两家都告诉了。我想离婚，可她不愿意拆散我们这个家，不管怎样，这么多年磕磕碰碰还是走在一起。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人，一个尽责的好妈妈。当然他们家人态度不怎么好，想说服她离婚。

除了这里的医生，还有几个社区干部知道，比如发放低保的。因为要喝美沙酮，社区必须得出证明，得拿着化验单去社区盖章。A市是欠发达地区，低保每个月才100多块钱。如果是感染者，数额会高一点。我没有告诉社区干部，但他们还是知道了。

这里吸毒的人很多，很容易把吸毒和艾滋病联系起来。歧视肯定有。就我而言，我自己心态调整得比较好，不一定在乎别人的眼光，我总得活下去。所以他看我的目光里边，歧视也好，同情也好，怜悯也好，我可以装作不在乎。但内心怎么会不在乎哪？肯定有波动的。

我一点也不想死，生活多美好呵！昨天出太阳了……以前如果遇到休息日，我带上照相机，带着儿子、妻子出去，再给儿子买个风筝放放，多好！现在第一个没这个心情，第二，我和老婆都没工作，我们经济来源就是低保。我手上还干着违法的事情，男盗妇娼，就是这样。现在A市女的上街当扒手的也很多，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畸形的消费观。

杜志军说的女扒手，我也听说了一位：

她也吸毒，但不卖身，因为“身怀绝技”。

通常，她上了公交车，绝不会空手下车，至少一部小灵通或者一只皮夹子。春节期间，她光临这座小城最拥挤的一路公交车，下车时包里有12只手机。

通常，她嘴里含一种特制的刀片，是男用刮胡刀的一半大，用透明胶裹好，含在腮边，就像女孩子含一颗话梅。她甚至能含着它吃饭。一旦遇警，生生吞下――自残可以逃避强制戒毒。

20年前，她在文工团跳舞，高高的个子，今天还有几分漂亮。

杜志军常常参加疾控中心为感染者举办的活动。三天前，他在联谊会上对着陈医生说：“我一定，再不沾毒了。”他觉得陈医生人好。他清楚地记得，好朋友梁建平去年注射时大动脉爆裂，临死前第一个见到的是陈均，然后才是家人。他从这个门诊领到过一些东西、一些钱、一些帮助，但他觉得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治标不治本。不过，有一些，总比没有好。

我们A市男的百分之八九十是在劳教所染上的，因为周边都是彝族，卖毒品的比较多，比A市还要凶。我们在劳教所都是野外作业，虽然有干部带，但干部也有责任心的问题……所以都买得到，探视的时候藏些钱呗。劳教所管理漏洞比较多。

劳教所是执法场所，我去那儿接受我的处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身体应该是能确保健康的。我曾经都有想法起诉劳教所，这在国外绝对是丑闻……

（我好不容易插进一句：“可偷吸海洛因和共用针具，毕竟是劳教人员个人的行为。”）

确实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比如你和我都是吸毒的，关系比较好，又是同乡，你偷偷弄了点儿来，那肯定是无法抵挡诱惑的。其实说到底还是戒毒政策的问题，到底是强制戒毒还是其他戒毒方法好？劳教所里问题多着呢，注射都有，同性恋怎么可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