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她9个战死的国军弟弟

前言 笕桥航校，被誉为“空军黄埔”的民国中央航空学校，其前身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1930年民国政府择址杭州古镇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亲任第一任校长。 193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前往昆明的途中，遇到了正在往昆明撤退的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八名学员，他们为病中的林徽因提供了不少帮助；1940年在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又成了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名誉家长”。不久之后，噩耗频传，八名飞行员和林徽因的亲弟弟林恒全部以身殉国。

这是一段冗长苦闷的旅程。从天津到长沙，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林徽因用她容易爆发的坏脾气抱怨说，简直是将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十月十四日（1937年），一家五口终于走出了长沙火车站，在附近的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暂居了下来。

华北城市相继沦陷之后，此时的长沙被称为大后方。城市开始涌入大量的战争难民，梁思成一家五口的临时住所，每天都要在巨大的火车汽笛轰鸣中颤抖。但这里也并不安全。驻扎长沙的军队早在八月就预料到，日本飞机迟早要飞过这里。梁思成一行人抵达长沙前两个月，防空部队就接到多架敌机来袭的情报，防空警报声第一次响彻全城，随后长沙漆黑一片，进行了严厉的灯火管制。

最终，八月的夜空没有出现日本飞机。它们飞来的时候，是十一月。

没有防空警报，只有爆炸声从突然远处传来，接着是第二下更近的声浪。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梁思成抓起了女儿，儿子被林徽因抱入怀中。慌乱的楼梯里，听得到周围房屋正在断裂的响动。还没来得及下楼，耳边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林徽因与梁从诫被托到空中，然后摔向地面。那些玻璃、门窗、屋顶、天花板都碎成块状，坍塌下来。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不见了。

他们都没有受伤。一家五口拼命跑向联合大学的防空洞。但头顶上再次俯冲的轰炸机，让他们收住了脚步。街上浓烟滚滚，林徽因觉得这次是躲不掉了，一家人索性靠得紧一些，省得有人活下来去承受悲剧。

万幸飞机只是掠过，然后在他们要奔跑而去的街道尽头，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哑了。

这是日本空军第一次空袭长沙，四架飞机飞临长沙上空，投下七枚炸弹。第三枚差一点命中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所——它在房间十六米的地方爆炸。如果日本飞行员犹豫半秒钟按下投弹按钮，很可能他们连跑下楼的机会都没有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后的惨剧中，五十四栋房屋被炸毁，包括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五十四人死于非命，伤者五十八人。很显然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长沙火车东站，人们事后在检查战损时发现，铁轨被炸断了十六米。

劫后余生的林徽因，蹲在废墟上，企图能拣出一些还能使用的锅碗瓢盆。一路颠簸中害上病的梁从诫，则跟着妈妈翻砖头。他要找出自己的玩具，一套带有打仗图案的积木。

梁思成一家只有借住到朋友家中——许多来自北平的教授，已经先期逃难到了长沙，为临时大学的开学做准备。没有空袭时，他们就像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时那样，邀请朋友，或者朋友们不请自来的到这里，吃一些茶点，聊一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交换着往日的笑声和现实的叹息，但总体来说情绪都还不错。所不同的是，在长沙的林徽因，只能让宾客们围着一只小炉子来品赏她的手艺。

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去往更远的昆明。这是他们抵达长沙后一直思索的下一步。梁思成希望还能延续营造学社的运转。现实的困难是，学社已经钱粮无着，而且缺乏馆藏图书以供研究。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争取到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

此时梁思成的二弟梁思永恰也撤退到长沙，然后准备遵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前往昆明。梁思永系哈佛大学考古系出身，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北平几所学校的馆藏图书被辗转抢救到城，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十三万本图书发往昆明，准备在那里重建战时学术研究。这些图书资料的存在，也是梁思成恢复营造学社工作的信心基础。

但在日本飞机炸掉他们的临时住所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再次迁徙的决定。

离开北平前，夫妻俩曾前往协和医院做过一次身体检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在衬衣里穿上一副金属马甲，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对于时常要外出测绘的梁思成来说，穿上这件金属马甲意味着他外出测绘的生命将走向衰落。因为如果要完成侧身扭头这样的简单动作，比画完佛光寺的测绘图还难。他只能将整个整体转过来，才能观察身后。梁思成并不惧怕这种身体变化，他向妻子自嘲说，抗战刚开始，就穿上防弹背心了。

妻子的病情还要严重。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空洞。梁思成被警告要好好照顾妻子，任何轻微的感冒发烧，都有可能导致林徽因永远的闭上眼睛。林徽因不以为然，只说警告也是徒劳的，生死由命了。

脆弱的身体状况，逼迫他们不得不放缓迁往昆明的想法。况且，庚款资助已经中断，他们的背包中仅剩下三百元盘费，一家人生计无着，远赴昆明是冒险，还是逃生，也是疑问。直到日本人的轰炸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十二月初，梁思成一家人离开了长沙。昆明不通火车，只有难买的汽车票，和不断转圈的盘山公路，才能通往那里。他们打算忍耐这十天的车程。林徽因对军队的抵抗能力早已失去信心，从北平来到长沙的路上，那时天气已经冷下来，梁思成与林徽因都已穿过棉衣。但林徽因沿途看到，前线布防的士兵都没有棉服可穿。她真不敢想，在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鸡蛋”的阵地面前，这些军人该是如何的活着和死去。

林徽因的忧虑，一年后在长沙城应验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长沙城化作一片火海。

现实惨状远比林徽因的担忧复杂。蒋介石为了防止长沙沦陷后日军获取城内的物资给养，曾密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要求他制定放火烧城计划，在前线无法抵挡日本进攻时实施——作为上海、南京抗日战场的后方，长沙也储备了大量物质。此前武汉已经沦陷，大批从武汉撤出的机关、部队，以及难民无序的逃往宜昌、重庆，还有这里。长沙城市人口从三十余万激增至五十于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这项计划具体化后，严令行动开始前，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警报响起第二遍时，才能开始行动。

警备司令部领受了放火任务，并告诉举火人员说，放火要有省政府、警备司令部的双重命令。起火时还要听从警报指令，直到城中最高处的天心阁被焚，才可点火。一切看似有条不紊。但警报无声，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在凌晨两点突然起火，城内警备司令部以为是信号，紧跟着各处自行点火。

此时日军距离长沙尚有五十公里。失去控制的战时情绪，以及孱弱的失败者心态，却早已侵入长沙。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日军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经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十二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的说，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三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警备司令部致电警察局求援灭火，得到的答复是警察已撤离，消防队员也已撤离。消防车无法出动，因为所有的水罐里都灌满了汽油，那是为正式放火时准备的，已经派不上用场。无奈之下，只得宣布弃城。

流浪者与国家的财富，混乱挤压在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最后被一系列混乱的指令付之一炬。烈焰腾空而起，夜空的红，就像湖南人谭嗣同与唐才常倒下时流出的血——他们都有一个巨大的计划，然后被计划实施者不断发出的错误决定牺牲掉，几十年过去依然如此。那些夺路而逃的妇孺，躲进水缸被活活煮死的母女，冲进防空洞被烤焦的银行职员，还有在湘江渡口遭踩踏身亡的避难者，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索走了他们的性命。

大火舔了两天两夜。三千人被烧死，城市几乎燃成灰烬。唯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市党部、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法院、银行以及省政府等公共机关，焚毁情况并不严重。公私相形之下，难免令无家可归的灾民，心更不平。

火熄之时，蒋介石专程飞抵长沙问罪，法庭认为三位责任人罪不至死，蒋介石批示三人渎职秧民，就地枪决，张治中革职查办。蒋介石后来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蒋介石的检讨，以林徽因的观点来看，也应包括政府无法将每个人安排到能发挥效力的位置上去。在长沙期间，她与她的朋友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即政府还没有完全挥发它的组织作用，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战争累赘，而行军打仗的士兵，多半是目不识丁，又极度缺乏营养的农民子弟。

很显然以这样的状态去取胜装备精良的日军，存在先天性的不足。知识分子即使不上前线，也应该有一种支援战争的渠道。但现在什么都没有。这些爱国者被抛弃在战争之外，内心泛起深深的挫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