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她9个战死的国军弟弟（三）

到达昆明后，梁思成一路积累下来的病痛爆发了。他的背部开始痉挛，穿上金属马甲也于事无补。医生说背部的疼痛是由于扁桃腺有脓毒。于是，扁桃体不见了，但诱发出严重的牙周炎，疼得梁思成吃不下任何东西。接下来，满口的牙齿都被拔去。三十六岁的梁思成，嘲笑自己成了无“齿”之徒，然后在帆布行军床上躺了半年。医生害怕他过度依赖止疼药，建议梁思成做些小手工。所以林徽因找来一些破袜子，请梁思成用它那双攀爬宫殿的手，去一针针的缝补。

他们租住了城内三间平房，安下了在昆明的家。营造学社经费申请困难，家庭开支也面临赤字，刚刚病愈的林徽因，替代丈夫担起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她每个星期到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六节英文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一个月后换来了四十元课酬。路过杂货店时，林徽因看上了一块扎染的花布，准备掏钱，手又收了回来。最后，她带回了一卷皮尺，花了二十三元。到家之前，又买了几毛钱的零食——一块核桃糖，还有糖炒板栗。这样，丈夫和孩子们都有了礼物。

当梁思成一家刚到这座城市时，没有一所迁来的研究机构理会他们的求职，大家都是自顾不暇。相反，不断有精美的请柬送来，那出自一些逃到昆明来的富贵人家之手。当梁思成与林徽因赴约时，夫妻俩往往会成为宴会上的花瓶。众人行乐，林徽因习惯泼冷水，说丈夫不能饮酒，她不会打牌，两人都没有抽烟的习惯。类似的宴会，与夫妻俩的现时处境相去甚远，随后他们一概推脱，不再出现。

为了生计，两位建筑设计师不得不为那些本地有钱人设计房屋，林徽因称他们是卑鄙的富人和奸商。很少有人会支付与梁思成夫妇身价对等的报酬。过了四月，长沙临时大学迁来昆明，挂上西南联合大学的校牌。北平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此时正在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工作，他聘请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顾问，设计新学校的校舍。这是值得夫妻俩高兴的事，但设计稿改过一版又一版，梦想中的抗战学校，从高楼变成矮楼，又从矮楼变成平房。每易一稿，林徽因都要落泪。

最后一稿交出后，梁思成听到了一个让他不快的反馈消息。学校研究认为，除图书馆屋顶可用青瓦，校长与部分教师的办公室屋顶可覆铁皮外，其他校舍都将是茅草屋顶。这意味着外墙材料连砖头都用不起，只能靠黏土打垒。梁思成不满的向梅贻琦抱怨，说茅草房连农民都会盖，为何还要他来设计。年长他十二岁的梅贻琦，恳请获得这位建筑设计师的原谅，他承诺抗战胜利返回北平之后，一定请梁思成为清华设计几座世界一流的建筑。

一九三九年冬天，梁思成与惨淡的局势和解了。他真的设计了一座接近茅草屋标准的房子，作为一家五口人在昆明城外的新住所——申请庚款资助营造学社一事有了回音，中美庚款基金会复函说，如果梁思成能重新寻回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基金会就重启资助。这不是难事。很快营造学社组建出一只新的团队。同时，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愿意与他们分享图书馆。只是研究所为了躲避日渐频繁的日本飞机轰炸，已搬至昆明东北十公里的龙头村，出于便利查阅藏书的考虑，梁思成在村里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房子没有盖起来之前，一家人还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捱过一段日子。

林徽因在昆明桂家花园旧居前

这座外墙刷上白色石灰粉的房子，是在激烈的原材料争夺中封顶的。两年内物价飞涨，一袋大米能从三块四涨到一百元。他们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土坯砖，每一块地板，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奋斗的代价是他们破了产，欠下三百元的建筑施工费用。

是已经返回美国的费慰梅帮他们支付了这笔开支。她寄来了一百美元支票。

费慰梅还送来一份有名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精美的页面上刊登着梁思成对中国赵州桥的英文测绘手稿。那是梁思成在逃难到天津的路上，给费慰梅寄去的。梁思成希望美国的杂志能发表它，很显然，以费慰梅自身的学科背景，无法成为一名权威的推荐人。她将论文交到麻省理工学员建筑系系主任艾默生手中，恰好也是研究法国开拱桥专家的艾默生，为梁思成的论文附上了推荐信。因为他发现，梁思成所测绘的赵州桥，比法国最早的开拱桥，还要先出生十个世纪。

龙头村的野地里是怎样的一副景象——日本飞机呼啸而过，用炸弹和引擎的巨响，将中国版图从最北的东北，驱赶到最南的云南。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北洋水师的亚洲第一舰定远号，向日本舰队打出第一发砲弹时，两个先后谋求现代化的国家，他们在海上搏斗的距离只有五千三百米。此后数以千计的青年东渡日本，买轮留洋，在冰天雪地中操习军规，于浩瀚书海中思定国策。返国又大多各为其主，互相厮杀，主义和主张，沦为在刀枪面前无法施展的屠龙术。

政府的名号换成了走马灯。有人复辟，被梁启超蔡锷逐出紫禁城。有人割据，在军阀混战中自生自灭。有人革命，又陷入无尽的党争，和外界的袭扰入侵。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的被入侵，被自己中断。中日国家间的差距远远跨过了五千三百米。

定远舰的砲膛退出弹壳已有四十六年了，梁思成与他的妻子还是无力报国，蜷缩在边地小村的长堤松树边，过着与他的祖父辈在广东新会茶坑村一样的生活——古往今来，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常态。所不同的是，梁思成与林徽因还要无助的看到昆明城里，不定期遭受暴雨般的轰炸，声音传来，令林徽因忍不住想干呕。

1938年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与友人在昆明

众多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战争时与一根打猪草无异。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建筑，可以被他们赞美成一座惊人的艺术品。这些赞美，为他们带来个人荣誉与国家好感，但还是难以勾起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兴趣。他们常常早上五点就从村里出发去西南联大上课，如果路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匆匆跑向可以遮蔽自己的地方藏起来。等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返回村子。林徽因说，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身体好的时候，林徽因会走路到水渠边的瓦窑村。她喜欢在那里的作坊里，看老师傅做陶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泥巴在老师傅的手中，变幻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可惜最后不是烧成瓦盆，就是痰盂。老师傅对这位落难的才情美人，也没有表现出过大的热情。陶坯手艺传男不传女，有时说话接近刻薄的林徽因，耐心的费了许多口舌，又送了一些礼物，才获准能在一旁看老师傅工作——还得跪拜祖师爷的牌位，即使现在是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