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劳而获，你能给吗？

A市人起得早。天色黛青，已有农人运了新鲜蔬菜和鲜花往城里赶。粥铺、馒头店、烧卖店渐次卸下门板。太阳还没露脸，卖烧鸭、猪颈肉、卤蛋叉烧的小摊贩们已经在海棠公园一角搭好了棚。太阳升起来，人熙车攘，擦鞋师傅坐了只板凳，面前摆张藤椅，在街角与同行排成一列。藤椅们背靠一块新开楼盘的灯箱广告，上面写着“＊＊至尊海岸”，临江商品房的意思。灯箱广告走马灯似地换，藤椅们一年四季都在。擦鞋人望“至尊”不动，望街市人流亦不动，只愣愣望着裹过大饼馒头的塑料袋被江风吹得当街起舞，全然没听见对面踩三轮大哥的招呼：“喂，早嘛。”新鲜的一天，这就开始。

陈均用梳子划拉几下短发，在镜子前面一晃就出了门。这天疾控中心要为基层女干部做项目技巧培训，她得早点到，往9路公交车站去的步子就有点急。

她身高不足1米5，穿特小号白大褂，伸直手臂刚好够着乌木庄戒毒所的门铃。戒毒所是她常去的地方，有时候是采样抽血检测，有时候去看她门诊上的病人，她随着他们进进出出。

她的长相和穿着都偏于中性。通常是简单的短袖、长袖衬衫配黑色或蓝色的裤子，这么多年，她几乎没怎么穿过裙子，化妆品和首饰跟她更不沾边，只有笑起来的时候，那双弯成月芽儿的眼睛才会流出一点点妩媚――严格说，也不是妩媚，是真心实意。

她的红皮笔记本上写着不少好笑的名字，譬如四妹、胖妹、长脚、光头、小二牛……她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这些人已经没有亲人和朋友了。当他们有病有事有麻烦的时候，都会想起陈医生。许多个求助的深夜，这个小个子女人裹着一阵风就来了。

“陈医生对人多好地，从来不冒火，多耐心地跟你讲。”刚从戒毒所出来的阿彭在江边一家按摩房里对我说。

“陈医生心肠好，这样的人太少了！”HIV感染者大军小军的妈在一家叫“茂昌”的袜子店门口对我说。

“她把我们当成跟她一样的人，不歧视我们。”脸上有刀疤的李杰说。

胖妹有次自告奋勇提出要陪她去D市出差：“陈医生，你说好了，路上想吃什么用什么，我都给你拿到手！”

也有不领情的人。2006年中秋节，我听到抱怨，“陈医生送的月饼太糟糕！零售19元一盒，批发18元。”

小城不大，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路上常有精瘦男子大老远招呼她：“陈医生。”陈均13岁的女儿丫丫认定“马路上叫妈妈‘陈医生’的，都不是好人！”陈均的丈夫，一个老实人，话少，只在妻子晚归而他还没睡下时到厨房热饭。父女俩商量好，再不等这个很少准时回家的人共进晚餐。

陈均今年47岁，毕业于Q市药剂学校，学的是化验。在疾控中心干到第15个年头，她才发现自己原来有好大的气力没有使出来。那是2002年初，中英艾滋病项目选定A市作为艾滋病防治和行为干预的试点。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一名普通科员，她和同事们负责一些最具体的工作：接近吸毒人员，编出花名册；发现艾滋病感染者，辅导治疗；接近各类暗娼，分发安全套；给小姐们上课，培训基层医生；跟片警、辑毒警合作……她做得得心应手，并从中体会到了自己的价值――这是可以全心投入的事业，没错，不仅仅是份工作。

B区疾控中心大楼是90年代一个歌舞厅改建的，二楼有一个半圆形回廊，当年许多年轻姑娘围坐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拿眼筛进来的男人。十多年后，这个半圆形回廊出现在政府机构里多少有些古怪，却不失为一种隐喻――男男女女重进这幢大楼，有人会笑笑说：“当年就是在这里染上（海洛因）的，现在，又回来了。”

性病艾滋病门诊在一楼，一天下来，一次性杯子和抽取式餐巾纸都会矮一截，为吸毒者准备的红色外壳的香烟也空了。人来人往，总是一个难堪的故事叠上另一个。

林晓云每周来一次，提来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是用过的静脉注射海洛因的针具，再提走一个，里面装着清洁针具，这就是针具交换，国际通行的防治艾滋病的一种行为干预。林晓云只有24岁，长得娇小，笑起来嘴角一弯，带出稚气，但那张脸上总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她本有身孕，前男友给了她6000元，刚刚把孩子流掉，她现在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林晓云吸毒6年，前些年在药店或私人诊所买针具，自从疾控中心有免费的，就用了个假名来换领。3年下来，彼此之间有了信任，才慢慢告诉陈医生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这天，她领了三、四板（每板约十支）针具，因为牢记绝不跟旁人共用针具，所以HIV尚未进入她的血液。寒喧几句，她急着回家，因为距离上次注射，25小时过去了。

陈均到了二楼办公室，将昨晚加班整理好的培训讲义、宣传册子和一枝笔分别装进透明文件夹，一共25份，为25个来自基层计生办的女干部准备的。这天，讲的主题是《艾滋病污名化与歧视》。

妇女干部们盛装而来，有一两个还吹了头。陈均开始让大家做“降落伞游戏”，是《中英项目技巧培训》里的一个案例：

国家官员、私企业主、大学生、公务员、孕妇（以上都不是HIV阳性）和一个携带了艾滋病病毒的人（看起来与旁人无异）一起坐飞机，机上另有机长乘务员各一。飞机遭遇故障，只有7顶降落伞。乘客们认为，机长乘务员理应得到降落伞，余下6人分别用一句话讲明自己应该得到降落伞的理由――

“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为人民谋幸福。”国家官员说。

“我为中国经济增长作贡献。”私企业主说。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分子，国家未来靠我们。”大学生说。

“我对国家机器运转有贡献。”公务员。

“我肚子里有个小Baby。”孕妇说。

轮到最后一个，他说：“我是个病人，我染上了艾滋病。”

谁不该得到降落伞呢？25位妇女干部一致投票给艾滋病感染者。陈均笑了笑，开始切入正题……

陈均手上有一部小灵通，银色外壳，24小时开通，用得边缘已有磨砂效果。每次拨通，“你好，这里是B区疾控中心艾滋病热线。”这个区域里现有的140个艾滋病感染者差不多都记得这个号码，一旦出事，她常常先于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出现在他们身边；甚至他们的父母孩子病了，或者家长里短都成了她工作的一部分。所以除了吸毒者、性工作者和艾滋病感染者，她打交道的对象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社区干部和警察，最近增加了男男同性恋和夜班出租车司机。

每晚一到八点多钟，疾控中心门卫的大爷会向门口望望，陈均小小的个子多半就在铁栅栏后面，大爷便按一下钮给她开电动门。从下班到电动门徐徐打开之前，她在空荡荡的办公楼里整理资料，起草培训地县级艾滋病防治方案，分装宣传小册子……大楼安静下来，她才可以做些七七八八的事。有时候，她会约一些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的感染者过来坐坐，拿出一包香烟，几支香蕉，有时还会有瓜子、花生和糖，是同伴教育活动后剩下的。

夜班出租车司机小赵有时在凌晨送她回家：“啊，你不知道她有多忙，一个月30天，有25天她在加班，千万不要做这份工。”同事周医生说：“她做事情很执着，很投入，只是不知道她哪里来那么充沛的精力。”夜里回家的时候，丈夫常常已经睡下，小区也已经关上大铁门，她按铃唤来披着外衣的门卫大伯，随手递上一元钱。在A市，普通居民区晚上10点半到11点关门，劳动门房，多少意思一下。

陈均坐小赵的车久了，小赵便告诉她一些出租车圈子里的事。A市的出租车司机好多都是附近一个县上来的，自己买台车或者租了老板的车跑生意，因为营运证之类不全，往往夜里出车，渐渐就认识了也是夜里出工的暗娼。

这天，陈均又接到一个热线电话，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妻子从乡下打来的。她觉察到丈夫到A市跑车以来，对自己越来越冷淡，现在已经很少回家，她怀疑丈夫外面有人。一周后，这女人赶到A市面见陈医生。聊过之后，陈均送她去长途汽车站并买了车票，没敢告诉她实情：她的丈夫已确认HIV阳性，估计从暗娼那里染上的；男人不想殃及妻儿，故而冷淡，并有了离婚的念头。陈均告诉我，第一要紧的是请这女人和她儿子下礼拜都到疾控中心做一次HIV抗体检测，然后再想办法。

我在A市的日子里，只要跟陈均一起上了出租车，就见她试着跟司机搭话，打听夜班司机的租住点、起居规律，还有暗娼活动的片区。我知道，她在试图发现新的易感人群。

她曾经坐着小赵的车子一家一家暗访酒吧，B区196家酒吧的名字都在她的笔记本上。我们去江边酒吧一条街的那天晚上，她指给我看，哪几家是吸毒者常去的，哪几家有卖淫女或者只是陪唱的“学生妹”。江边有不少卡拉OK小屋，一元钱唱一首歌，店名就叫“一元唱”，有些正读初中高中的女学生打扮得有山有水，陪客人唱歌，赚点小费；客人若有进一步要求，女学生便介绍年纪大些的“姐姐”给他，这些，都由“一元唱”老板调度安排。

大多数时候，陈均的包里总装着几盒双蝶牌安全套，可以随时发给小姐或嫖客；也总有一包“天下秀”牌香烟，散给那些一个个被她和同事们劝进美沙酮替代（海洛因）项目的瘾君子。

她的门诊是流动的。张公桥是吃麻辣烫的一条街，24小时营业。那天，陈均的大哥二哥都回到A市，全家人去张公桥吃饭。刚刚坐定，她忽然起身过马路，走到对面一家药店里，跟一个头发染成金黄并烫成小卷的丰满少妇说话。这女子不吸毒，也不卖淫，却在上周三义务献血时查出HIV阳性，估计是去年夏天在一家个体诊所做人流时感染了艾滋病毒。陈均动员她让男友去查血液，少妇答应了，又说，“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他甩掉。”

陈均是上一代勤勤恳恳中国劳动者的代表。当她还是一个防疫站化验员的时候，就认真对待每件交给她的工作，责任心强，手脚也利索，深得领导信任。那一辈人，大多都是这样工作的。谢长风见她一回劝一回：“你这样的人，领导是最喜欢的，埋头肯干，但永远没得提拔，因为一提拔你，谁来做实事？我父亲我哥哥都是这样的人。大姐啊，歇歇吧。”

陈均兴致盎然地工作着，心里也不是不困惑。吸毒者的人数没有下降，间或有更隐蔽的新加入者。感染者的救助是那么复杂而无望，一些善意的计划每每都会落空，让人失望。每天都有事件发生，自杀斗殴、进医院抢救的，三进四进戒毒所的，家属哭哭啼啼来表明断绝关系的，都在她这里汇总，她常常像救火队员一样，从一处扑到另一处。

7月1日，一个星期天，下午4点我打通陈均的电话，她正在理发店剪头发。她在一片嘈杂声里告诉我“情况糟得很”：6月检测的结果出来了，毛向阳的CD4降到了68，她联系了一家医院为他做一个全身检查，在医院门口等了他整整2小时，毛向阳没有出现，他把小灵通卖了，美沙酮也不喝了，据说正四处骗钱；郑秀群因为注射异丙嗪，手上溃烂很凶――我说我没有打通过她的电话，陈均说，“她的小灵通号码听说已经变了，有天晚上我找她到凌晨5点才回家。”万家昌失踪了，刘建设高烧住院了……

她不知道怎样真正才能帮到这些人。如果有病的治病，做坏事的从此收手，找份工作，安居乐业，那这世界真是太……童话了。

茶馆里，陈均跟师傅有过一段对话：

“唉，我是真的搞不懂，他们究竟要啥子？”

“要啥子？不劳而获，你能给吗？”师傅接着说：“吸毒的人都是极其自私的人，他们没有价值观，没有方向，没有同情心，不懂得啥叫羞耻，是坏到根子上了。别说外人讨厌，我都讨厌他们。”

好在陈均很忙，每天拖一身疲惫沉沉睡去，没空细想。何况这世上，好多事情是经不起推敲的，层层推敲下去，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她现在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在海洛因祭坛上》人物列表

原标题为《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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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