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环比五环多一环

关于西芦城村厕所的调查研究

西芦城村是一个县城该有模样，它的店铺一如既往来自祖国各地——东北大骨头，香河肉饼，南方鞋服，陕西扯面，美甲纹身，巫山烤鱼，河南烩面，川渝火锅，云南米线，港澳穿骨香烧板鸭，羊蝎子驴肉馆，上海包子铺，兰州李宝圆牛肉面馆……此外还有竞技网络，成人用品，养生足疗，贝贝童装，聚星名剪，酒神酒行。只有芦城老盛鲶鱼馆，似乎说了一段与这里有关的历史。

西芦城村充满了临时感，大街小巷饭馆商店厕所就像一部电影的道具，马上要杀青，随时要拆除——一种实用而粗糙的美学。这种临时感也体现在人口构成上，享受西芦城村户口的人只有一千八百多，而外来人口超过了一万八千人。他们共同生活在四百多户院子里。这些院子通常都会有一个后来搭建的，像一个肿瘤一样突出在墙外的厕所，对这种每天都要用，但每次又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东西，人们似乎并不怎么上心。

西芦城村的厕所

这里有8座公共厕所，最大的为菜市场旁边的，18平方米，6个蹲坑，而在文化大院里的那个只有4平米，两个坑，其余的三坑四坑的都有，所有的男女坑位加起来只能蹲六十多人。厕所为砖墙结构有屋顶或屋顶不全，蹲坑、地面、墙面为水泥或砖块。无论大小，要进去方便一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如果看到“市政”二字的三轮车停在外面，也许就是有清洁工打扫厕所。

西芦城村民的厕所大部分在院大门的左侧或右侧，全村家用厕所大大小小有441个。空间都不大，大多在0.8至1.5平方之间，多数与房屋统一为红砖而建，有水泥墙面，顶部石棉瓦为主，少部分有杂木板、彩钢板、玻璃、简易废料组成，大同小异。这些厕所中，没有门的只是少数几家，有门的，真正是“五花八门”，有窄有宽有高有低，铁皮门，防盗门，木板门，铝塑门，三合板门……厕所的内部结构基本一致，一个蹲坑，一个纸篓，搅屎棒有的有有的没有。

化粪池一般位于厕所的背面，一米见方，基础是砖水泥抹面，也有水泥浇铸的，上面覆盖水泥板、铁板或木板，这种没有水冲的厕所可能与汉代的一样，叫汉厕也叫旱厕。

这里的人们似乎在做着随时出逃的准备。村里的土地由村委会统一管理，都在等待开发商的到来，村民不再种地了了，主要的收入是把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负责任的房东在原来的厕所旁边再加盖一个女厕。各家厕所无论是细致的还是简易的，基本上都配有一把锁子，门上写有警告：“非本院人员禁止上厕所，（否则）罚款200元”，“非在此居住人员在此消费的上此厕所臭不要脸别他妈找骂！”，“门外小便罚款100元”，还有人喜欢接茬，在门上写道：“就不给你。”

“小东莞”已成过去

西黄村曾经是一座充满了各式欲望的村庄。这里的司机知道所有隐秘的地点和价格，一个81岁的老大爷每天下午5点到7点在西黄村村口摆摊卖碟，他不仅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还卖色情片，当你问及质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都已经看过，没有问题。”

一个在这里开了20年黑车的司机会告诉你，这个地方繁荣的时候，连东城区的人也往这跑。作为当时很“开放”的村子，司机这样描述西黄村——周边的按摩足道密密麻麻，村里的洗头房更是多，“那时候都叫这里‘小东莞’”。

西黄村——当年的“小东莞”

这里就像是无人看管的飞地，一个处于城市边缘地带为中心区的人们释放欲望再从容撤回日常生活的销金窟。黑车司机成了这种欲望的搬运工，他们有时自己也参与其中。“有一开黑车的老头，他老拉小姐，结果自己也玩上了，现在在那女的身上已经花了将近十万了。”

只是2013年的一次大规模扫黄打黑中让这里的生意开始衰败。一些人被抓了起来，小姐们不再站在外面接客，去了表面正规的酒吧夜总会，在那里面价格也能涨上去。销金窟的金主开始撤离，引发了大规模的诚信危机，小姐们开始与小偷等不良人士合作，诱惑消费者进入她们的骗局，然后实施偷抢。人们开始抱着一种反正村子就要不复存在了、干完一单是一单的想法。即使普通居民，深夜也不敢在街上闲逛。

“去年，村里面啊，（一个小姐）老爱偷东西，老偷人钱包，人家回来找她，不承认，对方就急眼了，把女的捅死了。”黑车司机说。

现在，只有门口卖碟的老大爷是公开的，而一家白天是五元理发店的铺子只有在晚上九点之后才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双埠头村的些许敌意

像五环外大多数村庄一样，双埠头村是一个看起来毫无特点的村庄。沉闷、颜色灰暗，村里的人靠着房租生活。“房东只在收房租的时候出现，有的房东连房费都懒得收，直接承包给二房东。”一个卖干货的大姐这样说。村民们也会不厌其烦告诉你，地是如何被大队租出去的，挣到的钱又是如何在澳门赌场消失的。

人们看起来对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但又被迫卷入资本欲望与乡村传统的角力中。一个六七十岁的大爷，依然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地盘”，他很有敌意的看着陌生人，不耐烦你的搭话，却又不离开。问他灰房子是干什么的？大爷不耐烦的说是仓库。又问房子有多少年了？大爷说：30多年了。这房子的灰砖大于现在常用的灰砖，你能判断出不止30年，大爷摆的是最熟悉的北京农民傲慢的派头。

而另一个人也许只有在余华的小说中才能看到，在主街上，一个老头骑着一辆电动三轮从北向南晃晃悠悠而来，不间断的鸣笛，还挑衅般向路边的人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