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沟里跋涉

2015-09-24 16:11:54
5.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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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节过后,阿琦改口吸为静脉注射。自愿戒毒无数次,强制戒毒2次,跟他的朋友们一样,阿琦打秋千一样进进出出。2001年4月4日,他被B区公安分局抓获,因为分局在一条叫桂花巷的小街上,大家都管关押犯人的楼叫“桂花楼”。3个月后,他被释放,才知是母亲交了4000元保他出来。那4000元,是父亲“一刀切”的退休金。

在当时,这是一种类似于“罚款”的含糊收费。从5000元开始叫价,没有?那么4000元。还是没有?3000元、2000元、甚至1000元都可以,有多少,罚多少。当然,有些家里早就空了的,不交也行,多呆三个月。这笔公安的收入,至今已无据可查,只有一些吸毒者还记得自己被罚过款,而警察也不否认当年的情形,但语气一转,“现在很规范了。”

2002年,阿琦涉嫌抢劫。那是一次令人懊恼的抢劫。晃了一个下午,他跟两个小兄弟都没找到钱,针没打,饭也没吃。三人一商量,想去建筑工地上碰碰运气,看有没有钢条水泥之类可以偷运出来卖钱。从城里一路摸到工地,路是越来越坑洼不平,开过一辆卡车便尘土四起,三个人觉得腰背酸痛,不免焦躁起来。

前面走来四个民工,嘻嘻哈哈,好像是要去吃晚饭的样子。阿琦跟同伴交换了眼色,意见一致:“上。”两个兄弟立时扑过去,阿琦垫后。民工有经验,知道碰上大盗了,主动亮出口袋给他们搜。前三个浑身上下没有搜出一毛钱,第四个裤兜里发现20元。阿琦觉得心烦,都懒得上前交手,他的肚子开始怪叫,想想一天没吃东西了,见路边有家小店,便蹩进店里买了只面包,蹲在路边啃起来。一阵怪风吹过,刮进一嘴的细沙子,他一口吐出沙子面包,骂了声娘。一抬眼,一辆警车停在面前,下来两个警察,请三位上车。原来是民工中一人偷偷用小灵通报了警。阿琦三人被关进看所,每人罚款5000,一分都不能少。阿琦申辩说,“我没有抢啊,我在吃面包。”警察看他一眼,冷冷道:“辛苦!跑那么远吃只面包。”

阿琦在看守所里关了两个多月,照样有毒品可注射,是一起关着的傅小刚的老婆偷偷送进来的。阿琦扎完针,给里人街开茶馆的大哥打电话,让他想办法凑钱救人。大哥凑足5000元,交到警察局,递上一支烟,自己也抽一支,听几句思想教育的话,光点头,不说话。又过十多天,阿琦回家了。

2003年1月10日,阿琦被彭山路派出所抓获。他去父亲所在工厂的职工宿舍转了一圈,厂保卫科就向派出所报了案,因为有人失窃。警察对阿琦进行尿检,阳性。于是,不管这案子是不是他做的,送去强戒肯定没错。1月12日,阿琦进了乌木庄戒毒所,一签半年,强戒费交了一个月的,1000元。

初犯3个月,重犯6个月,戒毒费每月千元,很少有人交齐的。戒毒警说,办戒毒所,上面不拨钱,收支只能自己平衡。大约有95%的人不交钱,他们每天的伙食相当于白给,当然很差:清早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余下两餐各有一份二、三两的米饭,外加一瓢漂浮几片菜叶的汤,犯人们称之为“玻璃汤”。即使如此,一个多月后,他们都比进来时白胖。如果交了戒毒费,就能跟戒毒警吃一样的伙食。我看到的一顿晚餐里有肉末粉条之类,盛在一个塑料饭盆内,从寢室门的下方递进去,那里开有一个小洞。

阿琦进去的头三天,见习分猪毛的手法。那是挺简单的活儿,将一堆猪毛中的黑白二色区分开来。他摆出一个手势演示:三个手指头按住毛,另二个指头管剔,飞快起来,像在拨弄乐器。他听说这些猪毛用来制刷,专供部队擦炮。一周后,他有了生产任务,开始每天处理6斤猪毛,以后逐渐加量,十几斤,最后每天二十斤。每天早晨6点起床,早饭后出工,晚上常常加班,做到夜里12点或者凌晨1点。吃饭的时间很短,他说,那块泡在汤里的饭是从喉咙里倒下去的。

从第二个月开始,阿琦热切盼望吃肉。室友们都在传,听说每周三、周六,没交钱的人也能吃上肉,他于是盼望周三和周六到来。可是周三没有,周六也没有。他不怪家里人没往他的账户上打钱,反正国家总能给口饭吃,不至于饿死他。他只是很累,很累。他想吃肉。他想注射海洛因。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HIV病毒。

如果拒绝参加劳动,或者打架、自杀,都得上刑床躺着,那滋味不好过。阿琦不傻,他服从,盼望着6个月过去,而出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朋友打电话,找它。到哪里去买,怎样稀释,怎样用注射器吸满,寻找哪一根静脉扎进去,迎接怎样的昏迷,他无数遍在心里想过,那滋味,已经深深锲在他大脑皮层的沟回之间,抹也抹不掉。

2003年5月,B区疾控中心到乌木庄抽血检测。几天后,通知阿琦复查。阿琦心里格登一下,他想,一定是有病了。阿琦的朋友傅小刚,那个2002年一道去抢动民工的小子,4月跟他老婆都查出有艾滋病。他跟小刚2002年进了看守所,一起注射的2个多月里,每天用同一支注射器。

复检确认后,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起来。因为它,他失去的东西太多了。百万家产,相处8年的初恋女友――人家已经结婚生子,日子安稳。2001年,女友的父母知道了隐情,一定要他保证在半年内戒掉,否则这门亲事是断然不能答应的。“半年?”阿琦对我说,“我一个星期都熬不过来。”他本想说服二老跟他们的女儿结婚,不要孩子,怎么说得通。

那些零星贩毒成天提心吊胆被抓的日子里,总附带着邻居们的嫌恶眼神――谁家的孩子到他们家的茶馆哪怕呆上一小会儿,都会被大人骂得要死。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溃烂,那些莫名其妙的病痛。

“有段时间,得了忧虑病似的,很多吸毒的人都有忧郁症。话少了,朋友圈子越来越小……有时想想,一针下去,报销算了。”阿琦对我笑笑。

得了艾滋病之后,阿琦依然零星贩毒,但做了警方的线人。也就是说,警方默许他的存在,以便在需要完成指标的日子里从他那里得到线索,然后堵在贩小包的家门口,出来一个抓一个,人赃俱获。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供出上家,在警方需要以缴获毒品的数量来表明成绩时,逮到数十甚至上百克的大毒贩。他得到的好处是,一段时间里,警察会放他一马,“没有线人,警察破案的机会很小。”

依照法律,贩毒50克就可以判死刑,而他的上家们,那些贩了70克的、100克的,包括去年一宗150克的,都没死。他听说的最大的一宗,是一个贩了300克的贩子,最后判了无期。“虾有虾道,蟹有蟹道,各有保命的诀窍。要是真执行,该死好多人呢。”阿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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