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沟里跋涉

里人街是条老街，有几段还是泥地，晚上也没有路灯，市政建设的推土机还没来得及开到这里。

初春的街边，青草嫩芽随随便便从泥里冒出来，无人理睬，也长得兴高采烈。草狗在水泥砌的垃圾站里刨食，一队鸭子摇摆着经过，有仪式感。一场雨刚刚下过，路上满是一个一个汪着水的泥窝，整条街兜底泛起土香。

下午临近傍晚，一直坐在竹椅子上剥毛豆的老妇人掸一掸膝上的豆壳，站起身来回屋拿家什，一眨眼功夫，支起卖零碎吃食的小摊子。隔壁的隔壁，另一家炸小土豆的油锅也已经滋滋作响。等到街上中学的门大开，学生们像开闸泄洪，灰扑扑的老街便有了一日里人气最旺的时辰。

阿琦兄弟四人住在里人街，他排行老三。祖上传下来300多平米的老房子，哥哥辟出前半部开了个杂货茶店，一边是日用副食小商店，一边是茶馆，摆了几张油腻腻的牌桌，泡杯茶，也是5角钱。兄弟四个在后院每人占据一间大屋作卧室兼起居室，厨房和厕所是共用的，加上女人和孩子，一大家子倒也热气腾腾。

阿琦今年35岁，吸食海洛因13年。他的脸有点短，抄下巴，皮色泛青，眼睛还有点暴，但都不及他的瘦来得触目。他的两腮像是被人狠狠地掘了一下，颧骨支起脸皮在两颊形成凹地，又因为下颌骨突出，整个面孔呈现出一个四方形来。而在他每天去美沙酮门诊必须出示的社区医疗卡的照片上，小伙子圆脸、白净，与现在的他根本是两个人。

他那间大屋里有两样主要的家具，一件是两面靠墙的大床，一件是进门处带面镜子的衣橱，它们大致概括了这间屋子的主要功能：进门睡觉；换件衣裳、照照镜子，出门。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床头的小桌上放着一叠齐整的《华西都市报》和《参考消息》，是阿琦订的，他喜欢挑选一些跟军事有关的内容来看。他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解放军战士。

他端出把竹椅子让我坐，自己却一直蹲着。“你也坐啊。”我说。“蹲着舒服。”他说，吸毒的人腰背时常酸痛，平时都不爱坐，爱蹲着扒饭，蹲着聊天。

回想起来，大概要怪那2分。就差2分，阿琦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市一中），进了家门口的三中。三中学风差，调皮捣蛋的天天在那里集合生事，老师们是一点办法没有。阿琦的两个哥哥是读完了初中的，但他念完初一就不想再读书了，赶上经济搞活的年代，他急急要去做生意了，那一年，他刚满14岁。“我弟弟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缀学了，也许跟我的榜样有关系。”阿琦的弟弟这时从外面回来，领着个很瘦的女孩子，在门口站了会儿，相貌堂堂，但眼神很浅。

阿琦的妈在农贸市场批发水果，当时做这生意的外地人多，本地人很少。阿琦跟他的一班小兄弟当时都不过十五、六岁年纪，却有本领强买众贩子长途趸来的货，出价比一般市场价低一截，很快垄断了整个水果市场，于是发了财，赚了一百多万，“当时家里现金就有四、五十万。”阿琦说。

1991－1992年间，A市出现二氢片（含兴奋剂），是那些闯云南的女孩带回来的。阿琦试过，确实兴奋。后来从朋友弟弟掌管的医药公司可以买到这种紧俏货，精装的每瓶200元，有1000片。

1993年，阿琦遇到了海洛因。跟这城里一般的市民甚至警察一样，他不知道这东西的厉害。第一次是夏天，晚上在哥们家，就在隔壁，一班小兄弟喝了啤酒，有人拿粉出来让大家试试。口吸，抽了三、四口，他没有呕吐，只是脑袋有点发胀，就回家睡觉去了。第二天，他又去了。这回是哥们请客，250元买了1/3克，也没啥感觉。朋友说的飘飘欲仙到底在哪里呢？从此常去。邻居大他1岁，1995年注射大动脉时，爆了。

阿琦口吸了7年，2000年才改的静脉注射，所以对口吸很有记忆，“呐，快餐碗面的纸做烟管最好了。用烟管吸，配上水果、矿泉水。吃过那东西，吃点甜食很舒服，真是享受来的。”当年B区，他知道的吸食者大约百把人，都是有钱的。“当时不吃海洛因就不是大款，不是道上混的。”

阿琦在A市搞装修比较早，1993－1995年，他用钱办成了户口农转非，在装饰公司跑采购，80%的材料都经他手，在那个年产值300万元的公司里，他当时的月收入达到2万元。当时他有个女朋友，两人一起吸，每天1克多，大约三、四百元。女友后来据说戒掉了，现在做点儿小生意。

到了1996年，阿琦的家底基本空了，他开始贩毒。1996年底，他到了福建晋江，由开餐馆的老乡介绍认识了一个贩毒的东北人。东北人自己不吸，出给他的货大约每克280－290元，他分装成小包，每克转手可以卖到700－800元，这当中的差额，可以应付自己每天吸毒的开销，还略有盈余，这就是“以贩养吸”。他的买家是十多个从A市到晋江做皮肉生意的小姐，其中B区有1个，这女的现在还在吸。

做一名毒贩，好比做一只蜘蛛，要编好两根线一张网，一根线通上家，一根线连下家。上家一般单线联系，下家要密密织网，不要心急，要稳，要狠。许多人的第一口海洛因是毒贩送的，而终有倒转头来赊账的一天。很少听说有吸毒者因为憣然醒悟，记恨领其入门者的事，常见的是在一段时期的供求关系中结下友谊，过一阵又翻脸的――多半是供求链上海洛因的质量出了问题。

1997年3月18日，阿琦在福建晋江市被抓，当时身上搜出6克海洛因，因贩毒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是贵州人‘掉了我的线’（行话，指出卖）。他跟我回家拿过五六次货，被抓后供了我，那天，带着泉州的刑警队来的。”他在看守所呆了六七个月，在少管所成年犯大队呆了近2年。

刚进监狱，1998年春节就到了。狱友的老婆来探视，带进2克海洛因。后勤送饭的是狱友的老乡，托他用代金券买几包烟，好说。有烟就有锡箔纸，打火机可以向狱警借，抽烟是允许的。二人佯装打了一架，一道关了禁闭。禁闭15天，两人吸了14天，用阿琦的话说：“有时间，有地点，还不用出工。”

这是阿琦第一次坐牢，出来已是1999年年底。那天晚上9点多，离他走到大街上不到一小时，他已经找到上家。川菜馆的老乡还在，一起租房住的湖南人还在，海洛因就找到了。他深深稳稳地吸了四口，感觉像老友重逢、亲人团聚，真是美妙。24小时后，他犯了心瘾，极慌，好像整颗心都被掏空，非得找点什么填上才行。

一起合租房的是一对湖南夫妇，两人在晋江打工，手里有几千块钱，妻子并不知道丈夫沾了毒。阿琦就做他的买卖。他从上家手里拿货，300元1克，卖给中间人老乡100元1克，卖给湖南人500元1克。一个多月过去，湖南人的积蓄全没了，老婆追问之下，湖南人说了实情。第二天，夫妇二人就搬走了。湖南人搬走半年后，阿琦才知道，上家卖给他的货也是涨了一倍的，上家拿货的价，每克是140－150元。

福建管得越来越紧，阿琦觉得混不下去，2000年9月26日，他回到A市。父亲家住龙鸣街，他放下行李，就回里人街老屋找邻居，一个吸毒的女孩（2005年死于注射过量）。他还是像一只蜘蛛，只是把织网的地点从晋江市改到了A市。

2001年春节过后，阿琦改口吸为静脉注射。自愿戒毒无数次，强制戒毒2次，跟他的朋友们一样，阿琦打秋千一样进进出出。2001年4月4日，他被B区公安分局抓获，因为分局在一条叫桂花巷的小街上，大家都管关押犯人的楼叫“桂花楼”。3个月后，他被释放，才知是母亲交了4000元保他出来。那4000元，是父亲“一刀切”的退休金。

在当时，这是一种类似于“罚款”的含糊收费。从5000元开始叫价，没有？那么4000元。还是没有？3000元、2000元、甚至1000元都可以，有多少，罚多少。当然，有些家里早就空了的，不交也行，多呆三个月。这笔公安的收入，至今已无据可查，只有一些吸毒者还记得自己被罚过款，而警察也不否认当年的情形，但语气一转，“现在很规范了。”

2002年，阿琦涉嫌抢劫。那是一次令人懊恼的抢劫。晃了一个下午，他跟两个小兄弟都没找到钱，针没打，饭也没吃。三人一商量，想去建筑工地上碰碰运气，看有没有钢条水泥之类可以偷运出来卖钱。从城里一路摸到工地，路是越来越坑洼不平，开过一辆卡车便尘土四起，三个人觉得腰背酸痛，不免焦躁起来。

前面走来四个民工，嘻嘻哈哈，好像是要去吃晚饭的样子。阿琦跟同伴交换了眼色，意见一致：“上。”两个兄弟立时扑过去，阿琦垫后。民工有经验，知道碰上大盗了，主动亮出口袋给他们搜。前三个浑身上下没有搜出一毛钱，第四个裤兜里发现20元。阿琦觉得心烦，都懒得上前交手，他的肚子开始怪叫，想想一天没吃东西了，见路边有家小店，便蹩进店里买了只面包，蹲在路边啃起来。一阵怪风吹过，刮进一嘴的细沙子，他一口吐出沙子面包，骂了声娘。一抬眼，一辆警车停在面前，下来两个警察，请三位上车。原来是民工中一人偷偷用小灵通报了警。阿琦三人被关进看所，每人罚款5000，一分都不能少。阿琦申辩说，“我没有抢啊，我在吃面包。”警察看他一眼，冷冷道：“辛苦！跑那么远吃只面包。”

阿琦在看守所里关了两个多月，照样有毒品可注射，是一起关着的傅小刚的老婆偷偷送进来的。阿琦扎完针，给里人街开茶馆的大哥打电话，让他想办法凑钱救人。大哥凑足5000元，交到警察局，递上一支烟，自己也抽一支，听几句思想教育的话，光点头，不说话。又过十多天，阿琦回家了。

2003年1月10日，阿琦被彭山路派出所抓获。他去父亲所在工厂的职工宿舍转了一圈，厂保卫科就向派出所报了案，因为有人失窃。警察对阿琦进行尿检，阳性。于是，不管这案子是不是他做的，送去强戒肯定没错。1月12日，阿琦进了乌木庄戒毒所，一签半年，强戒费交了一个月的，1000元。

初犯3个月，重犯6个月，戒毒费每月千元，很少有人交齐的。戒毒警说，办戒毒所，上面不拨钱，收支只能自己平衡。大约有95%的人不交钱，他们每天的伙食相当于白给，当然很差：清早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余下两餐各有一份二、三两的米饭，外加一瓢漂浮几片菜叶的汤，犯人们称之为“玻璃汤”。即使如此，一个多月后，他们都比进来时白胖。如果交了戒毒费，就能跟戒毒警吃一样的伙食。我看到的一顿晚餐里有肉末粉条之类，盛在一个塑料饭盆内，从寢室门的下方递进去，那里开有一个小洞。

阿琦进去的头三天，见习分猪毛的手法。那是挺简单的活儿，将一堆猪毛中的黑白二色区分开来。他摆出一个手势演示：三个手指头按住毛，另二个指头管剔，飞快起来，像在拨弄乐器。他听说这些猪毛用来制刷，专供部队擦炮。一周后，他有了生产任务，开始每天处理6斤猪毛，以后逐渐加量，十几斤，最后每天二十斤。每天早晨6点起床，早饭后出工，晚上常常加班，做到夜里12点或者凌晨1点。吃饭的时间很短，他说，那块泡在汤里的饭是从喉咙里倒下去的。

从第二个月开始，阿琦热切盼望吃肉。室友们都在传，听说每周三、周六，没交钱的人也能吃上肉，他于是盼望周三和周六到来。可是周三没有，周六也没有。他不怪家里人没往他的账户上打钱，反正国家总能给口饭吃，不至于饿死他。他只是很累，很累。他想吃肉。他想注射海洛因。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HIV病毒。

如果拒绝参加劳动，或者打架、自杀，都得上刑床躺着，那滋味不好过。阿琦不傻，他服从，盼望着6个月过去，而出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朋友打电话，找它。到哪里去买，怎样稀释，怎样用注射器吸满，寻找哪一根静脉扎进去，迎接怎样的昏迷，他无数遍在心里想过，那滋味，已经深深锲在他大脑皮层的沟回之间，抹也抹不掉。

2003年5月，B区疾控中心到乌木庄抽血检测。几天后，通知阿琦复查。阿琦心里格登一下，他想，一定是有病了。阿琦的朋友傅小刚，那个2002年一道去抢动民工的小子，4月跟他老婆都查出有艾滋病。他跟小刚2002年进了看守所，一起注射的2个多月里，每天用同一支注射器。

复检确认后，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起来。因为它，他失去的东西太多了。百万家产，相处8年的初恋女友――人家已经结婚生子，日子安稳。2001年，女友的父母知道了隐情，一定要他保证在半年内戒掉，否则这门亲事是断然不能答应的。“半年？”阿琦对我说，“我一个星期都熬不过来。”他本想说服二老跟他们的女儿结婚，不要孩子，怎么说得通。

那些零星贩毒成天提心吊胆被抓的日子里，总附带着邻居们的嫌恶眼神――谁家的孩子到他们家的茶馆哪怕呆上一小会儿，都会被大人骂得要死。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溃烂，那些莫名其妙的病痛。

“有段时间，得了忧虑病似的，很多吸毒的人都有忧郁症。话少了，朋友圈子越来越小……有时想想，一针下去，报销算了。”阿琦对我笑笑。

得了艾滋病之后，阿琦依然零星贩毒，但做了警方的线人。也就是说，警方默许他的存在，以便在需要完成指标的日子里从他那里得到线索，然后堵在贩小包的家门口，出来一个抓一个，人赃俱获。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供出上家，在警方需要以缴获毒品的数量来表明成绩时，逮到数十甚至上百克的大毒贩。他得到的好处是，一段时间里，警察会放他一马，“没有线人，警察破案的机会很小。”

依照法律，贩毒50克就可以判死刑，而他的上家们，那些贩了70克的、100克的，包括去年一宗150克的，都没死。他听说的最大的一宗，是一个贩了300克的贩子，最后判了无期。“虾有虾道，蟹有蟹道，各有保命的诀窍。要是真执行，该死好多人呢。”阿琦说。

“我们这种人，很难回到正常生活了。十几年下来，我所有的朋友里真正戒断的只有一个，还有三、四个吃得很少，其他都在吃，心瘾难戒。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弟弟。他不吸毒，但现在跟一个吸毒女同居，我就怕他被拉下水，一直劝他不要跟那女的来往，可这事我管不了。前一阵我发现他脸色特别差，就问陈医生要了两块尿检板，回来偷偷一测，阴性。可不能保证他以后不吸。我最担心的是我这个弟弟。”

“有人真心帮过你吗？”我问。

“有，我家里人，还有我过去的女朋友。我们现在常通电话，想想从前很多事情。”

“现在有什么事能让你开心吗？”

“开心，也有，就是找到一个好的上家。”

“以后你还是会把朋友提供给警方？”

“对。可是没有办法。”

“你怪别人吗？”

“也没谁好怪，要怪就怪自己好奇心重。我爷爷奶奶没死的时候，怪这个社会。他们说，解放时把鸦片都清除干净了，怎么改革开放又把海洛因放进来了。我说，你们懂什么。”

他目前的CD4是430。2004年4月20日起，阿琦开始服用美沙酮，他坚持了两年，每天去通江喝上一小杯，同时继续偷吸，他不想跟自己搏斗。

正说着话，谢燕领着一个女孩进门来。

谢燕原是新大桥一条街上的坐台小姐，女孩是她的小姊妹，叫芳芳。早些年生意兴旺时，新大桥一带有二三十家这样的店，是不合法但公开的红灯区。生意不景气，现在有点滑坡，尚存十几家。没有店招，没有洗头按摩桑拿之类的假名目，有些学了国外红灯区的作法，只挂“小芳”之类的花名，夜里用霓虹灯勾出来。走进店里，明明白白就是一排小姐坐着，抽烟聊天打哈欠，都会拿眼剜人。老板通常在客人一进门就能掂出各是什么来路，做生意的、公务员、出差来打牙祭的，八九不离十。均价五十元，看中就带走，不用废话。这是比“站桩鸡”（路边拉客）略高一点，比宾馆按摩小姐档次低一些的性服务。

谢燕是在一次犯大瘾后认识的阿琦。那回她两天没打针了，身上也没钱，灰着脸找到阿琦家，问他能不能赊50元的药。阿琦看她怪可怜的，就给了一小包粉，后来只当没有这回事。谢燕却记得他了，从此常来拿货，还记得还50元，阿琦却没有要。一来二去，两人住到一处。谢燕在床头贴了一张倒着的“福”，靠墙一侧还有张房产广告的POST，上面有一朵巨大的牡丹花，她忘了是从哪儿拣回来的。再往高，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枚大铁钉，挂着只拳头大的毛绒绒的玩具，蒙着厚厚的灰，辨不出是个什么小动物。

阿琦的家现在是谢燕的家，阿琦的床现在就是她的床，因此也是她小姊妹的床，也是阿琦的男朋友们的床。这天晚上，阿琦、谢燕、芳芳三人同床。对于吸毒者，一男数女、一女数男、或者一群男女同床而眠（只要床足够大），是很自然的事情。

谢燕披着齐肩的长发，长得小巧玲珑，体重不到40公斤，衣服都似童装号码，但都是黑色，并用束胸勾出壮烈的乳沟来。她整个身体，发散出一种低劣的性感。

她的脸，绝不是一个29岁女人的脸。跟阿琦的脸一样，也似一具蒙了皮的人类头骨。吸毒8年，卖淫8年，让这张脸阴暗晦涩，刻满风霜，重重纹下的眼线和眉，愈发令人不敢细看。她的声音，即使在平静的时候，也发出喑哑的嘶声。

谢燕跟芳芳刚从瘸子家出来。瘸子家是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出货点，因为阿琦晚上跟我们聊天，不方便出货，打电话让谢燕下班后自己找食去。瘸子本来不瘸，多年前在一场斗殴中被打残了腿，后来就一直架着双拐，一摆一摆到大曲口露天茶室对眼神，兜生意。他的货成色还好，价格也公道，而且提供针管和床铺，最适合那些来不及出门就需要注射的。谢燕她们去的时候，已经有三男二女倒在床上，都认得，两个男的已经昏睡过去，外裤褪到大腿中部，腹股沟上插着针管，另一个倚在床架上，裤子也是褪了一半，一只手在推针管里的液体，一面腾出只手来胡乱把玩身边悬着的四只乳房。两个女的却是一丝不挂，夹在三个男人当中，有一个两腿之间夹着一团卫生纸已经睡着。男的朝她们笑笑，芳芳拍拍他的瘦脸，算是打招呼。

谢燕的老板叫王胖，养着7个女孩，都吸毒。一个打针死了，两个被抓，剩下谢燕她们四个给他撑台面。风头紧时，公安也抓他的姑娘，只是不会抓他，谢燕一撇嘴：“王胖跟派出所关系好着呢。”

王胖离不开姑娘们，姑娘们也离不开他，都是因为海洛因。姑娘们还在社会上混的时候，常常因为吸毒被警察抓，王胖有路子，花点钱就能保她们出来。姑娘们欠了她的人情，就在他店里上起班来。50元接一次客，交给王胖20元，自己得30元，几个小姊妹一起租房，一起买粉来吸，或者注射。

王胖的店交给老婆和弟弟管，自己并不出面。每晚开工前，店里供应一顿晚饭，饭后给半小时，让姑娘们上楼各自打针，但半小时后一定要坐在楼下供客人挑选。平日里，王胖也借钱给姑娘们买药，但放高利贷。每个人都欠他钱，欠得越多，越难脱身。谢燕欠过700多元，一直在还，还了两年多才还清。

每天最少接七八个嫖客，平均十多个，最多一天她跟29个男人性交，她灰白色的肉体，仿佛在阴沟里跋涉。来例假的日子偶尔也要上班，大多时候在例假第三天起开始工作，否则没有钱买毒。时间一长，这些姑娘都是私人小诊所或医院皮肤科、妇科的常客。早些年，很难说服客人用安全套，谢燕总是每两天吃一次事后避孕药，时间长了，乱了生理周期，于是怀孕，于是流产，到25岁时，她已做过7次人工流产。

2002年6月，谢燕开始觉得小腹隐隐作痛，去了一家正经医院，诊断结果是卵巢囊肿，得动手术。2002年7月15日，手术由妇科医生主刀，医生在她小腹留下一道长疤，住院88天。可大半年过去，伤口总是流脓却不结痂。谢燕当时忙着接客，顾不上理会，王胖也不容她理会。她常在刀疤上覆上厚厚的纱布，再贴上胶布，客人见了也有问起，她只说自己是生过孩子的，有刀疤，难看。半天下来，纱布就被脓水浸透，得把胶布撕下来，再换一层新鲜纱布，然后继续仰面躺下，她的器官，不妨碍使用。

直到阿琦看到她流脓的肚皮。阿琦皱皱眉头：“怎么这样？不要再去了。”

谢燕寻到医院，拍片一查，医生告诉她，囊肿没有切除干净，已经再生，而且发现，那位主刀医生将她两侧的输卵管都切除了。医院答应免费为她动第二次手术。

2004年，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沿着那道总不愈合的伤口第二次打开她的盆腔，抽出脓水，切除囊肿，让伤口慢慢愈合。直到2005年中，伤口总算扭着拧着痛苦万状地闭合了。谢燕被小姊妹们一撺掇，才想起要打官司。律师有胜诉把握，接了这案子，索赔标的是37万元。谢燕说，赌一把。

2006年1月25日，一审败诉。谢燕的律师认为她应该上诉。2006年4月末我见到她时，她正忙着这摊事，新大桥的班，已经不去上了。

《在海洛因祭坛上》人物列表

原标题为《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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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