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街女之死(二)

2015-09-25 16:18:33
5.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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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在西欧生活相对容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相当长时间的移民历史。但是,中国人来法国却没那么简单。1990年代初,据说有人真的是“走”过来的——从东北越过中俄边境,然后一站一站的坐长途汽车,横穿整个俄罗斯,接近东欧以后,由当地蛇头带领,徒步翻山越岭继续跨越边境,有些人就在这种长途跋涉中冻饿而死。进入西欧以后,这些人逐渐散落,有的人留在德国、荷兰,有的人走到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2000年以后,这种危险的长途跋涉似乎越来越少。

2008年,我曾在抚顺采访过一些偷渡黑工的家庭,他们说的偷渡方法是:办一张去波兰商务考察的签证,以波兰为跳板前往西欧国家。由于波兰签证并不是“申根”的,他们要被当地黑帮锁进火车的闷罐车厢,一路偷运到法国或是意大利。

2012年,我再次在巴黎走访黑工,询问他们来法国的途径。尽管不再是闷罐车厢的故事,但一路上依旧是糊里糊涂、提心吊胆。一位女士对我说,她们那一批人集体办了东欧一个国家的短期签证,说不上来是哪个国家。一路上有个香港“导游”带队,先是带着他们进入某个东欧国家,装模作样地“考察”几天,再转机到荷兰或是巴黎。一旦进入海关,香港“导游”立即在机场消失,而且并不发还护照。事实上,黑帮蛇头与外交机构在偷渡链条上深度合作,偷渡客一直处于被摆布的境遇。假如没有护照或护照缺页,在法国几乎是寸步难行,无法申请难民身份,也无法在银行开户。

偷渡客到中国驻法使馆申请新护照也不容易,因为中法之间的反偷渡合作,他们在申请过程中要继续受到各种质询,拿到新护照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

我试图弄明白受害人胡媛娥是怎么来的法国,但是一无所获。警察对于胡媛娥的描述是:身高1米53,47公斤。法庭传唤一位姓单的证人,她也是一名站街女,听口音来自东北,曾是胡媛娥的同屋室友。黑色皮短裙,黑色毛领子大衣,浓重的口红,修剪整齐的眉毛,紧紧扎起来的马尾辫,单女士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一些,实际上没有丝毫的青春气息,反而是一种僵硬的神态。

单女士说,自己跟死者根本不熟悉,平时很少聊天。面对法官的所有问题,单女士几乎都回答说记不清或不知道。语气之坚决,像是在宣称:你们休想把我拖进这个案子。即便这样,单女士能够出庭作证也实属难得了。法官试图联系更多的证人,这些人不是手机换号联系不上就是一口回绝。

左图:巴黎美丽城街头, 一位站街女站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她把脸深埋,不希望任何人打扰
右上:“荷花巴士”每周都在站街女聚集街区派发安全套。车子一般停在稍微偏僻的小街里,以免引发附近居民抗议。
右下:一位性工作者在车内领取安全套。(周兴/图)

胡媛娥还有个女儿,今年28岁,2012年的时候曾经短暂来到法国办理丧事。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位女儿与胡媛娥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解放报》称,胡媛娥是福州附近的农民,2012年年初来到法国,到达一星期以后才打电话给女儿,说自己已经出国了。这样的母子关系在性工作者中比较常见,一方面,她们都说自己卖淫是为了给孩子赚学费或是买房子,但孩子跟他们又似乎没什么感情。

2013年,我曾写过一篇中国性工作者首次在巴黎参加游行的文章,贴到了豆瓣网上,很快就有人发来“豆邮”,说自己的母亲应该就在巴黎从事性服务,“母亲以前务农,后来就出国了。我小时候对她也没什么印象,她出国以后我们找不到她,只是偶尔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在当保姆,当制衣工,但是我一点都不信。”

我曾短暂寄居于一个东北黑工租住的公寓,邻居是一对中年情侣,男的在寿司店当厨师,女的当保姆。他们在国内各有家庭,来到法国后同居在一起。每个周末,他们各自抱着笔记本电脑,通过QQ和国内的家人聊个不停,大年三十那天,他们一边包饺子一边和远方的家人聊着春晚的节目。性工作者尽管是偷渡黑工的一部分,情感世界却大不相同,似乎以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家人疏离。

巴黎美丽城街头是中国站街女的一个据点。如果你在地铁站口多站一会儿,就会听到她们高声谈笑的声音,甚至感到一丝欢乐的气氛。一次,“荷花巴士”派发安全套的车刚走,一位卖淫女问同伴:“你刚才去领套子了么?”“领了,我还领了两次,拿了双份呢。”回答者声音很大,带着占小便宜的兴奋。一些参与帮助站街女的巴黎志愿者感叹,她们来巴黎就是为了卖淫,而非什么生活所迫。

很难分清,这些站街女是真的无所顾忌还是刻意在掩盖内心伤感,或许两者兼具。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思蒙在巴黎高师读博士,她曾在“荷花巴士”做义工,一次派发安全套的时候,某站街女对她说:姑娘,我能摸摸你的脸么?因为我的女儿应该和你年龄差不多,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

站街女的生意,平均交易价格是40欧元左右,这在黑工里绝对算是高收入了。从天津来的董姐住在巴黎北部郊区,工作是在家包饺子,她坐地铁到市区送货,100个饺子能带来20欧元的毛利。

对站街女而言,工作的危险与辛酸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有一次,“荷花巴士”专门派发一种红色安全套,义工雅静解释说,有些站街女在例假期间也会工作,红色安全套可以帮她们“打掩护”。话音未落,就听见一位站街女兴奋地讲述她被抢的经历。“我今天上午去西联,往家里汇钱,刚到门口就有个黑人过来抢我的包,我就死命拉着书包带,最后还是被抢走了。但是,我把钱放在大衣口袋里了,那个黑人抢走的是个空包。”她一边笑一边说,庆幸自己避免了更大损失。

中国站街女在巴黎成为了暴力犯罪的目标,劫财、劫色或是两者兼有。袭击她们的也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穷人。

站街女把那些对她们实施性侵害的人称为“恶嫖客”或是“变态”,奇亚德就是这类人。警察曾经找到一位与奇亚德有过交易的中国站街女,她作证说,奇亚德曾想要她舔他的脚,她拒绝了,然后奇亚德就打了她一个耳光,最后她谎称自己生病了,才摆脱奇亚德的纠缠。奇亚德在法庭上也承认了自己多次嫖妓。他说在英国的时候,因为自己会说英语,所以找个伴侣并不难,到了法国以后,不会法语,只能嫖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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