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军团

董磊在杭州生活了33年。他掌管着一家公司，拥有一位漂亮的妻子，有着大多数城市中年人的身材，他在茶馆或者咖啡厅约见生意伙伴，把各种项目挂在嘴边，最近他尤其喜悦，因为不多久他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

他的生活原本没什么特别，直到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一天晚上在杭州滨江的一家星巴克里，他和几个认识十几年的朋友穿戴整齐，很商务地聊着天——说的是普通话。在一个常见地每个人都突然沉默地时刻，快十年没见的朋友明明说了句：“我们不要这么正儿八经地吧。”每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一起站起来走出了门。他们去了一家大排档，聊到了凌晨两点，就像当年一样——12年前，他们是同一个乐队的成员，用着本地方言在唱歌。

他们决定在2015年再开一次演唱会。

杭州味儿

杭州齐心里被两条马路家在中间，其中一条叫延安路，另一条叫东坡路。董磊的父母在齐心里长大，一个住在齐心里28号，另一个在27号。这里以前属于杭州的中城区，现在变成了上城区，走路去西湖，只要五分钟。巷子出来，右手边是“浙江老字号”——浙江胜利剧院，对面是龙翔服饰城。阿董的外婆就住在沿街的老房子里，尽管窗门紧闭，外面的汽车声、嘈杂的人声，服装店门口的高分贝音乐还是会从窗缝往屋里钻。

董磊还能记得小时候的生活。这栋80多年的老屋没有厕所，白天要去公共的卫生间，晚上就先尿在夜壶里，清早再去倒。内衣都晾在屋檐下。巷子四四方方的，小孩常在里面玩追赶的游戏。巷子里阴凉通风，坐在家门口的竹椅上，听不到外面的车马声，只有老风扇“吱吱吱吱”地转。吃了饭，洗碗，间或听到用水涮锅的声音，洗锅的水倒在门口的下水道里。

杭州齐心里 （图/李虹亭）

那会儿的杭州街头被四大天王的歌曲占领。小学五年级的董磊并不感兴趣，他在广播里的一档音乐节目里听到Kris Kross的Rap歌曲《jump》。他感觉 “这太牛逼了。”唱这首歌的是两个小孩，一个12岁，一个13岁，跟他的年龄差不多。

他整天跟家里嚷着要买电吉他。他父亲是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二手电吉他要不要。当然要啊！于是他兴冲冲骑个自行车就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还下着雨，后来他真背了一把电吉他回来。”

音乐似乎让他在青春期似乎比别的小孩有了更多依仗。1997年他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没写完作业，老师把本子甩在他脸上。他直接用杭州话骂人最脏的一句骂了回去，这让他直接退了学。他们的父母急得直跳脚，他却觉得自己屌爆了。

本地乐队

杭州成了他的游乐场。董磊当过餐馆服务生，做过迪厅DJ。1997年他在杭州舟山东路开了一间服装店，在那里他见到了吴琼。“他是我初中同学的邻居，比我大一岁，学画画的。我们一起卖过画，一起组乐队租排练房。他是鼓手，我是吉他兼主唱。”

两年后，19岁的冯飞也辍学了，他在舟山东路的一家琴行里帮忙。有一天，一个瘦高个来琴行租排练室，他比冯飞高一个头，两人坐下聊激流金属、聊死亡金属、粘合，聊那些实验性质的音乐。两人一拍即合，拉来另外两个朋友，组了个乐队叫“精体毒虫”。瘦高个名叫汪洋。

董磊生意很差，冯飞和汪洋相遇的时候，他的服装店已关门一年有余。他当了酒吧“东部小镇”的驻唱歌手。那时卡拉OK是前台点歌，后台有人放碟片，放碟片的服务员叫老严。有天下了班，阿董看到老严他们在玩乐队、排练，其中，鼓手的节奏感不强，排练不是很顺畅。阿董说：“我来试试吧。”15年前的杭州，玩地下乐队的就那么几十号人。这群人组了十几支乐队，一个人常常在好几支乐队里分饰不同的角色。

当时杭州的地下乐队主要做摇滚，说唱风（饶舌、Rap）并不流行。董磊和吴琼听了很多英文说唱音乐，他俩常捧着一部英文字典，听到不懂的词儿，就翻开字典。阿董说：“我X，居然是这么垃圾、这么水的词，老黑也没什么高深的内容嘛，他们就是flow（注）好。” 他们尝试用普通话写歌，发现怎么唱都很难听。

有一天，董磊和吴琼碰过上了同圈子里的冯飞和汪洋，四人都在杭州市井的地方长大，凑在一起，就是杭州最草根的聊天形式，脏话、黑话层出不穷。

他们聊到了hip hop。

“黑人唱俚语那么牛逼，杭州话凭什么不行？”
“据说杭州话骂人是国骂中最凶的一种。”
“用杭州话来玩说唱，你们觉得这个这个想法怎么样？”

他们在董磊家里录了第一首歌。一台电脑加一个话筒，旁边两台音响。没人戴耳机，所有伴奏、延声都直接录进去。半夜两点录完，上传到论坛，几个人再勾肩搭背去吃夜宵——上传的歌名字叫《人儿登》，杭州话的意思是神经不正常。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的第一首歌在杭州出名了。

“我当时听到眼睛都直了，” 20岁的明明那时候是浙大音乐系钢琴班的学生， “我靠杭州话还能唱Rap。” 他立马给阿董留言：“我要加入你们。”他做了一首歌的小样，传给阿董，这首歌就是后来很多人能跟着唱的《贱儿饭》（意为白吃白喝）。五个人见了面，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口水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