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军团

董磊在杭州生活了33年。他掌管着一家公司，拥有一位漂亮的妻子，有着大多数城市中年人的身材，他在茶馆或者咖啡厅约见生意伙伴，把各种项目挂在嘴边，最近他尤其喜悦，因为不多久他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

他的生活原本没什么特别，直到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一天晚上在杭州滨江的一家星巴克里，他和几个认识十几年的朋友穿戴整齐，很商务地聊着天——说的是普通话。在一个常见地每个人都突然沉默地时刻，快十年没见的朋友明明说了句：“我们不要这么正儿八经地吧。”每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一起站起来走出了门。他们去了一家大排档，聊到了凌晨两点，就像当年一样——12年前，他们是同一个乐队的成员，用着本地方言在唱歌。

他们决定在2015年再开一次演唱会。

杭州味儿

杭州齐心里被两条马路家在中间，其中一条叫延安路，另一条叫东坡路。董磊的父母在齐心里长大，一个住在齐心里28号，另一个在27号。这里以前属于杭州的中城区，现在变成了上城区，走路去西湖，只要五分钟。巷子出来，右手边是“浙江老字号”——浙江胜利剧院，对面是龙翔服饰城。阿董的外婆就住在沿街的老房子里，尽管窗门紧闭，外面的汽车声、嘈杂的人声，服装店门口的高分贝音乐还是会从窗缝往屋里钻。

董磊还能记得小时候的生活。这栋80多年的老屋没有厕所，白天要去公共的卫生间，晚上就先尿在夜壶里，清早再去倒。内衣都晾在屋檐下。巷子四四方方的，小孩常在里面玩追赶的游戏。巷子里阴凉通风，坐在家门口的竹椅上，听不到外面的车马声，只有老风扇“吱吱吱吱”地转。吃了饭，洗碗，间或听到用水涮锅的声音，洗锅的水倒在门口的下水道里。

杭州齐心里 （图/李虹亭）

那会儿的杭州街头被四大天王的歌曲占领。小学五年级的董磊并不感兴趣，他在广播里的一档音乐节目里听到Kris Kross的Rap歌曲《jump》。他感觉 “这太牛逼了。”唱这首歌的是两个小孩，一个12岁，一个13岁，跟他的年龄差不多。

他整天跟家里嚷着要买电吉他。他父亲是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二手电吉他要不要。当然要啊！于是他兴冲冲骑个自行车就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还下着雨，后来他真背了一把电吉他回来。”

音乐似乎让他在青春期似乎比别的小孩有了更多依仗。1997年他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没写完作业，老师把本子甩在他脸上。他直接用杭州话骂人最脏的一句骂了回去，这让他直接退了学。他们的父母急得直跳脚，他却觉得自己屌爆了。

本地乐队

杭州成了他的游乐场。董磊当过餐馆服务生，做过迪厅DJ。1997年他在杭州舟山东路开了一间服装店，在那里他见到了吴琼。“他是我初中同学的邻居，比我大一岁，学画画的。我们一起卖过画，一起组乐队租排练房。他是鼓手，我是吉他兼主唱。”

两年后，19岁的冯飞也辍学了，他在舟山东路的一家琴行里帮忙。有一天，一个瘦高个来琴行租排练室，他比冯飞高一个头，两人坐下聊激流金属、聊死亡金属、粘合，聊那些实验性质的音乐。两人一拍即合，拉来另外两个朋友，组了个乐队叫“精体毒虫”。瘦高个名叫汪洋。

董磊生意很差，冯飞和汪洋相遇的时候，他的服装店已关门一年有余。他当了酒吧“东部小镇”的驻唱歌手。那时卡拉OK是前台点歌，后台有人放碟片，放碟片的服务员叫老严。有天下了班，阿董看到老严他们在玩乐队、排练，其中，鼓手的节奏感不强，排练不是很顺畅。阿董说：“我来试试吧。”15年前的杭州，玩地下乐队的就那么几十号人。这群人组了十几支乐队，一个人常常在好几支乐队里分饰不同的角色。

当时杭州的地下乐队主要做摇滚，说唱风（饶舌、Rap）并不流行。董磊和吴琼听了很多英文说唱音乐，他俩常捧着一部英文字典，听到不懂的词儿，就翻开字典。阿董说：“我X，居然是这么垃圾、这么水的词，老黑也没什么高深的内容嘛，他们就是flow（注）好。” 他们尝试用普通话写歌，发现怎么唱都很难听。

有一天，董磊和吴琼碰过上了同圈子里的冯飞和汪洋，四人都在杭州市井的地方长大，凑在一起，就是杭州最草根的聊天形式，脏话、黑话层出不穷。

他们聊到了hip hop。

“黑人唱俚语那么牛逼，杭州话凭什么不行？”
“据说杭州话骂人是国骂中最凶的一种。”
“用杭州话来玩说唱，你们觉得这个这个想法怎么样？”

他们在董磊家里录了第一首歌。一台电脑加一个话筒，旁边两台音响。没人戴耳机，所有伴奏、延声都直接录进去。半夜两点录完，上传到论坛，几个人再勾肩搭背去吃夜宵——上传的歌名字叫《人儿登》，杭州话的意思是神经不正常。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的第一首歌在杭州出名了。

“我当时听到眼睛都直了，” 20岁的明明那时候是浙大音乐系钢琴班的学生， “我靠杭州话还能唱Rap。” 他立马给阿董留言：“我要加入你们。”他做了一首歌的小样，传给阿董，这首歌就是后来很多人能跟着唱的《贱儿饭》（意为白吃白喝）。五个人见了面，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口水军团。

杭州本地人对本地Rap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巷口的音像店开始放他们的歌，年轻人几乎都会哼，像是成为了本地人某种自豪的身份标识。齐心里的汪婶说起《贱儿饭》，也指指齐心里27号，说：“喏，老董家的孩子。”

杭州作为浙江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杭州话却是浙江吴语中最小的方言点之一。东至余杭下沙，南到钱塘江边，西自五云山、转塘至留下，北经拱宸桥至余杭三墩，东北经笕桥至余杭乔司。在这个范围之内，只有大概一百万人在说杭州话。他们成为了本地第一个方言乐队。

汪洋记得火了之后他骑着摩托车去滨江，摄像在后面跟着拍。2002年杭州在国庆期间做“西湖啤酒节”，乐队演出是这么安排的：10月2日唐朝乐队演出，10月3日是汪峰+鲍家街43号，10月4日是阿凡提乐队，接下来，5日、6日两天都给了口水军团。

口水军团演唱会的杭州话字幕 （图/李虹亭）

口水歌儿

“有几年，我对口水的复杂情感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我拉了一坨屎，所有人都觉得这坨屎是香的，我就用很诧异的眼神看周边所有的人。”董磊对艺术审美有洁癖，他觉得口水的歌像“七言绝句”，flow做得很烂，人们喜欢听，“是因为他们不懂真正的好音乐。”

他想认真做音乐，心里有标准，达不到，就在心里骂狗屎。但明明热爱Rap的自由风格，坚持乐队做这种风格的说唱。汪洋特别看重兄弟间的感情，大家平时“泡妞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也在一起，想出来就出来，想回家就回家。”兄弟们这么吵，他觉得很累。

冯飞性格闷，很多事不想争，有想法也不太会说出来。吴琼舍不得口水军团，他说，“我们口水很屌、很牛逼的。”

董磊在2002年退出了。“一点也没觉得可惜。我想自己随随便便就写的歌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就以为别人都不行，只有我牛逼。当时我同时搞了两三支乐队，认为成功很容易。这种心态影响了我好几年。”

2003年3月，他跟几个朋友在四季青逛街买完衣服，嘻嘻哈哈正准备吃饭，突然接到明明的电话。

“跟你说个事，吴琼死了。”
“你他妈的，开玩笑吧！”
“没跟你开玩笑！”

2003年3月24日《都市快报》9版上这样报道了吴琼的死亡：3月23日中午，04省道余杭区百丈镇泗溪村公路出口处，一群杭州青年高速驾驶摩托赛车飙车至此，其中一名青年在拐弯时不幸撞向公路旁的护栏，飞跌沟渠，当场死亡，摩托车出于惯性还往前飞出200多米。

多年的朋友成为报纸上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他很难受，他记得吴琼的心愿，就是把口水军团做好。董磊回到口水军团，在他家，他们录了一首《made in 杭州》，那是他们最用心的一次录制，也是口水军团最后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虽然我还不是毛懂撒个HIP-HOP MUSIC，但是我会好觉听他们到底表达撒西。那之后，口水军团就正式散了。

阿董另组了一个乐队，叫聚阵堂。他想用更好的音乐做说唱。那时，国外说唱已经进来，其他城市也兴起方言说唱的形式，他认认真真做出来的音乐，反而不火。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聚阵音乐”，接很多商业音乐的活。他觉得感觉就好像“老是在被人家强奸”，考虑的不是好的音乐创作，是琢磨客户说的每句话。广告公司一句“这个不是我要的。”他就要琢磨到底哪个东西不是对方要的，“你要研究的不是你的技术，而是他妈的心理学，神经病嘛这，你到底在做音乐还是在他妈猜人啊。”

杭州这座城市也开始飞速发展起来，城区扩建，大量外地人涌入杭州，道路变得拥堵，游客增多，老房子也都拆得差不多了。乐队成员们分散到了各处，冯飞先是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因为行业竞争激烈，没多久倒闭，开始自由摄影师的工作。汪洋带着几个人做广告公司，后来团队又并入了太太的家族企业当中。

明明做过服装，因为淘宝的冲击，也做不下去了。2009年，他去上海呆了5个月，做DJ。他出门买东西，发现上海人不太看得起外地人，他心里有身为杭州人的骄傲，这种落差又把他带回了杭州。

这十多年里，他们并不怎么联系。只是董磊的的太太和孩子跟汪洋的太太孩子常在一起玩。口水军团的其他成员，几乎没怎么见面。直到那次难得的大排档聚会。

演唱会

演唱会现场（图/李虹亭）

2015年8月22日下午，距离演出开场还有几个小时，明明和汪洋在后台吃饭，很长时间，两人一句话都不说。他们突然同时抬头，问对方，“你是不是很紧张？”距离口水军团的演出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汪洋戴上一顶鸭舌帽，从后台溜到检票口，看现场到了多少人。“人家不来怎么办？会不会有人买了票也不来？我们在台上会不会怯场？会不会表现得很做作？”他坐立不安。

那次聚会之后他们通过众筹的形式凑够了举办演唱会的钱。在众筹平台上，不到24小时，就筹到了8万左右。他们很兴奋，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到凌晨3点，还在发信息。很多当时的杭州年轻人也发来了各种留言，他们发现这似乎又成了人们回忆过去这座城市的方式。

不久前，董磊偶然在豆瓣音乐上看到了口水军团的介绍，他们那张唯一的选集评分高达9.7分。2014年11月13日，一个叫“花卷馒头”的朋友还在选集后用杭州话留言：“哈哈哈哈哈哈，我们这代人各个会唱伐。”

80后的任攀也是其中一员。他跟现场其他穿着棒球帽、背心短裤和大头鞋的歌迷不同，作为杭州人毕业之后去了上海工作，周末带着妻子和三岁的女儿赶了过来，还穿着工作时的衬衫西裤，女儿坐在母亲的肩膀上，她已经听不懂杭州话了。

而当五个人出现在台上时，离舞台最近的众筹区的歌迷，攀上了栏杆，身子靠在上面，跟着台上的口水军团一起唱那些无比熟悉的杭州饶舌，相机在拍，手机也在录，任攀的女儿，也像旁边的歌迷一样，对着台上比出了“我爱你”的手势。

站上台的那一刻，汪洋觉得“好久没这么开心了。”他过了而立之年，迎来中年的焦虑。从前五个人一起吃、喝、睡，一起写歌、唱歌，玩闹的场景，像电影胶片一样从眼前划过，“那种生活像是和自己脱节了。”

演唱会现场（图/李虹亭）

演出结束，合完影的歌迷也都离开了，蓝色的卡车倒进现场，围栏被收了起来，工作人员，开始爬上爬下拆台子， “当了一天明星，第二天又要回归普通人了。”汪洋说。

在杭州的G+酒吧，他们喝到了凌晨两点。董磊在朋友圈更新了一条状态：吴琼今天！我们是最屌的！明明在下面跟帖：我真的爱你们。汪洋又回复明明：我们也都爱你的。几个中年男人说着类似的话，就好像这十多年什么都没有改变。

Flow：说唱时咬文嚼字的方式，各个音节发音的方式，处理音节与音节之间的重读轻读关系的方式，以及处理每一个音节与伴奏间关系的方式。内容翻译自【The Rapper's Handbook】第四章【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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