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他的国

2015-10-09 15:46:14
5.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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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又是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陌生的名字跳上头条,作品再度出版,评论铺天盖地。 民族的历史、国家的苦难被一再提起。 但就像三年前,诺奖与莫言的故事一样,被关心更多的仅仅是其中的“意义”——对中国文学的意义、对中华文明的意义等等。没过多久,人们还是和过去一样,如植物般自然生长,忙着生,忙着死,成长,衰亡,对苦难避而不谈,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抚慰。 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魔幻的事情。

2012年10月12日下午,莫言再次出现在高密这家一夜之间为世界所知的酒店会议厅,召开记者招待会。他穿着昨天那件淡紫色的条纹衬衫,平静地走到话筒前。最开始的两个问题来自法新社和路透社,莫言对这两个问题的部分回答,迅速传至网络又迅速消失。“政治不正确”被认为是可能的理由——在他获奖前后,对他批评最多的是他的政治态度。莫言的回应是,自己的获奖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而是文学的胜利。

他在头一天接受凤凰卫视电话采访时说:“不管是在网上挺我的,还是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很快,“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这一截话被挑选出来,放到网上,引发争议。

10月12日早上,由北京飞往青岛的航班上,与我邻坐的恰好是昨天晚上电话采访莫言的凤凰卫视记者,她认为莫言的回答得体,但放到网上后被断章取义。在这趟7点50分起飞的航班上,坐着众多媒体同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离青岛大约一百公里的高密。在酒店大堂,在莫言居住的小区,记者们在此守候多时,希望能够与他偶遇,直到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将至,他们才陆续离开。

莫言在记者招待会上始终沉着以对,有问必答。他的左手一直握着一根红绳串着的饰物。记者招待会临近结束,他抬起左手,将衣袖轻轻抹开,露出了袖口下的手表,看了看时间。

如果时间在某个轨道上停留在1976年2月莫言的一次当众讲话上,在另一个轨道上来到此刻,两幅时空中的画面将形成鲜明的对比。

手表的国

“在一片掌声里,我不知怎样地上了台。我头晕,心跳,快要死了似的。”这是21岁的管谟业刚刚参军之后,作为新兵代表上台讲话时的心情。当他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村里的一位复员老兵告诉他,要想在部队迅速站稳脚跟,就得写一封决心书。管谟业记住了这位老兵的教导,一到兵营就赶紧写了决心书,他获得了这个上台讲话露脸的机会。

在掌声还未停息的台上,他脑子里掠过了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谁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了。但这是光荣,是前途,是4个兜的军装,是上海牌手表,全钢防震,19个钻。”

不知在高密这家酒店的会议厅里,57岁的莫言来到讲台前那一刻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此时戴的又是什么牌子什么质地的手表?

21岁的管谟业“一屁股坐在那把坐过曹副团长、坐过新兵连指导员的椅子上”,那是一把红色人造革面的钢架折叠椅。他望了一眼台下,开始低头念稿子。

57岁的莫言除了看手表,头几乎没有低下过。他已经是见惯大场面之人。高密市一中的校园内有莫言文学馆,馆里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所拍场景是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站在台上微笑,他身边站着的依次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次书展上,当一位身处海外的异见人士出现的时候,许多中国作家选择了退场。这也是莫言遭到批评的一次事件。

1976年,念完稿子的管谟业走下讲台,听到班长低声对他说:你这个混蛋,彻底完了!他懵了,已经无心观看接下来的文艺演出。回到宿舍后,追问班长到底是怎么回事。班长说,“那凳子是首长坐的,你也配坐?你不站着讲话,竟敢像首长一样坐着讲!你稀稀了(当时的流行语),等着明年回家吃地瓜去吧。”

莫言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我一个老中农的儿子,费了千辛万苦才当上兵,原本想在部队好好干,提成军官,为父母争气,与地瓜离婚,谁知道这样简单就稀稀了。”

1976年,21岁的莫言

管谟业是那么希望逃离家乡的土地。他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我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感到我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我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天涯海角。”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两百华里的军营,带新兵的人说到达目的地时,管谟业深感失望。“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

管谟业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莫言作品和讲话中反复提到的“东北乡”是过去年代的称呼,现在叫高密疏港物流园区。此地位于昌潍大平原与胶东半岛交接处,地势低洼,河道密集,夏季时常常水涝成灾,曾经广种高秆作物,比如高粱。高粱成熟的季节,这是一片火红。

21岁的管谟业在新兵大会上讲话后不久,被“发配”到了渤海边的黄县。除了站岗就是下地干活,与原来的农村生活相比,没有更好,反而更差。渤海的风浪中,他已经看不清上海牌19钻全钢手表的模样。

站岗的枯燥生活中,管谟业开始了文学创作。他最早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篇小说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

手表再次清晰地浮现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给自己取了笔名莫言的管谟业通过自己的努力写作,在1981年和1982年之间,于河北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和《丑兵》,挣了144元稿费。他用这些钱实现了自己的手表梦。

戴上了手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被文坛老前辈孙犁所欣赏。孙犁对莫言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莫言的文学时间开始了。

35个人的国

10月11日晚上,作家雷铎通过手机得知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那是助手发给他的一条短信。他为大学同班同学的获奖感到高兴。雷铎记得,1984年秋天,他是倒数第二个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报到的学生,莫言是最后一个。他们俩都因为各自的原因而没有按时到校。

军艺办了全国最早的作家班,他们这批军队作家被称为“黄埔首期”。军队积压多年的作家一下子都集中到北京的这个院子里学习去了。能够进入此地学习,既要有考试成绩又要有作品。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非常欣赏莫言,看了他的作品后,对辅导员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

首期作家班共有34个同学,加上辅导员,一共是35人。有的人在进入军艺作家班之前就已经成名,比如李存葆凭借《高山下的花环》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已经广为人知。来自南京军区的以报告文学成名的记者钱钢担任了这个班的班长。

徐怀中给作家班实行的是“导师制”。全国最著名的高校老师、作家、评论家、艺术家被请来给他们上课,这其中有吴组缃、丁玲、王蒙、刘再复、张承志等等。

有时候,徐怀中还会给一些同学上小课。“有一次,他(徐怀中)叫了我和莫言一起交谈,谈话的内容是文学文本。”当时的中国作家热衷文本实验,“两斯一萨”(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是大家经常谈论的作家。

对于文本实验,雷铎认为莫言的分寸掌握得更好一些,自己则走得太远。“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的现场转播,莫言的度掌握得很好,被纳入视野,而且靠近镜头。”

开始的时候,莫言处于不被人注意的位置。最风光的是李存葆,班上还开了他的作品研讨会。会上,莫言对李的作品提出了尖锐批评:“我们系里组织讨论会,讨论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我确实感到不好,就把这个小说贬得一塌糊涂,话说得很过分。”

莫言认为那不是小说,更像是宣传材料。

一个梦成了莫言文学创作的爆发点。某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莫言把这个梦写成了一篇小说,取名《金色的红萝卜》。徐怀中看了之后,将题目改为《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刚开始觉得还不如不改,后来觉得改了更好。

《透明的红萝卜》描写了一个“黑孩”的形象,被认为是一个受虐的小孩性意识的萌发。莫言被认为小时候经常挨父亲打,留下了阴影。当我在高密东北乡见到莫言90岁的父亲管贻范时,老爷子笑着说,他小时候挺调皮捣蛋的,也就打过几回。在90岁的管贻范的床头,放着许多书,老爷子念过私塾,有看书的习惯,但没看过莫言的书,“他不让我看。”老爷子笑得很和蔼。

高密东北乡泥土里长出的红萝卜帮助了莫言的文学事业。红萝卜被认为是男性的象征,对于性的描写是莫言文学探索的领域。中国有着太长的情感禁锢的历史,莫言突破了这个禁区。“《透明的红萝卜》里有很浓的性意识,这让作品提供了可以打通全人类情感的基础。”雷铎说。

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发表,引起巨大反响,京城里的作家和评论家被召集在一起讨论这部作品。莫言享受了李存葆刚入学时的待遇。

1987年,莫言在一间仓库写作《酒国》 (图/姜晓明)

接下来的创作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在这一年里,他在《收获》、《钟山》、《人民文学》等多家刊物上连续发表中短篇小说。次年,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探索方向也越来越明确,就像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所说的,他从80年代开始就立足于写人。在他的小说里,时代背景淡下去,人的味道浓起来。

这个原本希望远离家乡的孩子不断返回高密的土地,他儿时的苦难经历成了巨大财富,他头脑中所熟悉的民间传说,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这次诺奖说他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雷铎认为,莫言的文学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恣肆和诡异。“魔幻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把人话、神话、鬼话都放在一起说。在真真假假中融入他想表达的东西。比如对官僚主义的讥讽,他就包装得很好,很有弹性。你说我是在攻击现实吧,其实是在开玩笑。”

所有的形式技巧最终都落在了人性上,这是让80年代那批作家一直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我们在军艺时常讲的,其实就是8个字:上帝情结、悲悯情怀。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上帝,我想让谁生就让谁生,想让谁死就让谁死,有生杀大权。更重要的是悲悯众生,哪怕我是揭露你、嘲笑你,骨子里头也还是希望你过得更好。莫言的创作坚持了这个原则,这大概也是他获得诺奖的一个原因。”

莫言的勤奋也让雷铎印象深刻。“进入创作的火山爆发期后,他是通宵写作的,经常白天去教室报到一下,就回去睡觉了。他非常珍惜时间,把时间用在听最精彩的课上。如果哪些课他认为不精彩,他就不听了,回去看书、写东西。”

雷铎说,“莫言平时不吭声,但突然憋出的一句话,就让你觉得非常好笑。”某一次,文学系的几个人跟东方歌舞团的人晚上喝啤酒时发生口角,约好第二天打架。莫言当时在场,他跟同学说,没关系,哥们,明天我带刀子去。果然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大家靠近一看,才发现是塑料做的。

当时流行一种心理测试,给你一些不规则的图形组成一幅画,然后分析你的心理状态。“有点弗洛伊德的味道。”雷铎说,大多数同学拼出来的是风景画,但莫言拼出的是一个看上去在啼哭的孩子。“他似乎有童年阴影,但他跟我们在一起倒是挺快乐的。”

两年的军艺作家班毕业之后,同学们编了一本书,叫《三十五个文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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