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他的国(二)

2015-10-09 15:46:14
5.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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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的国

在高密东北乡,有一条马路叫红高粱大道,再往前走,有青纱路,然后就到了当年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地:孙家口村。

那里已经没有高粱地了。其实在1987年拍摄《红高粱》的时候,那里就已经不种高粱了。为了拍戏,《红高粱》剧组特地种了几亩高粱。

《红高粱》的故事有着真实的历史基础。《高密县志》记载,1938年3月15日,在孙家口,国民党游击队和当地农民武装伏击了日本军队,随后日本人进行报复,屠杀了一百多名村民。

在高密东北乡,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向我回忆,当时剧组在孙家口的高粱地拍戏的时候,中午会回到平安庄吃午饭,午饭是莫言的母亲做的。有一天吃完午饭,在莫言住的院子里,莫言、姜文、张艺谋光着膀子,与穿着戏服的巩俐一起合了一张影。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人将这张照片发到了微博上,然后写道:如果当时说,你,到柏林拿奖;你,到戛纳拿奖;你,到威尼斯拿奖;至于你,去拿诺贝尔文学奖吧。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吗?

这是1987年的夏天。照片上的这4个人,用了25年的时间,陆续将此天方夜谭一一实现。

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时的合影

1986年是天方夜谭的前奏。莫言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这一年里,他还发表了6部中篇小说和4个短篇小说。他像轰隆隆的推土机一样前进。

这一年夏天,军艺放暑假时,莫言在宿舍写作。有人在楼下大喊他的名字。“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红高粱》,想当导演。”

两人在一起只交谈了10分钟,莫言就决定把改编权交给张艺谋。“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拿下了金熊奖,给中国电影放了一颗原子弹,其强劲动力将张艺谋、巩俐、姜文直接推送至世界电影最耀眼的舞台。

1988年春节过后,莫言回到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许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这让他意识到:“电影确实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此后,《红高粱》与莫言在某种程度上被混为一谈,这部作品也成为人们给他定下的标尺,丈量他的得失。

2012年10月14日晚上,高密街头,电影《红高粱》正在露天放映,那些熟悉的画面,让人产生沧海桑田之感。此刻,高密人需要用这经典的画面来比照“诺贝尔文学奖”这几个还未使用熟练的字。就如同“高密东北乡”已经在莫言笔下经历了创世纪,但经由《红高粱》的传播,才开始在世界——这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内为人所知。

这几天的高密东北乡,全是前来寻找莫言小说原型的记者、文学爱好者和旅游者。历史的起源总是有着莫可名状的吸引力,不管是非虚构还是虚构。

青杀口的桥还在,只是高粱地没了 (图/姜晓明)

1999年10月,莫言来到日本,在京都大学演讲时说道:“那是15年前冬天里的一个深夜,当我从川端康成的《雪国》里读到‘一只黑色而狂逞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个句子时,一幅生动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仪已久的姑娘抚摸了一下似的,激动无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我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当时我已经顾不上把《雪国》读完,放下他的书,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

这篇小说叫《白狗秋千架》。自此,“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开始飘扬。莫言像国王一样招兵买马,列土封疆。“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唤醒了我:原来狗也可以进入文学,原来热水也可以进入文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小说素材而发愁了。从此以后,当我写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我成了小说的奴隶。”

莫言曾经在《超越故乡》里提到过《天使望故乡》的作者托马斯•沃尔夫的一句话:“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

现实的国

在高密那家酒店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莫言说:“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在座的朋友们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的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是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写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批判。”

1984年,莫言的四叔赶着牛车给糖厂送了甜菜后回家,在路上被给公社书记运货的卡车撞死了。对方只陪了3000块钱就将四叔家人打发,这让莫言非常愤怒,他曾给大哥写信,想回家打官司,替四叔讨回公道。

1987年春节,回家过节的他在《大众日报》上看到山东苍山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因为蒜薹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蒜薹卖不出去,农民一怒之下烧了政府的办公楼。

1986年,莫言

莫言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基础,写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创作这部小说,他只花了35天时间。他曾经回忆写这部小说的初衷:“这本书里有我的良知,即便我为此付出点什么,也是值得的。我一贯认为小说还是应该离政治远些,但有时小说自己逼近了政治。写这样的小说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小说中描述的现象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样板。”

1988年秋天,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来中国访问,找到莫言,希望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此后,葛浩文成了莫言作品最重要的英文译者,让更多的西方读者知道了莫言,为他日后获得瑞典学院的认同打下了基础。

这一年,莫言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硕士班里学习。他当时的硕士生导师童庆炳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向本刊回忆了这位学生。莫言的硕士论文《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就是在童庆炳的指导下写的。“莫言不是一味照抄魔幻现实主义,应该说他的起步就是写现实,莫言不是洋派的魔幻现实主义,他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他自己的创造。他把山东的民间艺术带进小说中去,形成了新的特点。”

童庆炳非常赞赏莫言的《蛙》。“这是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非常难写,不了解农村生活,根本写不出来。”

莫言的姑姑,也是《蛙》中做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原型 (图/姜晓明)

在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大道旁的一个院子里,我见到了《蛙》里面做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原型管贻兰。在现实中,她就是莫言的姑姑。她给我们讲了莫言当初如何从她这里获得写作素材的经过。我问她,你怎么看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说,经我的手做人流打掉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个,以前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对的,现在,我觉得应该改变了。

除了姑姑,对莫言创作影响更大的是他姑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大爷爷”。他从小便从大爷爷那里听来各种故事,这些故事日后成了他的小说之源。“我爸爸曾经跟我说,斗(莫言的小名)将来会成为大人才,我是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管贻兰说。

在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结果的那个傍晚,管贻兰的儿子王炘开车去往表哥莫言家,要给他送一个给小外孙量体温的体温计。晚上7点,王炘从广播里听到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上楼之后,他在门口碰到莫言,他说:哥,你太伟大了。莫言只是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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