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他的国（三）

当天晚上6点40分左右，莫言便接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秘书长的电话，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距离晚上对外宣布获奖者的7点钟还有20分钟，这20分钟是莫言既能享受喜悦，又能享受平静生活的最后时间。20分钟之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的人生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改变。

他从中国作家中被选出来，站在了灯光耀眼处。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有一批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经常提到的用来与他比较的一位就是他在北师大读作家硕士班时的同学余华。这个班上的同学还有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等。这是一个作家明星班。

童庆炳回忆：“1988年，我在北师大研究生院担任副院长时，亲自给教育部草拟了这样一份报告，我认为中国应该发展新世纪的文学和青年作家。各个地方都有很多训练班，都是没学历的，我要求办一个有毕业证有学历的、由北师大跟鲁迅文学院合作的研究生班。”

这几天，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接到许多学生的祝贺短信和邮件，“祝贺我的预言实现了。”10年前，张清华就说，10年内，当代作家中，要么莫言，要么余华，将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们业已有大量作品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并且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俩人的作品最容易为西方读者和知识界所接纳。莫言的小说有着最为浓郁的东方文化、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含量，有着最为奇特的想象力，符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条规则。余华的小说则总是用了最简练简约和最精确干净的叙事，传达了人类共同的主题——人性的黑暗与温暖，他小说中的民族性几乎被删除干净了，但这也使其更具有人类性。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殊途同归。这是我看好他们的理由。”

作为作家硕士班的学生，莫言度过了80年代的最后一年和90年代的最初两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作家的地位在此前后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1990年暑假，莫言陷入困惑。“脑子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找不到文学的语言了。我想我真是完了，我的创作能力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一年，最诡异的是，他用戏说的形式改编了《沙家浜》，寄给《花城》杂志希望发表，结果被退稿。

第二年暑假，莫言去了一趟新加坡，碰到台湾作家张大春。张大春向他约稿，在台湾发表。在假期里写了16个短篇之后，他感到开始恢复讲故事的能力。

当莫言在1993年发表了他个人非常满意的《酒国》之后，四周悄无声息，人们几乎把他遗忘了。那个时候，最被人关注的长篇小说是《废都》和《平凡的世界》。

《酒国》里已经没有“高密”这个词汇。莫言构建的王国开始动摇。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学已经从殿堂里跌落，没入民间。

荒诞的国

10月11日晚上9点，我在北京乘地铁回家，车厢里，有人议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几位刚结束劳动的农民工上了车，身上沾有泥渍的衣服，靠在车厢壁上，默然看着窗外。

在北京，莫言也经常坐地铁。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眼里，莫言厚道善良，为人大气，睿智、朴实而坦荡。“我多次邀请他来北大演讲和开会，有一次是他自己坐地铁来的，那次地铁罕见地出现问题，他跑得气喘吁吁，生怕迟到了，会给会议添麻烦。”

199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莫言从北京一个地铁口出来。“当我踏着台阶一步步往上攀登时，猛然地一抬头，我看到，在地铁的出口那里，坐着一个显然是从农村来的妇女。她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她的枯瘦的脸被夕阳照耀着，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一样闪闪发光。”莫言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他站在台阶上，久久地注视着那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

1994年，莫言的母亲去世，他想写一本书献给她。当他不知从那儿动笔的时候，想起了在北京地铁口看到的那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丰乳肥臀》。

一直以来，张清华都将《丰乳肥臀》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放得很高。“它是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总括性、总结性的书写，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书写了‘中国民间社会是如何在外部力量的侵蚀侵犯下一步步走向解体’的。”

在《丰乳肥臀》里，众生平等，阶级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小说里，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留下的孩子，小说的主人公上官鲁氏都同样珍视。现实中，那些思想偏左的老同志们因此感到不爽，凭着自己的关系，告了莫言的状。

《丰乳肥臀》成为受批评的图书，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对此事进行审查。莫言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形：“他们让我做检查。起初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但我如果拒不检查，我的同事们就得熬着夜‘帮助’我，帮助我‘转变思想’。我的这些同事，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根本就没空看《丰乳肥臀》，但上边要批评，他们也没有办法。其中还有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孕妇陪着我熬夜，我看到她在不停地打哈欠，我甚至听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在发牢骚，我就说：同志们，把你们帮我写的检查拿过来吧。我在那份给我罗列了许多罪状的检查上签了一个名，然后就报到上级机关去了。”

不止于此，上级逼迫他给出版社写信，将存书销毁。《丰乳肥臀》的盗版因此风行，按莫言的说法，起码有50万本。在高密市，搭载我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虽然没看过莫言的书，却卖过莫言的盗版书——就是这本《丰乳肥臀》。

莫言觉得自己该离开原来的环境了。1997年，他转业去了《检察日报》。

魔幻的国

10月14日，秋阳明晃晃的午后，在高密东北乡孙家口村的大片胡萝卜地里，我听到蚂蚱扇动翅膀的声音和秋虫的鸣唱，想起《透明的红萝卜》里，老铁匠仰起脸，随意地哼唱了一句说不出是什么味道的戏文来：“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

田地边上，秋水流淌，这是《红高粱》里“我爷爷”狙击敌人的地方。如今这里有野菊花、蒲公英、玉米、白杨，就是没有高粱。

一对夫妻在收割地里的大头菜，这6亩半的大头菜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万块的毛收入，大头菜之前种的是土豆，土豆带来的毛收入是两万块，这3万块钱就是他们全年的所获，去掉成本，一年的利润是5000元。我问他俩：你们幸福吗？丈夫说：挺好的。妻子说：够用了。

“拍巩俐骑着毛驴过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丈夫笑呵呵地说。他知道电影《红高粱》得了金熊奖，但这几天在地里忙着干活，还不知道莫言已经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10月11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图/AP_Matt Dunham）

建于清朝的石桥还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在这里从未停止。那些魔幻的现实呢？当我向夫妻俩告别的时候，那位妻子说她是越南人，老家在距离西贡80公里的村庄，1992年嫁到此地。她的身份让这片土地显露出了魔幻的一面。

回去的路上，摄影记者指着前方说：快看，快看。一条黄鼠狼跳跃着穿过公路。在中国的传统故事里，黄鼠狼是神怪的化身。车子继续往前行驶，这回是我指着天空说：快看，快看。车窗左上方的天空竟然出现一朵七彩云团。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我写的不是什么魔幻，而是拉丁美洲的现实。莫言也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

只是半天的时间，当我们再次来到莫言旧居前，指示牌立了起来，行道旁新栽了绿色的灌木，红色的灯笼挂上了树梢，村口那座桥的栏杆也用白色和蓝色的油漆粉刷一新。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中国特色的红底白字的条幅。而此时，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在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村庄，爬上红色条幅的白字是：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没有比这更具有魔幻色彩的事情了。

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原标题为《莫言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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