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和日本战犯之死

在密苏里号举行投降仪式后六天，麦克阿瑟来到东京。9月8日中午，他走到美国大使馆的阳台上，第一骑兵师的一名仪仗兵正把一面有历史意义的国旗拴在旗杆的升降索上。“艾克尔伯格将军，”麦克阿瑟声音洪亮地说，“把美国国旗展开，让它作为被压迫者的希望的象征，作为公理战胜的先兆，在东京的阳光下荣耀地飘扬吧。”这面在“珍珠港日”那天飘扬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上的国旗，在军号声中徐徐升起。

征服者麦克阿瑟的到达，再加上美国国旗侮辱性地在皇宫眼皮底下飘扬，如果说日本人民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现实的全部含义的话，那么，对于对未能阻止外敌直接负有责任的军人来说，失败是不可容忍的。另外，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期待着受审。麦克阿瑟抵达后三天，便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40名战犯。

尽人皆知的东条英机

名单上有个名字是尽人皆知的东条英机。几乎就在同时，东条在世田谷的简朴寓所已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围住。他们拥挤在房前的石墙边。东条此时正坐在办公室内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室内正面挂着一幅这位前首相身穿军礼服的全身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马来亚某崇拜者送的虎皮。

外边的人越来越多，新闻记者们竟涌进花园。到下午3点前后，人声鼎沸，花园里几乎水泄不通。东条叫他夫人带着下女立刻离开家里孩子们早就撤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不大愿意离开。“多多关照自己，”她说，怕他会自杀，“请多多关照自己。”她又说一遍，鞠了一躬。他只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她带着下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走去。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她的家。于是，她走进街对面一幢房子的花园里。这幢房子地势较高，是铃木医生的家。早些时候，铃木医生曾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出心脏的位置。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美国宪兵已把她家包围。有个军官在喊：“告诉这个黄种崽子，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他带出来！”猛然间，她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另一边，她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那时是下午4时17分。

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AP/图）

保罗·克劳斯少校和执行逮捕的人，以及跟在后面的《纽约时报》记者乔治·琼斯冲进东条的办公室。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他的衬衣。他右手还拿着一支0.32毫米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克劳斯喊了一声。

东条并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但是手枪当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东条身不由己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

在街道那边的花园里，东条夫人跪了下来，口中喃喃念着佛经。她想象着他的痛苦，极力控制自己，准备看到美国人把尸体抬出来。但是，出现的却是一辆救护车。有个日本医生急忙冲进屋内。

4时29分，东条的嘴唇动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语翻译开始记录东条的话。“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但美国人看着他毫不同情。“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日本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

当医务人员把东条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他小声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他被送至横滨的第四十八野战医院。晚上，艾克尔伯格将军来到他的床前。东条睁开眼睛，想鞠躬行礼。“我快死了，”他说，“对不起，我给艾克尔伯格将军添了这么多麻烦。”

“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过去几年添麻烦？”

“今天晚上。我希望艾克尔伯格将军接受我的新军刀。”

东条活了下来，作为重要战犯受到审判。次日早晨，杉山元帅的枪法比他准确，他在办公室内用枪射中了自己的心脏。他的夫人听到他身亡的消息后，也效法乃木希典将军夫人，在自己房中的佛像前跪下来，喝了少许氰化物，伏倒在短剑上。乃木是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的指挥，后来自杀向阵亡部下谢罪。

最后的相聚

对日本领导人来说，由胜利者操纵审判是极其可恶的。对近卫公爵这样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贵族来说，更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一死了之，也不愿受这种侮辱。他开玩笑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是个懒骨头，监狱的生活对我可能是无忧无愁、轻松愉快的。”30年来，他身上从未带过钱包，洗澡时也从未拧过一条湿毛巾,“但被人称为战犯，这样的耻辱我绝对受不了。”

在近卫入狱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幼子道隆（他长子文隆在中国东北被苏联人俘虏，死于离莫斯科不远的战俘营）仔细检查了父亲的房间，看有没有武器或毒药。虽然没有找到什么，但还是放心不下，就寝前再次回到他父亲的卧室。他们详细地谈论了日华事变、同美国谈判的情况，以及近卫觉得自己对天皇和国民应负的重大责任。道隆认为父亲应该把这些个人的想法记载下来。近卫用铅笔手头没有毛笔写了一会儿，然后把写的东西交给儿子。“用词可能不当，”他说，“但表达了我此时的感情。”

道隆感到，这可能是最后的相聚了。“长时间来，我只给您添麻烦，未能对您尽孝道。我很抱歉。”

近卫不以为然。“‘尽孝道’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把脸转了过去。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道隆说：“现在已经很晚了。请就寝吧！”他迟疑了一下，又问：“您明天走吗？”

近卫没有作答，但是道隆仍然以请求的眼光看着他，近卫看了看他，道隆觉得他似乎在说：“你怎么还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以为你什么都明白了。”道隆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父亲脸上的表情“这样奇怪，这样厌烦”，他第一次看出父亲想离开人世。

“夜里您要是需要什么，就叫我，”道隆说，“我在隔壁。”

道隆好不容易在快天亮时才睡着，可是不一会儿就被母亲悲痛的声音吵醒。他想起床，但一时不能动弹。他坐在那里，全身发抖。他终于站了起来，走进父亲的卧室。近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平静安详，像睡着了似的，在他的高贵的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他已离开人世，枕头旁边放着一个褐色的空药瓶。

日本最高尚的绅士

美国人认为，日本名义上的领导人天皇，同东条等一样对战争负有最大的责任。现在，日本一些获得解放的记者甚至也骂起天皇来了，不仅说他是战争贩子，而且说他是好色之徒。麦克阿瑟的总部前还出现游行示威，主张废黜他。这些要求，再加苏联人类似的要求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报界部分人的呼声，最高司令都不予置理。审判天皇会在全日本引起游击战，使军政府长期化。

麦克阿瑟下定决心不顾他自己手下人的意见要礼待天皇。他手下有些人要求强行把天皇召到盟军司令部来，给他一点儿颜色看。“这样做，”麦克阿瑟将军说，“会大大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使他在日本人心目中成为殉难者。不行，我应该等待。到时候他会自动来见我的。在这件事上，东方人的耐心比西方人的急躁更有利于我们的目的。”

麦克阿瑟的直觉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东条自杀未遂后两星期，天皇自己请求会见。他穿了燕尾服、条纹裤、带扣鞋、高礼帽，与侍从长藤田一起乘车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一跨下老式的豪华轿车，费勒斯将军便向他敬礼。费勒斯的手刚放下，天皇便抓住他的手。年轻的日本翻译说，天皇陛下看见将军很高兴。

被原子弹轰炸过后的广岛街头一片萧条 （AP/图）

“见到您，我感到荣幸，”费勒斯将军答道，“请进里面会见麦克阿瑟将军。”天皇局促不安地让费勒斯引他进入大使馆，走上宽大的楼梯，来到二楼麦克阿瑟的办公室。

为了使天皇不感到拘束，麦克阿瑟说，在日俄战争后，他曾晋见过天皇的父亲大正天皇，然后他考虑周到地令左右退出，只留下翻译。他们在火盆前坐下来，却没发觉将军夫人和儿子阿瑟躲在红窗帘后面偷看他们。麦克阿瑟将军请天皇抽美国香烟，天皇接过，口称谢谢。麦克阿瑟给他点烟时，天皇的手在发抖。

天皇临出发前往美国大使馆时，木户最后的忠告是提醒他不要对战争承担任何责任，但现在他说的恰恰相反。“麦克阿瑟将军，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了表示接受将军所代表的各国的判决。在这次战争过程中，我的国民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所做的每一政治、军事决定，都应由我负完全责任。”

如同麦克阿瑟后来描述当时情景时所说，他“连骨髓都感动了，我原以为他当天皇只是与生俱来的，但在那一瞬间，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名副其实的日本最高尚的绅士”。

在战后几个月，有个满脸皱纹的老樵夫，在麦克阿瑟的新总部第一大厦前停下来。他背上背着一大捆柴火。他先朝麦克阿瑟的军旗深深一鞠躬，转过身来又朝广场另一边的皇宫也深深一鞠躬。旁观的美国人既觉得有趣又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好像他就是不可思议的东方人的矛盾的生动体现。但是，看到他的日本人却理解他。他毫无保留地承认今天的“将军”的暂时权力，同时也尊敬大街另一侧的永恒的存在。

本文摘自三辉图书出品的《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网易“人间”经授权转载
题图：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