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单的人声

2015-10-14 18:16:37
5.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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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58秒,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存放燃料棒的四号反应炉,切尔诺贝利核灾成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科技浩劫。 在此背景下,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了三年时间采访和这次核灾难有着直接和间接联系的人——消防士兵们,已故消防员的妻子,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医生,教师,历史学家,当地政府官员……将灾难带给人最真切经历和感受诉诸笔端,完成了这部珍贵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口述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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