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小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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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潮汕青年郑富豪正在竭力扮演两个角色。一个角色负责运行他的物质生活系统，老实规矩，是个淘宝内衣店店主。另一个角色运行精神世界，热爱文学，喜好翻译，内心狂野叛逆，郑富豪给他起名叫“流畅”。

你能从他房间的杂糅风格中，看到这两个角色如何争夺各自的一席之地。房间里，一个塞满小说的立式书柜旁，一张桌子上凌乱堆放着透明的和黄颜色的胶纸、快递纸箱和塑料袋。目光一旦触及这张桌子，就无法忽视墙上的海报，海报上分别是作家米兰·昆德拉、卡夫卡和莎士比亚的肖像。

视线再往右移一点，十几摞小说被摆放得整齐，它们是一个简陋但容量庞大的两层货架上层的主角。另外一些书则面目模糊地堆在货架下层的纸箱里，隐在体积更为庞大的纸箱后面，大纸箱里装着已经卖不出去的断码内衣。一张床的边沿，摆着他最近正翻译和在读的书。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亮着，放在他床头的桌子上。

流畅的房间一角

如今，这两个角色看上去都很不如意：郑富豪的内衣生意近来愈发差了，而流畅翻译了这么些年，尚没有一本译作出版。

坐在我跟前的流畅，背靠一张红木长沙发。因为身形单薄的缘故——流畅称自己在潮汕人眼里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这张沙发显得过于宽大。他看上去有些与世无争，讲话的时候，黑框眼镜后面那双眼睛流露出平静。从他的神情里完全找不到生意人惯有的精明——他走向了父母期待的反面。

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就让流畅到邻居家过夜，邻居家有一位大哥，考上了中山大学，又当了公务员。他这样评价邻居大哥：“一个标准的成功人士，高大、英俊、脾气好、成绩优秀，无可挑剔。”

父母期待流畅像邻居大哥那样，考中山大学，当公务员或是做医生，或者其他“能赚大钱的职业”，两次高考，离中山大学的目标太远，非常差的学校不想去，瞧得上的又考不进。他这样总结向邻居大哥学习的“成果”：他是我的榜样，我是他的走样。

流畅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在商业文化繁盛、宗族观念强大的潮汕地区，家庭长子通常遵循这样的路径——假如没有考上大学，就该跟着父辈学做生意了。无论这生意是一摊卖豆浆油条的小店，还是一个产品远销国外的工厂，父子都会形成紧密的连结，望向同一个目标：挣钱，挣尽可能多的钱。

流畅的家人则被排除在这个理想的“设置”之外。流畅的父亲原是一个泥瓦匠，因为收入不足以供养这个大家庭，就花钱买了辆车，当起黑车司机（现在，他的父亲又做回了泥瓦匠）。由于父辈没有一摊生意在经营，流畅选择进入社会。他打的第一份工是远房表哥介绍的，在广州一家货运站当仓库管理员，月薪两千。那是2011年。

2

流畅觉得自己内向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他自幼就喜欢呆在家里，哪也不去。家乡离海非常近，学生们去海边露营是常有的活动，而流畅居然至今还没见过海。

他似乎永远会是一个乖巧的、按家长意愿成长的孩子，事实并非如此。到了初中，他开始陷入课外阅读的乐趣中，在高中阶段越发上瘾，课业成绩则节节下滑。“每天就想着早点放学，然后跑进书店，找各种各样的文学书籍，能找到的都要找过来看。”

内向的孩子总会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事，读初中的时候，因为爱在上学路上边骑车边朗读英文，流畅被邻居小孩看作“疯子”。一次，母亲曾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走在街上，邻居小孩又在言语攻击流畅，弟弟妹妹拉住母亲的手：“他们又在骂哥了……”而流畅就那么一声不吭走在前头。

在近乎封闭的空间里，文学成了流畅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他的阅读视野出现了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卡夫卡……博尔赫斯，阿根廷文豪，几乎足不出户却有着漫无边际的神奇想象力，他的世界看上去比环球旅行家的更大，对流畅而言，这也是不错的人生。

流畅在读与在译的书下，压着发货快递的回执单

他形容那时候的阅读“就跟抽烟一样一根接着一根，看书也一样，一本接着一本，不停地想看”。最夸张的时候，每天有十几个小时沉浸在外国文学的大海里。

从高中毕业，流畅松了一口气，“学校的那一套让我恶心，集体生活，集体口号，让我恶心。学校就是一套模具，打造一些优秀品、合格品和次品，我属于次品。我想，与其当次品，不如甩开那套模具，自生自灭吧。”

他把买书和读书的习惯带到了打工的货运站，最多的时候，他会花将近一半工资去买书。那是他人生履历仅有的一次打工经验。搬运工们白天干活，晚上休息，半夜要是有货车来，卸货的任务就落到流畅和货车司机身上，要搬的尽是些音响和沙发之类上百斤的大件，偶尔也搬电饭锅。流畅一直睡在仓库门口的货堆上，有时候凌晨三点也得卸货。一箱音响几十斤重，一车货装了数十箱。

在货运站，他的同事们潦草地应付着生活。同事们吃黄瓜，淋上酱油，拌拌辣椒，就能吃一顿。流畅吃不惯，经常跑到潮汕人开的餐馆去吃。他也不适应所处的卫生环境，“有一次我打开厨房，看见一个纸箱，里面全是小老鼠，一整箱都是。”同事吃饭的碗里掉进两只蟑螂，他们也只是把蟑螂倒掉，在水龙头下随手一冲，就又拿去用了。

打工的时候，流畅最喜欢雨天。蒙蒙的雨落在他露天睡觉的货堆上，他的感受是“就像有一个保护层”，不会再有货车来了，终于可以安心睡觉。睡不着的时候，他就看书。

生活压力是在这时慢慢占据流畅内心的。那年中秋过后，父母向亲戚朋友借钱，盖了一层楼。房子盖好了，家里也负了十几万的债。流畅觉得打工报酬太低，“又累又没前途”，他半年之后就回到小镇，并琢磨着做翻译。

“读了十几年书，觉得不能浪费了，翻译可能轻松一点，也是我的爱好。”比起其他一路下滑的科目，英语一直是流畅高中时读得最好的一科，他曾把一整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背下来。流畅当时的想法是，翻译比较有前途，只要把书翻译出来，就有人愿意出版，还可以拿到起码比打工多的稿酬。

他买了萨尔曼·拉什迪写给儿子的童书《哈伦和故事海》，试着译了一些章节，“自娱自乐”。他把翻译当成一种精读，也当成另一种形态的写作，不仅认为翻译可以作为糊口的职业，也觉得它能够让他敲开文学的大门。

因为非常喜欢昆德拉，流畅在昆德拉的随笔里了解到了作家赫尔曼·布洛赫。他找到布洛赫最知名的两部作品《梦游人》和《维吉尔之死》来读，后来萌生了翻译《梦游人》的念头。

“当我表示要在家里待上一整年翻译《梦游人》的时候，我父亲当即表示反对，说我要是在家里待上一整年，就得给我在精神病院准备床位。”他与父亲“关系一直不算很好”，他遗传了父亲的坏脾气。流畅最后还是坚持留在了家里，“这是我叛逆的一面”。

但这条翻译的路，流畅走得跌跌撞撞。

3

《梦游人》的作者赫尔曼·布洛赫被很多德国批评家称为“二十世纪最为晦涩、最为复杂的德语作家”。尽管他在德语世界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甚至被认为是德语世界的“乔伊斯”，但中国国内对他非常陌生。因为布洛赫的行文太过晦涩，也几乎没有译者敢碰他，国内只有零星译文。

2013年3月，流畅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贴了他翻译的《维吉尔之死》的片段，署名“流畅”，高三复读时，他无聊的时候写点东西，随便就起了这个笔名。

同济大学教师，同时也是诗人的胡桑读到了译文片段，他特意对照了《维吉尔之死》的原文，觉得流畅翻译得很好，中文表达也不错，准确，用词粗粝，富于质感，尤其“有一种不可束缚的野性”，这正是布洛赫行文的特点。

“与其说他（布洛赫）的文字艰涩，不如说他的写作具有广博性，所以要求一个译者的准备特别多，很难想象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以驾驭他。”让胡桑感到惊讶的流畅，当时21岁。

流畅原本想做小说家。他提起《昨日的世界》作者茨威格的建议：文学青年如果对创作没底，最好先试着去翻译他们喜欢的作家的作品。

“我当初开始翻译的时候，没有读过这段话，后来读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共鸣。”流畅靠着红木椅讲这句的时候，窗外突然雷声滚滚，告示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在家翻译了一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梦游人》“还没折腾完”，中间只能靠给杂志译一些短篇拿点稿费，实在是难以为继。

邻里之间也开始有了关于他的闲言碎语，落在流畅身上的眼光都带些异样。“觉得你好吃懒做，好像精神也有毛病。”流畅抱怨道，“在乡下这个地方就是很奇怪，没有隐私，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指手画脚。我在广州走路，没人理你，散步走很远，好几公里的路都没人管你。但是在这边，你要是在外面走路，人家就会说，一个大好青年，不干活。”

于是，他开了一间淘宝店。他想过，如果生意能做大，就让也在外打工的弟弟妹妹来帮他打理，他也有余力去做翻译。

然而，这个自高中毕业以来就肩负赚钱压力的潮汕家庭的长子，再一次迎接了一个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