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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还要描写战争

2015-10-26 12:57:51 来源: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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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皮娃娃兵》描写了1979年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士兵的经历。这些士兵中一部分是未成年人,回来时已经成为躺在棺材中的尸体

前言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很快,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者和阿富汗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争。《锌皮娃娃兵》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是20世纪纪实文学经典作品。 以下是本书前言。

1986年6月14日

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完成《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由于普通磕碰从鼻子里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别墅区,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沙滩上时,我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我作呕。

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我听见猫被汽车轧死时的惨叫声就要发疯,见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鸟类、鱼类,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也有形成自己历史的权利。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们的历史写出来。

然而,突然的事发生了!如果这事可以称为“突然”的话。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

“人世间的悲痛有百种反映。”(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开车去农村的路上,我们顺便捎上了一个上学年龄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购了食品,一个大提包里露出几个鸡头,行李架上塞了一网袋面包。

进了村子,她的母亲出来迎接。她站在篱笆墙旁高声喊叫。

“妈妈!”小姑娘向她跑过去。

“哎呀,我的好闺女,可来信了。咱们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们像运回费多里诺夫的伊万那样,也会把他运回来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抚养大的不是一个小伙子,是一棵大橡树啊……有两米高。他来信说:‘妈妈,骄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积德行善的人们哟……”

再讲一件去年的事。

……一位军官带着旅行包坐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大厅有一半空着。他身旁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脑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干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几位农村妇女老实巴交地凑到他们身边,坐了下来,她们问:“到哪里去?干什么去?他是什么人?”

军官是护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

“从喀布尔开始他就乱挖,手里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挖,不管是铁锨、叉子、棍子,还是自来水笔。”那个孩子仰起头来说:“应当掩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

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

我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呢?都在撰写什么呢?他们议论的、撰写的都是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地理政治,我们的国家利益,南部国境线。

在预制板搭起来的房子里,在农家茅舍里,窗台上摆着一盆盆无忧无虑的天竺葵。民间暗地里流传着有关阵亡通知书的事,有关锌皮棺材的事,说赫鲁晓夫时代建起来的小房子容纳不下那种棺材。不久以前,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箱子上,绝望地哭天号地;这时她们又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对祖国应尽的义务”。

在书报检察机关所密切注意的关于报道战争的文章中,从不提苏联士兵的死亡。他们硬要我们相信,“苏军有限人员”正在帮助兄弟国家的人民铺修公路,正往村子里运送肥料,而苏联军医们正在为阿富汗的妇女们助产接生,很多人信以为真。回国的士兵们,把吉他带到学校里去,唱一些本来应该大声疾呼的事……

我和一个人谈了很久。我想从他口中听到,作出开枪还是不开枪这一选择时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开了。对他来说,这事似乎不是什么悲剧。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为了社会主义”杀人就好!军令已经为这些孩子划定了道德的规范。

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

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这么一句话:“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

可是,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1988年9月5日至9月25日

塔什干航空港里闷热,处处是瓜味,简直不像航空港而是瓜棚。半夜两点钟,我望了一眼水银柱——三十摄氏度。半野不野的肥猫,据说是阿富汗种,毫不胆怯地往出租车下边钻。

年纪轻轻的士兵们(他们还是娃娃呢)拄着拐杖,在一群从疗养地归来的、皮肤晒成酱紫色的人之间,在木箱之间,在水果筐之间一跳一跳地走动。谁也不理会他们,大家习以为常了。他们铺上一张旧报纸或一本旧杂志,席地而睡、席地用餐,过了一周又一周,他们就是买不到飞往萨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亚、伏罗希洛夫格勒、基辅、明斯克的机票……他们在什么地方被弄成残废的?他们在那边保卫了什么?没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只有一个小孩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还有一个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说:

“你过来……让我可怜可怜你……”

他用拐杖把她轰走了。可她并没有生气,还说了两句只有女人才能说出来的,让人伤心的话。

我身旁坐着几位军官,他们在议论我国生产的假肢如何不好,还在谈论伤寒、霍乱、疟疾和肝炎。他们说,头几年没有水井,没有厨房,没有浴室,没有东西可以刷洗锅碗瓢盆。还议论谁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有人带回来摄影机,有的是“夏普”牌,有的是“索尼”牌。战争对某些人来说如同后娘,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亲妈。我还记得他们用怎样的目光观望那些休假归来的漂亮妇女,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连衣裙……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过军人武夫,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动脑子的人”。

人杂的地方散发着厕所堵塞的气味。我们长时间等候飞往喀布尔的飞机,突然出现了很多女人。

下边是她们谈话中的零碎句子:

“我的耳朵开始听不清了。最初是听不见鸟儿在高空鸣唱,比如,我一点儿也听不见鹀雀的叫声。我把它们的叫声录了音,调到最高频率……这是头部挫伤的后遗症……”

“你得先开枪,然后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

“枪声一响,毛驴就躺下,枪声停了,它就站起来。”

“我在苏联是什么人?是妓女?这事我们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里赚几个钱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样?个个是酒鬼。”

“将军说过要尽国际主义义务,要保卫南部国境。他甚至动了感情,说:‘给他们带点水果糖。他们还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礼物。’”

“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

“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又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流血过多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他们治疗。”

“海关看见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带了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什么也没有带?’他们不相信,逼我脱衣服,只剩下一条裤衩。因为人人都带了两个皮包。”

“起来,否则就睡过站了……”飞机已到了喀布尔上空。

飞机在下降。

……炮声隆隆。巡逻兵端着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背心检查通行证。

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观察他人怎样显示勇气,怎样去冒险,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到食堂去吃早饭,路上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半个小时以后,这位哨兵被一块飞进卫戍区的流弹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忆这个孩子的相貌……

此地把记者称为编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样。我们作家小组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都急于到最远的哨所去,想冲锋陷阵。我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了什么?”

“我对这事感兴趣,我将来可以说:我到过萨兰格……我要放几枪……”

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战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质。对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

叶雯 本文来源:网易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责任编辑:陈心仪_NX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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