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合唱曲

2015-10-26 17:07:42
5.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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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马上结婚。可是红色的“特别召集令”不到一小时就送到我家,我的妈妈当场就哭了,她以为我又被征召去前线打仗。

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去?我们一点讯息也没有。他们叫我们到斯卢次克车站换衣服和领取装备,说我们要去霍伊尼基中心。我们到了霍伊尼基,发现当地居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带去一座村子,我们看到有人在举办婚礼,年轻人跳舞,听音乐,喝伏特加,那是很平常的婚礼。他们下达的指令是:挖掉表土,挖到大约一个铲子深。

五月九日,胜利纪念日,来了一个将军。他们叫我们列队,说要祝我们节日快乐。其中一个家伙鼓起勇气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里有多少辐射?我们到底接收了多少剂量?”

将军离开后,旅长把他叫去痛骂一顿:“那是挑衅!你危言耸听!”几天后,他们发防毒面具给我们,不过没有人戴,他们给我们看了几次辐射探测仪,但是从来没交给我们。每三个月他们让我们回家几天,我们的目标是买伏特加。我抬回两大包装满酒瓶的背包,大家都把我举起来。

回家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找我们约谈。他很明确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状况。我从阿富汗回来时,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

我记得什么?什么事让我印象最深刻?

我们开车到不同村庄测量辐射,没有一个女人请我吃苹果;男人不太怕,他们会走过来,请我们喝伏特加或吃猪油。拒绝他们虽然尴尬,但是我们当然不想吃有铯的食物。所以我喝酒,但不吃东西。

不过在某个村子,他们请我们坐下来吃烤羊肉。主人微醺后,向我们承认那是刚出生的小羊,他说:“我不得不宰了它,我没办法再多看它一眼,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丑到我几乎不想吃。”听到这种事……我马上灌了一整杯伏特加。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感觉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要不是生病,我早就忘了。

你要报效祖国!那很重要。领到内衣、靴子、帽子、裤子、皮带、衣袋之后,我就动身。他们给我一台卡车,叫我运水泥。讲起来很简单,但又没那么简单。我们很年轻,都还没结婚。我们没戴防毒面具,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戴,但是我们没有,指挥交通的人也没戴。我们坐在驾驶座里,指挥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时暴露在放射性尘埃下。大家都领到很多钱,是平常工资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贴。我们都花掉了。伏特加对消除压力很有帮助,难怪战争时他们发给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然后就像在老家一样——醉酒的交通警察开罚单给喝醉酒的司机。

不要描写苏联的英雄主义有多神奇,虽然那种英雄的确存在,而且真的很神奇……他们派我们飞到那里,就像把沙子丢进反应炉,他们每天宣布“最新行动讯息”——“人们勇敢无私地工作”,“我们熬得过去,我们会胜利”。

我得到一枚奖章和一千卢布。

刚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那是真正的战争─原子战争。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不危险,我们应该提防或忽略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种疏散是真正的疏散,居民直接到火车站,离开家园。车站的状况像什么样?我们帮忙把小孩从窗户推进车厢、维持售票窗和药房排队买碘的队伍秩序。排队时很多人争执或打架,不然就是打破商店或售货亭的门,弄坏窗户的金属条。

还有一些人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他们住在党部会所、学校、幼儿园。大家饿着肚子走来走去,每个人的钱都花得很快,商店所有货品都被一扫而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洗衣服的妇人,没有人带洗衣机,只好用手洗。那些洗衣妇都很老,双手结痂、长满疖子,衣服不只脏,还有几十伦琴的辐射。“年轻人,来吃东西。”“年轻人,去睡一下。”“你们还年轻,要小心。”她们觉得我们很可怜,替我们感到难过。

她们还活着吗?

每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一群待过那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我们只记得自己是军人,而上战场是军人的天职。我们忘记不好的部分,只记得这一点,记得他们不能没有我们。像我们这种以军事体系为主的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很管用。你在那里终于获得自由,这点很重要,自由!在那种时候,俄罗斯展现了它有多伟大,有多独特,我们永远不是荷兰或德国,不会有平整的柏油路或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永远不缺牺牲奉献的英雄。

他们征召,我就去了。我一定要去!我是共产党员,前进!当时就是这样。我的头衔是高级陆军中尉,他们答应再给我一颗“星星”,当时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原本应该先做身体检查,但是他们没检查就派我过去了。本来是另一个人要去的,但是他拿了一张医生证明,说他有溃疡,我就代替他去了,那是紧急任务!(笑)我听过一个笑话:男人下班回家告诉妻子:“他们说我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就是交出党证。”“可是你不是党员。”“对啊,所以我在想怎么在明早之前弄到一张党证。”

我们是军人,不过刚开始他们把我们分派到建筑队,要我们盖一间药房。我马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我告诉医生我没事,只是太热的关系。食堂供应集体农场的肉、牛奶、酸奶油,我们照单全收,医生也没意见。他们把食物烹调好,医生就拿书对照一下,说食物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从来没有采样化验。当时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后来出现了很多草莓,到处都是蜜蜂。

有人趁乱打劫,我们把木板钉在门窗上。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户的铁条被破坏,面粉、糖、糖果和罐头散落一地。一座村子疏散了,五或十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子却没有疏散,村民都跑去搬已经疏散的村子里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我们看守那里,集体农场的前任主席带着已经被重新安置的民众回来收割、播种,载走成捆麦草,我们在里面发现缝纫机和摩托车。他们给你一瓶自制伏特加,你就准许他们运出电视机,一瓶或十瓶酒可以交换牵引机和播种机,没人对钱感兴趣。(笑)就像共产主义,所有东西都要课税:一罐瓦斯——半升伏特加;一件羔羊毛皮草——两升伏特加;摩托车——数量不定。我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替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我们多待了一阵子,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军队拒绝前来。当时就是这样。人们把所有拿得走、抬得动的东西都偷光了,隔离区的物品都被运回这里,你可以在市场、当铺或一般人的度假小屋看到。留在铁丝网里的只有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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