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入”工厂

1

七月的中午，晋江的太阳接近直射，很少有人在街上走动。中诚雨伞的车间也不留人，狭长的厂房闷热又阴暗，其他人都在食堂吃饭，我趁机站到门口的电子秤上测量自己。

“80kg”——电子称显示。这比一个月前离开学校时轻了20斤。我很惊喜，虽然这并不是我从读书的成都来到福建的目的。厂房里散落着黑色的伞布，不规则的铝合金伞骨，我踩过它们，走下水泥板搭成的、没有扶手的楼梯，去食堂吃三块钱一份的青椒炒肉。

2011年暑假之前，我和福建没有任何关联，也从未当过工人。我像多数的城市里长大的90后一样，小学初中高中读下来，没有做过真正的体力活。然而进入大学后，我会感到焦虑，而且自责：是不是这种生活太过安稳，脱离了现实社会？我的同龄人中，有人辍学，有人打工，有人在老家结婚，而我只是不痛不痒地消磨时光，在社团和课堂里往返。

因此，我常常想做些更实际的事情。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做志愿者，穷游，为自己的杂志做采访，会经常与街上的乞丐、小贩聊天，但都是蜻蜓点水，除了“你家在哪儿呀”、“今儿生意怎么样呀”，很少有其他话题，还吓跑过一个卖鞋垫的女人。即使到沐川的深山里做尘肺病调研，也只是按照表格记录信息。

我隐约明白，应该有一次浸入式的经历，最好是观察和我生活方式不同的同龄人。于是，我想到去工厂打工。

暑假前，我找到了家在福建的室友阿肖，他们家经营着一些企业，而他总喜欢讲些福建的商业故事——陈棣镇的鞋匠怎样一步步成为上市公司，包办了中央五套的广告；英林镇用了十年，成为夹克重镇，连中学的教学楼都用劲霸命名……此外，他也常说起家乡的风俗，晋江本地人很少自由恋爱，多数都由父母找媒人安排，一份门当户对的嫁妆，就是新家庭的天使投资；婚礼要大摆一个月宴席，东南亚、美国的亲戚也会参加；婚宴不能怠慢了村里的任何人，门口开摩的的阿叔，十年前就买了恒安的股票，身价千万，村里的老人也不能得罪，他们有老人协会，实际控制着海外的人脉，还有几家上市公司……这些讲述都令我这个东北人着迷。

而且我从来没在海边生活过。他给我看横跨安海和水头海湾的安平石桥，视频中，千百块石板垒出一条劈开海浪的线条，我眼前一晕，就知道暑假的目的地已经确定了。

7月初，我坐了两天火车到福州，一片混乱之后，我搭上一辆去晋江的客车。客车的电视一直在放野鸡二人转剧团的录像，荤段子只是刺耳，并不好笑。我紧紧地抱着我的书包，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去多久，要做什么。我又感到疲惫了，像每一次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样。耳边缠绕着造作的东北口音，我挂掉了四个父亲的电话，不知道一开口，自己会说些什么。

2

晋江是泉州下的县级市，它有着诸多称号：“中国鞋都”，“中国伞都”，“中国拉链之都”，“中国夹克之都”，“中国内衣名城”，几乎每个镇都能分到一个。阿肖的家在安海镇，它有着中国最大的卫生巾生产基地，钢材、陶瓷、五金、玩具也很发达。

这里到处是自建的四五层楼，很多就在家中办起工厂。镇上随处可见摊贩，楼之间缝隙很小，都尽可能利用门前的道路，因此道路狭窄，每次拐弯，都要提前按着喇叭。

工厂集体宿舍 东方IC/供图

我准备在这里打工一个月，并打着如意算盘——在朋友家的工厂实践，能利用关系，从管理者到工人都谈笑风生，每晚下班，我就漫步到安平桥，漫步到沙滩上，海风习习，安静地整理一天观察后的思绪。

然而第一天，他就抱歉地告诉我：最近厂子不缺人，短工太不方便，要不咱们试试别家？

第二天，我们在安海的开发区转了一上午，很遗憾，无论服装、玩具、LED灯、运动鞋厂都不缺短工。按照阿肖哥哥的建议，我们下午换到了隔壁东石镇——更加劳动密集化，也就是更缺人的“中国伞都”。它每年生产中国五分之一的雨伞，出口雨伞占了全国总额四分之一，工人流动性强，总会有缺口。

我们坐摩的进入东石，路边的牌匾全和伞有关。

我们停下来碰运气。萧下村随处都能看到广告，最多的是招聘染工，车床工，熟练工，看起来短期工或者没经验的人不太吃香。试到村子中部时，终于，在一条岔路上找到了一家雨具厂。它的牌匾灰旧不堪，写着“中诚雨具”，院子有三栋楼：宿舍楼破旧，办公楼稍新，生产的楼狭长。三栋楼围成的凹型，正好够集装箱卡车停进来，压得门前的道路凹凸不平。我望了一眼宿舍，走廊没有窗户，横穿起一条晾衣杆，男士内裤和胸罩紧挨着飘扬。

车间主管下楼领人，是个矮个子的重庆男人，我捏着钱包里的身份证，他摆摆手。

“不用登记吗？”我很诧异。

他嗯了一声，走向车间，示意我跟着他。他带我到一台靠近窗户的桌子前，指了指缝纫机一样的机器，就是我的岗位了。我扫了一眼周围，摆着六台一样的机器，旁边是一位黄色莫西干发型的年轻人，再旁边，是四十岁左右、头发丝飞散的女人。每个人穿着都不同，没有胸牌，没有打卡机，踏板起伏，我闻到淡淡的塑料焦糊味。

“我们这里没有底薪，计件付工资”，车间主管拾起两张伞面，“你先试试做伞面，一打伞面一块九，干得好，一天能有100多块”。

顶上的吊顶晃晃地照射，我看清桌子上摆着长三角形的黑色布，大约就是伞面原材料。

“你看他”，他指了指莫西干，莫西干抬头笑笑。“我们包住不包吃，晚上我带你去找宿舍。你和小张学一学，有事随时找我。”

我全程机械地点头。莫西干倒很和蔼，腼腆地讲解着动作，我竟完全看不下去。阿肖已经走了，我失去了和熟悉世界的最后一点关联，真正浸入迥异的氛围中，我才发现，我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生猛。

3

中诚雨具在萧下村中部，夹在门面气派的大公司和门面房中间，并不显眼。萧下村是东石伞都最重要的村子之一，大小企业120余家，除了制伞，就是五金、印花、电镀等雨伞配套行业，聚集了约15000人，一半来自外地。夜幕降临，穿着工服的青年人就会占据着街道，在巷子出口的米粉摊买一份两元的河粉。集装箱卡车偶尔穿过，轰鸣着打断吃夜宵的人们。

晋江一家制伞工厂车间 东方IC/供图

然而这里面并不包括我，原因很简单——没赚到钱。前三天，我总共只完成了十打伞面，算下来只有十九块。食堂的早餐一份两块，午餐和晚餐三块或者四块，我劳动三十三小时，还没够吃饭。

从小到大，我都没觉得自己如此笨过。正常合成一整张伞面，需要先把长三角的散片两两组合，再四四拼在一起，我起初没觉得有什么难处。第二天做完散片，主管让我尝试合成整个伞面，我居然连着失败了两次。当我准备试第三次时，他过来翻了翻我的伞布，很快指出了问题所在：大部分的两片组合都不合格。所以，返工。

那天下班我没有去食堂，在超市买了两块钱的面包和一块钱的水。我给母亲拨了一个三十分钟的电话。她告诉我，不要急，开头总是很辛苦。放在平时，这些话我实在懒得听，从高中开始，我就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上大学之后常常挂掉他们的来电。但现在，这是我最重要的陪伴，我恋恋不舍地汇报当天的每一个细节，听母亲重复着几乎一样的安慰。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和预期的一样，似乎都在变得更糟。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我根本不可能去三公里外的海边漫步，至于和上到管理层、下到普通工人们谈笑风生，简直像个笑话，我连自己宿舍的人都没有熟悉。

即使我做了心理准备，宿舍的条件仍然让我吃惊。中诚的宿舍楼一共五层，一层是食堂、澡间，二三楼是男寝，四五楼是女寝。我住在三楼的中间。第一天晚饭时间，我进入空无一人的宿舍，就被腐臭味逼得掩住鼻子。这味道来自被褥，以及至少五年没人粉刷过的墙面，上面有早先居住者的诸多遗产：励志语录、书法签名、残破海报、过期报纸。

我的床头就贴着一张女影星刘涛的海报，某位饥渴的男青年写下了横七竖八的情话——

“刘涛，你是我的人”

“真的爱你”

“你可以等我吗？”

“我要娶你做我的妻”

落款是2007年。在这张床上，他会对着梦中情人解决生理需求吗？床头的另一侧的墙上刻了几行字，其中一行十分骇人：

“XXX，死亡于2005年5月29号”

死亡信息的下面，则是格言警句，比如：

“兔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美女何止千千万，不愿意喽咱再换”。

我挨个看着这些笔迹，想象着他们当时的状态，我扫到了一句立刻警醒我的话：

“打工真苦，好想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