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军阀混战

史迪威跟其他外国人一样，根据自己名字的发音“SHIHTI-WEI”起了中文名字“史迪威”。他的姓是“历史”的“史”，名字中的第一个字“迪”是“启发”、“引导”的意思，而第二个字“威”则是“威风”之意——这可是个具有挑动性的名字组合。课余时间他喜欢到集市、市场和商业街去逛游。他第一次买的是牙雕，然后开始收集镶嵌扇柄，并为他将来在卡梅尔的家收购家具。他看到中国的魅力和残酷是并存的。放风筝是中国人喜爱的运动，这些风筝被制成龙、楼阁或者蝴蝶，其翅膀用染色的薄纱做成。风筝上挂有哨子、铃铛或者木钟，它们让空中充满了色彩和动感。正如一个人所观察到的，这仿佛是“东方的小天使……发出柔和、非尘世的音乐”。处决犯人的情景同样很受民众欢迎，往往有大群人急切围观，刽子手把双手捆着的犯人踢跪下，然后刀起头落，博得一阵叫好声：“好！”当鲜血喷涌而出的时候，妇女和儿童会冲上前，用一串串铜钱蘸在血里，据说这种钱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可以驱邪。在附近凉棚下往往可以看到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的说书人，周围也许蹲坐着成百的苦力和工人，他们鸦雀无声，听得津津有味，讲的故事往往是古代的英雄事迹或者传说。说书人往往会随着节奏轻轻敲击竹板，有寓意的段落会唱出来，而讲到打仗的地方则会敲起鼓点。

中国的魅力已经起作用了。史迪威到北京还不满一个月时，陆军部对他进行了问卷调查，问他最喜欢的职位是什么；对此他只划了“武官，中国”，而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其他选择他都写了“否”。

就在史迪威到达两个月前的时候，三个声名显赫的军阀联手赶走了安福系政府，但随后马上彼此开战，以争夺对首都的控制权，因为有了这个控制权便会处于主导地位。现在成功控制了北京的是吴佩孚大帅，一个科举考试出身的温文尔雅的官员；失败者是张作霖大帅，他从前是个土匪，现在称霸东北；能够在中间维持力量均衡的人是农民出身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吴佩孚真诚地把自己视为公仆，非常关心公共秩序并希望在中国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他的这种期望甚至比个人野心还强烈。他体格瘦长、匀称，窄长的脑袋，琥珀色的眼睛，尖尖的鼻子表明他出身世家，说一口用词考究的官话，外交使团认为他正是中国迫切需要的铁腕式人物的最佳人选。为了做给一个美国记者看，他在自己的衙门里挂了一幅乔治•华盛顿的像，同时告诉来客说，他要像华盛顿统一美国13个殖民地那样统一中国。他带兵纪律严明，经常给士兵发放全饷，这招致了其他军阀对他的不满，但这也使他的部队不会随意弃他而去，同时他也得到了农村的拥戴，因为他们免受了乱军的骚扰。为了重建代议制政府，吴佩孚恢复了1913年成立的议会，并让召之即来的黎元洪官复原职。但是，尽管吴佩孚在打仗时像头雄狮，在政治上却不够坚决，他的对策看来是不稳定的；此时“奉天虎”张作霖已经跃跃欲试。

张作霖体格矮小瘦弱，1895年中日战争时，这个后来很有名的东北大帅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了土匪。他接受了招安，作为对他带兵归顺的回报，他受命驻守在奉天（沈阳）城外。通过这个基地，他在日俄战争中先是给俄国人提供补给，然后又给日军提供补给，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黑色缎制瓜皮帽上带着一颗著名的珍珠，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在东北的大房子里摆满了雕花的柚木家具、丝质地毯、铜器、玉器、字画和珍贵瓷器。他在自己的领地里跟日军保持着微弱的平衡，日军把奉天视为东北飞速发展的工业基地的总部。

在这两个争夺华北控制权的军阀大帅的周围还有些分分合合的其他派系。

这其中最有实力的是冯玉祥，这倒不是因为他身材魁梧，而是因为跟吴佩孚一样，他也精心建立起了一支对他忠心耿耿又勇敢善战的部队。还在袁世凯的部队里当兵的时候，年轻的冯玉祥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接受了孙中山所宣扬的革命理论，并认为要造就好的士兵，除了要有吃的、穿的和军饷之外，还要在道德方面进行教育。在纷繁混乱的共和时期，他跟吴佩孚的军队联手并在1920年被任命为西北陕西省的督军。他在北京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结了婚。他用水龙头为自己的士兵施洗礼，教他们唱福音赞歌和进行曲，歌词是“我们不喝酒不抽烟”和“我们不赌也不嫖”。他不赞成吴佩孚喝酒，为了暗示这一点，有一次在宴席上他送给吴佩孚一个精美的瓷瓶，吴佩孚打开瓶子从里面倒满一杯子向赠给他礼物的冯玉祥敬酒，结果刚喝了一口他就吐了出来，原来里面装的是水。尽管冯玉祥并不完全赞同吴佩孚的做法，然而他认为吴佩孚的最终目标跟自己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中国，因此他更倾向于跟张作霖对抗，而不是联合。

在1920年到1923年间，当时史迪威正在北京，冯玉祥联合吴佩孚对抗了多名督军的联军。1922年，当奉天虎张作霖再次企图控制华北的时候，冯玉祥又开始打张作霖。有时战斗就发生在离首都不到10英里（约16千米）的地方，结果城门有时会因此关闭一个星期。到了晚上，住在北京饭店的客人们站在屋顶上就可以看到炮弹划过。大炮轰击时宾馆也开始颤抖，仿佛遇到了一场轻微地震。有一次史迪威不在家的时候子弹在街上乱飞，有些飞进了他家里。史迪威夫人让所有的孩子趴在桌子底下，自己冒险跑到隔壁的一个传教士家里打电话给公使馆报告遭到了射击。公使馆对此漫不经心，让她回家去，说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武官及其同事要学习的内容之一是考察其所在国的士兵的情况。正是在督军混战的背景下，史迪威开始了解这些他后来指挥过的士兵。他看到吴佩孚的士兵穿着灰色军服列队开赴前线，旁边是骡子拉的携带军火、行李和供给的两轮车。这都是上等的装备，普通的军阀运送补给的只能用咯吱咯吱的人力独轮车。跟别的士兵一样，吴佩孚的兵往往不到14岁，不过他们装备不错，有背包、挖战壕的镐头、铁锨、马灯、茶锅、油纸伞、闹钟和热水瓶。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用扁担抬着棺材的苦力，这是为了向他们保证，即使他们战死也不会曝尸荒野。跟中国所有的部队一样，吴佩孚的士兵也穿着灰色的制服（冬天加入棉花则为棉袄），但他们都戴着红色的袖箍以示忠诚。通常这些袖箍不是缝上去的，而是用别针别上的，这样当军队倒戈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地取下。

普通部队的战斗力不强。当士兵抵达战场的时候，他们先站一会儿四处看看，然后取下步枪，也不瞄准就随便放几枪，然后坐下。炮兵胡乱开火，打的地方往往距离目标达四五百米。如果天下雨了，那么士兵就会都打起油纸伞，就像突然冒出了很多蘑菇，战斗也戛然而止。吴佩孚的军队比大多数其他部队要好，并在1922年跟冯玉祥一起把张作霖赶回了东北。

为了组建国民政府，吴佩孚请孙中山给予支持，但被残缺的国民议会授予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孙中山拒绝了。他想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统一全国，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孙中山的谋划和联盟都失败了，他的伙伴也都转而对抗他。他不断向美国公使说明他的宏伟计划，希望西方民主国家支持他的新政府，但是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这种谋划跟孙中山一如既往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不相容，但是在辛亥革命后让人痛苦的十年中，孙中山开始觉得中国无法仅靠自己的力量挺立起来。为了取得华北，他一度甚至与张作霖勉强结盟，自然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由于西方拒绝帮助，同时也没有得到同胞的支持，孙中山转向主动提出帮助他的苏俄，并在1923年1月与共产国际结盟。1919年苏俄宣布废除所有沙俄签订的条约和特权，作为第一个自愿这样做的西方大国，这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等到要兑现的时候苏联又反悔了，不愿意放弃在东北的中东铁路或者在蒙古的特权。然而，在那些对自己革命的进展感到失望的中国人看来，莫斯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共产主义。就苏联而言，它正在寻求朋友和另一个基地，以便最终推动世界范围的革命。尽管苏联承认在当时情况下中国还不具备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同意帮助国民党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同意跟孙中山结盟，因此为了让国家获得新生，共产党作为盟友加入国民党，并暂时同意由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

孙中山跟其他军阀一样，也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全国的领袖。他有政治哲理但是没有实力，军阀有实力但是没有纲领。孙中山缔造了革命，并且制定了革命方略，但缺乏统领和组织的才能。当时有人说他兼有圣保罗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素质，不过即使他能兼有乔治•华盛顿和列宁的素质，恐怕也难以驾驭这个古老而执拗的国家。由于取消了帝制，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占了上风，难以实现有效的全国统一。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网易“人间”经授权转载
题图和配图均由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