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龙应台如何做“公务员”?

2015-11-10 12:33:48
5.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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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压着。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

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津津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从德国初回台湾地区,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晕陶陶: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在是“冤大头”。

龙应台任职台湾文化部长时的龙应台(图/CFP)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和控制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家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苏醒。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可彼岸的文化与此在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领着,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而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愤愤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大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四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她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开骂时也是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信息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跟进,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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