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龙应台如何做“公务员”？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1937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一个延续了20多年、被后人称为“白色恐怖”的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徙，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她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三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以下为林青霞口述）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唯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什么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色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五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

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强硬，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部长”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本文摘自三辉图书出品的李宗陶新书《那些说不出的慌张》，网易“人间”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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