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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我谁都不信

2015-11-11 11:54:07 来源: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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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会使人变好,只能变坏。反正都是一样。我永远不会回到参战前的那一天了,不会成为战争前的那个人了。

前言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很快,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者和阿富汗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争。《锌皮娃娃兵》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是20世纪纪实文学经典作品。

我抓了一把故乡的土,装在衣兜里——在火车上产生了这么一种感情……我们中间当然也有胆小鬼。有个小伙子,检查视力时审批委员会没有通过,他兴高采烈地跳着出来:“真走运!”跟在他后边的是另一个小伙子,他也没有通过。这个小伙子差点哭了:“我有什么脸回自己的部队呀?那里为我举行了两个星期的欢送会。如果发现我有胃癌还说得过去,结果是牙病。”他穿着裤衩冲到将军面前:“只因为我牙有毛病就不要我,那么让他们把我的那颗牙拔掉就是了!”

在学校里,我的地理课是五分。我闭上眼睛想象:山峦、猿猴,我们晒太阳,吃香蕉……而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们坐在坦克上,一身军大衣,一架机枪朝右,一架机枪朝左,后边的一辆坦克上机枪朝后,所有炮眼都开着,自动步枪从炮眼里伸向外边,坦克活像一只铁刺猬。

路上遇见了我们的两辆装甲输送车,小伙子们坐在车上,穿着白色条纹汗衫,戴着巴拿马帽。他们望着我们,笑得东倒西歪。我看见一个被击毙的雇佣兵,受到很大震动。那个小伙子锻炼得像个大力士。

我进了山,不知道应该怎么踩着石头走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迈左脚。背着电话机爬十米高的山崖……一听到爆炸声就闭上嘴,其实应当张开嘴,否则鼓膜会被震破。他们给我们分发了防毒面具,头一天,我们就把防毒面具扔了,“杜赫”们没有化学武器。我们把钢盔也卖了,它戴在头上是多余的负担,而且像炒勺似的烫人。我有一个问题:从哪儿能再偷一个装满子弹的角状子弹盒。他们发给我们四个,第五个是用第一次领到的军饷从同志那儿买的,第六个是别人送给我的。作战时要留下最后一个角状子弹盒和最后一颗子弹。——这是为自己准备的,必要时对准自己的牙齿来一枪。

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的苏军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却用铁蒺藜把我们给圈了起来:“弟兄们,不能到那儿去,不要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因为已经为宣传工作派来了专门人才。”不信任我们,真让人气恼。我和一个阿富汗商人说:“你过去的生活方法不对,我们现在教会你,我们来建设社会主义。”

他微微一笑:“革命前我做生意,现在照样做生意。你回家去吧!这是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办……”

在喀布尔市里,妇女们向我们的坦克扔木棍、石头,小孩子们骂娘,不带口音(指阿富汗小孩用俄语骂人,发音很纯正):“俄国人,滚回家吧!”

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对方用火箭筒朝我们射击,我及时端起了机枪,这一次救了我的命。子弹向前胸飞来,打穿了我的一只手,弹片刺入另一只手。我还记得,那是一种软绵绵的、舒服的感觉,一点也不疼……我还听到有人在我头上喊了一声:“射击!射击!”我扣扳机,可是机枪不响,我一看,我的一只手耷拉着,流满了鲜血。我还以为自己在用手指扣扳机,其实我已经没有手指了……

我还没丧失意识,和大家一起从坦克里爬了出来,有人给我缠上了止血带。必须往前走,我迈了两步就昏倒了,我流了大约有1.5公升血。

我听见有人在喊:“我们要被包围起来了……”

有人说:“必须把他甩掉,否则我们都得完蛋。”

我央求道:“开枪把我打死吧……”

有个小伙子马上走开了,另一个小伙子拉了一下自动步枪,但他的动作很慢。慢的时候,子弹可能会卡住。子弹果然卡住了,他把自动步枪扔掉了:“我下不了手!给你,自己动手吧……”

我把自动步枪挪到身边,可是一只手怎么也不行。

我很走运,不远处有个小沟,我躲在沟里的一块石头后边。“杜什曼”从旁边走过去,没有发现我。我心想:一旦被他们发现,就得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打死。我摸到一块大石头,挪到自己身边,比画了一下……

早晨,我们的人发现了我。昨晚逃走的那两个人,用短呢衣把我抬回去了。我明白了,他们怕我把实情讲出来,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到了军医院,有人马上把我抬上手术台。外科医生走到跟前:“截肢……”我醒过来,发现缺了一条胳膊……躺在军医院里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少一条胳膊的,少两条胳膊的,缺腿的。大家都在偷偷地哭泣,有时借酒浇愁。我开始学习用左手使用铅笔……

我回家后去看望姥爷,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姥姥哭个没完,心爱的外孙缺了一条胳膊。姥爷对她喊了一声:“你不懂党的政策!”

熟人见了面,便问:“带回羊皮短衣了吗?带回日本录音机了吗?什么也没带回来……难道你这也算去了一趟阿富汗?”

我应当带一支自动步枪回来!

我开始寻找自己的弟兄们。他们到过那边,我也到过那边,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相互理解。校长找我谈话:“我们录取了你,你的成绩是三分,我们给你发助学金。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在公墓里聚会?这是闹事……”

不许我们聚会,怕我们。如果我们组织起来,就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他们应当分给我们住房,我们要他们援助长眠在坟墓中的小伙子的母亲,我们还要求他们树立墓碑,把坟墓用栏杆围起来。请告诉我,谁需要这些呢?

有人劝我们:“弟兄们,不要大肆传播所发生的事和你们所见到的一切,那是国家机密!”

十万士兵驻扎在另一个国家——那是机密。甚至喀布尔有多么炎热的天气也是机密……

战争不会使人变好,只能变坏。反正都是一样。我永远不会回到参战前的那一天了,不会成为战争前的那个人了。我见过有人用兑换券,从医务人员手中购买黄疸病病号的两杯尿,他喝下去,病了,医务委员会让他病退。我见过有人怎样用枪打掉自己的手指头,怎样用雷管、用机枪的闭锁机让自己残废。我还见过有人怎样用一架飞机同时把锌皮包的棺材,还有装满皮毛、牛仔裤、女人裤衩,以及中国茶叶的箱子运回国去……见过这些以后,我还怎么能变好呢?

过去一提到祖国,我的嘴唇就会发抖。如今我什么也不相信了。为什么而斗争,为什么斗争呢?和谁斗争?让我把这些话讲给谁听呢?让我们打仗,我们打了。喏,这就行了。也许是为我们的某种事业去打仗?现在各家报纸都说:一切都正确。以后也正确。与此同时,又开始说我们是杀人犯。相信谁呢?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谁也不相信了。报纸?我现在不看报,甚至不订报。今天这么写,明天又那么写,哪有真理?我不知道。不过,我有朋友,我相信一个、两个、三个朋友,他们干什么我都信得过。其他人,我谁也不相信。我在这儿已经六年了,我什么都见过了……

发给我一张残废军人证书——享受优待吧!我走向为参加过战争的人准备的专用窗口:“毛孩子,往哪儿挤?你走错地方了。”

我咬紧牙关,一声没吭。我听到背后有人在说:“我保卫过祖国,可这个小子……”

不认识的人问:“你的胳膊呢?”

“喝醉酒,摔倒在电火车下边,压断了……”

他们相信,还表示惋惜……

不久前,我在作家瓦连京?皮库里的长篇小说《我有幸》(俄罗斯总参谋部一名军官的忏悔录)中读到这么一段话:“现在(指1905年俄日战争可耻的结局)很多军官申请退伍,因为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都会遭到鄙视和嘲笑。事情发展到军官连穿军服都感到丢脸,所以他们总是尽量穿便服露面。军人里甚至连严重伤残的瘸子,都引不起人们的怜悯。如果没有腿的乞丐说,他的腿是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被电车压断的,说他们与在沈阳和辽阳的战役毫无关系,那么施舍给他们的钱还要更多些。”

再过不久,关于我们也会这么写了……我觉得,现在我甚至可以考虑换一个祖国,离开此地……

讲述者:一位通信兵

本文摘自“磨铁”出品的《锌皮娃娃兵》,网易“人间”经授权转载
译者:乌兰汗(原名高莽,翻译家,作家,画家,代表作《久违了,莫斯科!》)
译者:田大畏(田汉之子,俄语翻译家,译有《古拉格群岛》《死魂灵》等,2013年6月逝世)
题图:关斌斌(网易插画师)

叶雯 本文来源:网易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责任编辑:陈心仪_NX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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