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在甲骨文、AV、拉面和素描之间

2015-12-02 14:50:45
5.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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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而立之年的男人,研究英文、古典文学、甲骨文和A片,在海南的香蕉林里捞过香蕉。我有时觉得他是个诗人,有时又想说他是个画家。还有时,他是车间工或搬运工。前年秋天,他还在做鸡蛋灌饼,现在就又跑去了新疆。 但如果说我到底亲眼见过他干什么勾当,那他就只不过是个网吧的网管,由于长期熬夜,两只眼睛肿得像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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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陶涛的母亲突然打来电话,恐怕我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想不起这家伙。他停用了手机,连QQ也不上,最多十天半月在微博上贴两张铅笔画。

陶涛的母亲声音很紧张:“我是陶涛的妈妈,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陶涛会很久不联系家里,消失前也不打个招呼。我只得回答,“您知道孟凯吧,他和孟凯在新疆。”

最近一次收到他用孟凯手机发来的短信是:“这边太刺激了,随时都会出事。我准备好了。”他说要和孟凯承包个农场,但过了几天,孟凯却说他们开了家餐馆,我选择相信孟凯。果然,上个月遇到朋友,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你知道吗?陶涛现在在新疆拉拉面。”

我想象着那个情景:陶涛面对新疆巨大的太阳,岔着两腿,懒洋洋地甩动手臂,面条悠闲地散开在他面前,一道道影子映在他那张削瘦黝黑的脸膛上。他微闭着嘴巴,偶尔用下牙齿咬一下上嘴唇,带着一副永远都不会发火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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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陶涛从小就认识,我上小学时,路上要经过陶涛家所在的胡同。土产公司家属院的一排瓦房里,陶涛家只拥有其中一间套房,父母住卧室,陶涛住客厅沙发床。白天走进他家,总会陷落进屋里的幽暗,适应半天才能看到陶阿姨坐在沙发上看书。

陶阿姨常年梳着刘胡兰头,面庞像陶涛一样黑黑的,看上去却比我们所有人的母亲都年轻。她是苏北人,在海南出生,不会讲县城土话,举止间总带着一点异乡的生分。常常拿着一本书,和我们的母亲都不同。

陶涛从小耐得住寂寞。我以为是陶阿姨的缘故,她有时候并不像个母亲,而像个未嫁的姑娘。我几乎从未见过陶阿姨与陶涛如何亲近。陶涛像小学生识字一样,清清楚楚地喊她“妈妈”,而在我们这边,大家都是喊母亲一声短促的“妈”。

陶涛的自画像陶涛的自画像

2002年的夏天,我和陶涛分别在不同的高中,暑假骑车去找陶涛。他那时住在尚屯一座老楼的二楼里,走廊尽头蹲着一只温顺的黑色大狼狗。走进他的房间,陶涛横在床上打呼,床头码了一堆破旧的书,一根细铁丝扭曲着横穿在房间里,一头缠在窗户上,一头绑在床脚立着的竹竿上。风从窗户吹进来,铁丝上的内裤愤怒地摇摆,朝陶涛脸上飞去。

他那儿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小说。一本破得像用了十年的毛刷子一样的《第二次握手》,被拆成簿册用白棉线装订的《古龙全集》,各种盗版的王小波小说,还有一堆没有封套的古代小说:《绣榻野史》、《痴婆子传》、《隋炀帝艳史》、《飞燕外传》。我打开桌上的老式录音机,里头传出黄家驹的歌声。陶涛醒过来,倚在墙上发迷瞪,黄家驹唱到动情处,他跟着吼上几嗓子,便彻底清醒了。

他说自从中国有现代小说,就只有王小波把白话写得像人话。在摇滚乐里,则只有黄家驹最真情实意不做作。他骑着那辆带杠的老自行车,歪歪扭扭行进在林荫大道上。凉风习习,马路两旁高大的杨树哗哗作响,半黄半绿的树叶在声响里飘落下来。他扯着脖子唱歌,为自己的粤语发音洋洋得意。

彼时的陶涛,根本不知孤独为何物,更不会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网吧里给我发矫情的短信。

“我在尚屯住时,有一天夜里下雨,我在二楼那屋通宵看杰克伦敦。彼时窗外雨声沥沥,台灯上罩着翠绿的灯罩,屋外天色渐明。我推开门,来到走廊上,看泡桐树叶在雨中微动,悲凉之情油然而生,与地铁上的你一般无二。”

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陶涛正在郑州的一间网吧里枯坐,时刻等待少男少女的吆喝“网管,来一下”。其时,我刚刚和他分别不到五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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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涛在郑州做了近两年的网管,主要学会了三件事:学英文,研究甲骨文、看A片。

陶涛的英文学习从英文版《The story of O》(法国虐恋文学的现代经典之作,作者是波莉娜?雷阿日Pauline Réa)入门,在与英美AV听力训练结合中,快速掌握了各种英文秽语和感叹词。白天清醒的时间里,陶涛研究甲骨文,像小时候下象棋一样耐心。

他研究甲骨文的策略是分析大量文献,在对比和网络考据中去伪存真,提出大胆假设。四年前,我在郑州东郊城中村的一间网吧找到陶涛的时候。他把我带到电脑前,打开一个网站,说:“这是我写的甲骨文研究网站,已经发布了我研究的200多个字。”

他的硬盘里藏着2.5G的电子书,大多是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后来,我拷走了一部分书,有牛津大学版《莎士比亚全集》,王佐良的《英国诗史》,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王尔德《不可儿戏》,还有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姑妄言》、《野叟曝言》和二十几本《金瓶梅》研究论著,这些书和魅惑的肉体完全扰乱了陶涛在我脑中的形象。我很难想象这些年里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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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呆在郑州做网管之前,陶涛先去的深圳。他本想着,特区机会多,总能混上口饭。到了深圳,他发现几乎所有工作都得要毕业证,而他没有。流浪在深圳街头,陶涛碰到一个招工的摊子,填了张表就跟着走了。

他说:“车间工作有胳膊腿儿就能干,把自己当机器就能混饱,注意安全就死不了。”可工作之外的时间,空洞会让人发疯。他和工友挤在一张光板床上,三个人横着睡。没人聊天也无书可读,常常半夜瞪着眼发呆。

在工厂宿舍发呆的时候,陶涛觉得自己很孤独。身边躺着一排排工友,鼾声四起,他总是回想起在新乡念大专的时候,同学都成群结队去听课上自习,他逃课躲在寝室和图书馆,孤独的感觉是一样的。

高中时,陶涛也想念个像样的大学(而非专科)。但是,他一不留神搞垮了数学,再也追不上去。

同时垮掉的还有身体。那几年,陶涛非常瘦,高中快结束时身高一米七八,体重还不到100斤。他有严重的鼻窦炎,头疼每天中午发作,他形容像是有人拿针尖在头颅里划拉。到了秋冬,他会得两次感冒,一次三个月,直到开春才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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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涛只考上了瞧不上眼的河南机电高专,尽管所学的电子通讯专业很热门,他却毫无兴趣。从大一起,他便开始逃课。就像高中时那些以读书为乐的暑假,他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其他人已经上完几节课,他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他泡在图书馆,读与学业无关的书,什么都看,涉猎广泛,半生不熟的英文书也翻。不在图书馆的时候,他就窝在宿舍,搜各种电子书看。那几年,大学流行校园网下电影,陶涛还是淘A片的高手,他负责下载和维护,按照国别、剧情、尺度分类,像个孜孜不倦的管理员。

高专生活有的是时间,陶涛似乎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英语文学,中国古文学,情色艺术,他打算一直这么沉迷其中。

结业考试时,陶涛挂了一门模拟电子学。陶涛不愿意讨好老师,放弃了重修补考的机会。他领了肄业证,只身奔往深圳,并无明确目标,只待命运来遇见他。

在陶涛放弃重修模拟电子学的时候,我打算报考中文系研究生,学习欧美文学。报名前,我给陶涛打了个电话,他很是激动,说自己早已决意投身欧美文学翻译事业。

然而,我俩都没想到的是,通完电话几个月,我考研失败,进了京城一家网站编辑政治新闻,上夜班报道非洲政变。那时候,陶涛应该正望着深圳工厂宿舍的天花板发呆。我俩几乎同时偏离了预定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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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时代到如今,陶涛始终未改变一点:他似乎本能地抗拒所谓积极生活。大学逃课,毕业后不愿意做办公室工作,均是如此。我几次建议他找个“正经”工作,不用终日为生计操心。他始终不愿意。

“做搬运工折磨身体,但做其他的是折磨心智。”他想要的是更广的涉猎与体验,当然,他也清楚这游荡生活将造成他的懒散和困厄。

他就是这样的人,年少时就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醒得太早,却无路可走,于是似睡非睡,梦游一样地过着。

2008年秋天,陶涛辞掉了深圳工厂的活儿,找了个洗车房,尝试学门手艺,好能拥有自己的时间,继续欧美文学翻译的研究。为了省钱,他把手机停了,说可以QQ联系。但两年一晃而过,我们从未在网上遇到一次。

游荡在甲骨文、AV、文学、拉面和素描之间

再次见面,是两年之后,在郑州他工作的网吧。那天,我和他坐在网吧角落里聊天,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当时,他正在打算从头学英文,每天背诵一篇。

他说最可怕的不是谋生艰苦,而是日常生活对人的消磨。每天晚上,他坐在网吧里,看着小孩们通宵上网,都会觉得自己要被渐渐磨了粉。“网吧最后一排和靠墙的角落,每天晚上都有人一边看A片一边在底下拽管儿。连纸巾都不用。”

陶涛觉得自己被磨成了粉。“我明明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想抗拒,但仍然不由自主地沿着固定的路走下去,深感性格命运是无法对抗的。两只平凡的鹌鹑,生出一只自甘堕落的鹌鹑,真奇妙。”

陶涛的痛苦我也感同身受——不能投入其中的梦想终究变成浮华的引诱,将人不断地勾起来,摔下去,越挫越伤,终于走向自己所痛恨的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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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离开网吧,和人一起接下一个鸡蛋灌饼的摊子。半个月后,他发来短信:“保护费太高,灌饼摊子卖了,钱赔光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发来短信:“昨天夜里我去做搬运工了,抬钢板。早上发现吐血了,可能要挂了。”

两个月后,他不得不又回到深圳,进了车间。他制定了新的计划:先全力投入,在深圳做打工奴,攒一笔钱学个电脑维修之类的技术,然后回海南做老板。一个月后,他发来短信说:“近日读红楼,深深爱上了邢岫烟,当真是‘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风雪中’。若人间真有此人多好!”我便知道,他的计划又泡汤了。

果然,陶涛在车间呆了不满两个月,就回了海南老家。他在家里找了间房子住,干起捞香蕉的零活儿。他戴着胶皮手套,把一串串青皮香蕉从保鲜液里捞出来,上秤后包装。这项工作是在浓密的香蕉种植林里操作,他感觉呼吸很畅快。就在捞香蕉的那段时间,他买了一打铅笔画起素描。

一画就是两年。2012年6月,他给我发来一批草图的照片,说找到了真正想做的事情,没有其他,就是画画。

2012年6月,陶涛发给我的画。2012年6月,陶涛发给我的画。

除了画画,我一直觉得陶涛应该去写小说。但他的答复总是一样:确实很想写一写,但一直想写一个从来没有被人写过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没能找到,所以迟迟不敢动。

抬钢板吐血之后,他在短信里说起写小说的理想。 “十几岁时候的人生理想是写一本伟大的小说,然后死掉。后来觉得有点亡命之徒的傻气,再后来嗤之以鼻,不复此想。现在我有点怕了,怕老了的时候认为这个理想才是正确的。”

陶涛在网上看素描教学视频和绘画教材,临摹大师作品,同一个题材反反复复练习,乐此不彼。他爱画人像,临摹徐悲鸿,画照片,画电影剧照,画他母亲,也画自己。有些画就是他的日记。他在草稿上记录心得,也记下每天的琐事。

陶涛半夜在电脑上看AV,看着看着按下暂停键,拿起纸笔画起来。在发我的第一批画里,就有十几张这样的色情素描。他对女性身体和表情的描摹极尽所能,造型粗暴,表情邪恶,细节丰富,十分传神。我怀疑他本应从身体里喷涌而出的能量汇聚在了铅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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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画了半年,陶涛又回到郑州。这次是被母亲赶了出来。他年近三十,窝在家里捞香蕉被认为是啃老。陶涛在郑州找了一家超市画广告板,工作之外画素描。他隔三岔五将草图发到网上,在微博里自言自语。似乎这是一条合理的生存之路,但很快,因为社保的问题,陶涛再次失业。

2013年底,他告诉我说,可能会跟孟凯去新疆,要么做个服装厂,要么承包个农场。大学毕业后的这些年,他曾在新疆孟凯那里呆过,摘了三个月棉花,终于熬不过乏味的生活,又回到内地。如今又要去,似乎是真的下了决心。

他说:那边动荡不堪,甚是好时机,我打算养精蓄锐,寻个机会招兵买马,占山为王。我觉得这是疯话,他却不再回复。第二天坐火车去了新疆,停掉了手机。

前一阵子,我在博物馆看到毕加索的铜版画,便想起陶涛,想把版画照片发给他看。我问他是否仍经常画画。半个月后,收到他的回复:沙漠边的村庄都快荒废了,这里的房子和其他地方一模一样,没什么可画的。

我似乎很难再从记忆中挖掘出可以描述他的词语。在我脑子里,他的面容变得愈加模糊,只有那些色情素描交织一团。在那些粗暴的眼神和肉体之间,我仿佛又看到陶涛的站在沙漠边缘,嬉皮笑脸地对着太阳拉拉面。

我对这种遐想很不满意,却又不知如何摆脱,干脆拿起手机,给那个废弃半年的号码发了个短信:“最近干啥,还画画吗?”

没想到,竟很快收到了回复:“近日半夜马步冲拳,提升力量。打算重新读点书。另外,也可能回海南卖卤肉。画画肯定要继续,待情境合适了就加把火,猛画一阵。”

良久,他又发来一条:“生活总要有所改变,否则就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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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reuters;插图: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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