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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朝鲜士兵不要停车

2015-12-06 12:35:51 来源: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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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太穷,见什么拿什么,司机不敢随便停车,因为太多人扒车。曾有有个朝鲜人扒中国人开的车摔下来受伤,司机被抓起来拘留,赔钱什么的更是少不了。

前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次核试验,据传试爆于当地时间2006年10月9日上午10时35分27秒,时间大约在朝鲜官方宣布准备核试验的一周之后。 此次核试验造成了一次约为3.6级的人工地震,相当于800吨三硝基甲苯炸药(TNT)爆炸产生的烈度。 10多天后,本文作者几经努力进入朝鲜,在非常接近核试验地点的城乡,观察当地状况,并遭遇了一些波折。他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掩藏对这个邻国极度的好奇心,进行了细致到近乎琐碎的观察。 本系列所呈现的,是那场让国际社会哗然的核爆之际,“风暴眼”里波澜不兴的一幕幕,出于诸多考虑,直到如今作者才肯讲述当初的见闻。 本文为系列“窥探”的第三篇。

第一次去外事委员会“检讨”错误吃了闭门羹,我坐在汽车里,陪司机玄师傅办事。

他约的人终于来了,是个骑自行车的朝鲜妇女,穿着明显比我这几天见的灰扑扑的朝鲜人鲜亮。简单交谈后,她拿出车筐里的海螺和螃蟹给玄师傅和徐厂长检验。

谈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赶到,后座上带着一个大编制袋,里面都是大海螺。过秤后,装了满满两泡沫箱,徐厂长又把他们的几只大螃蟹也买了。付款是一部分人民币一部分朝元,朝鲜妇女和徐厂长拿计算器换算了半天。

双方约好第二天还在此地交易。

我问徐厂长:“这些海螺他们哪儿弄的?”

“从渔民手里收的。”

“朝鲜人让做生意吗?再说,海边不是都被铁丝网拦着不让私自捕捞吗?”

我身边的小伙子说:“哪儿能看得住啊。”

我看看工会主席,他熟视无睹,好像早就习以为常了。

出了城市,就基本看不到房子了。但路边不时有行人赶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和头顶包袱的中老年妇女比例差不多。徐厂长说:“先锋到罗津有十几里地吧,朝鲜人到市场卖点东西,来回硬走一天。”

“现在还有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了。”司机李师傅说,“我们刚来的时候,连穿皮鞋的都没见过,一个都没有。”

我问:“你哪年来朝鲜的?”

“我来得早,九二年?那时候十几朝元兑一块钱人民币,现在都四百了。”

在先锋郡的一个国营会社,满屋的螃蟹堆在地上,几个女工用铁锨翻动,另一个女工拿着水管。不时有朝鲜人提着一两只螃蟹或海螺来卖,换了几张大额的朝元。

T会社的车还有公干,玄师傅帮我们拦住一辆车,让司机把我和工会主席捎回去。

司机自称三林子,三十岁的样子,穿件皮西装,高大帅气,典型的东北人,开辆双排座的货车。他自己拥有一个会社,帮其他会社拉货是他的一项业务:“什么都做啊,只要能赚钱。”

汽车驶入一个院子,里面已经停了好几辆汽车,应该都是来拉货的。一个大棚子里,约五十来个女工低头割贝。两个女工一组,一篮子的贝壳,一个女工剖开贝壳,把贝肉割出,另一个女工用小刀去除内脏。她们专心地低头工作,手法熟练。天蒙蒙黑了,大棚子里被电灯照得通亮。女工每割完一篮子,就把贝肉送去记数,再领一篮子,废弃的贝壳倒在大棚子旁边,很快堆得小山一样。

我看着女工灵巧翻飞、冻得红彤彤的手,问三林子:“她们这么辛苦,一个月才一百来块钱?”三林子说,她们是临时工、计件工资,干好了每天能拿人民币二十多呢。

我有些奇怪了:“我怎么听说朝鲜工资一个月才百十块钱?”

三林子告诉我,那是正式工,虽然工资低,但大米、油之类的日常用品都是免费配给的。

换班了,几个女工拿出自带的饭盒开始吃饭。饭盒是塑料的,很小,最小的我觉得就象以前医院放注射器针头的盒子。饭盒里有米有菜,有的还有几条腌过的小鱼。海风里,几个人站着,每一口都要嚼半天,偶尔还夹一筷子伙伴的菜。

其他的女工仍旧埋头工作。

三林子领我进到一间平房,像是更衣室,空旷的大房间里一面墙满是柜子,对面墙上贴着很多奖状,还有工作计划什么的。当然,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领袖像是少不了的。

脱鞋进去,三林子在地上摸,找了个比较暖和的地方躺下。原来屋子里烧有地炕,不过不热了。

三林子把皮衣盖上头睡,微微打着酣。

更衣室的外间挤着几个年轻的朝鲜女工,隔玻璃门看里面呼呼酣睡的三林子,嘀嘀咕咕。我以为三林子占她们的地方了,就进去推他:“喂,她们下班来换衣服了。”

三林子睁眼看看外面,说“没事”,翻个身继续睡。

女工们好象也并不非常忌讳,脱鞋进去,打开自己的柜子,换上干净的衣服,简单地化妆,再围上鲜艳的围巾。

看到三林子醒了,先是一个女孩上去和他说些什么,很快,五六个女孩就围着三林子坐下,很认真的样子,紧张地盯着三林子。三林子和她们说着什么,还有人不时插句嘴,引起一阵哈哈大笑。

要走了,工会主席还没过来。我问三林子:“那个朝鲜工会主席呢?”

三林子并不很在意:“进来后就没见他啊。哦,这么晚了,应该是搭别的车先回去了。”说起刚才那些女孩,三林子说,她们很年轻,也就十七八岁,不过与外面割贝的女工不同,她们是正式工,工作简单轻便,比如验货、包装什么的,但每月工资低得多。

罗先市街道。(图/雨声)村里的土路

汽车一驶出工厂,马上陷入无边的黑暗。三林子路很熟,三拐两拐,就上了先锋到罗津的那条大路。

车灯闪过,路边有走夜路的朝鲜人,或步行或骑车,还有人招手作出搭车的样子。三林子尽量把车开快,特别是看到路边有人的时候,不停叮嘱我:“看看后面,有人(扒)上车没?”

颠簸中我看不清楚,只能凭感觉回答:“没有。”

三个朝鲜士兵站在路中间拦车,看到一个还背着枪似的。三林子神态明显紧张,但依旧不减速,甚至还轰油门。非常近了,朝鲜士兵才从车前跳开。

我问三林子:“你不怕那些朝鲜兵是检查的?”

“检查也不能停!什么地方啊。”他顿了顿,“其实都是搭车的。”

这里有车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开始还经常有人同意朝鲜人搭车,但朝鲜人太穷,见什么拿什么。士兵更不敢搭了,指不定出什么事情呢。

再次让我确认后车厢没人扒车后,三林子告诉我,就在不久前,有个朝鲜人扒中国人开的车摔下来受伤,他们的朝鲜亲属就围在那家中国人的会社闹,司机被抓起来拘留,赔钱什么的更是少不了的,“都知道中国人有钱”。

过了罗津市区,三林子才放松下来。

刚进T会社大门,徐厂长和玄师傅就跑来问,怎么没见工会主席。三林子说:“他早就不见了,以为他搭别的车走了。”

徐厂长一叠声地说“坏了”。原来,他们比我们早回来,半路上看到一个人独自低着头从先锋往罗津走,徐厂长当时看着就像是工会主席,而玄师傅则认为不可能。

徐厂长派了李师傅回去接工会主席,其他几个人有点忐忑地在门岗房里等。

正说话间,电灯灭了。一会儿,电工气喘吁吁跑过来:“动力电不行,还是缺一项。”

徐厂长破口大骂:“真不是东西!”原来,朝鲜最大的问题是电力不足,T会社最初拉的是一条3300伏的线路,天天停电,去交涉,朝鲜方说是T会社用电量太大。三天前,又花了18万人民币拉了一条6600伏的线路,今天又开始出问题。

发电机轰鸣起来,电灯亮了。我问:“拉条电线需要18万?”徐厂长说,18万是付给朝方的,T会社配套买变压器外加送礼,为这条线路花费约50万呢:“才用了三天!这不是骗人玩吗?”

徐厂长说,几年来为了电的问题伤透了脑筋,前前后后买了五台变压器,三台发电机。

玄师傅告诉我,这台大功率的发电机一天一夜需要用两吨柴油,而一吨柴油在朝鲜价格为820美金。

正说着,李司机开车回来了。工会主席下车,绷着脸谁也不看,径直去他的办公室。

我继续在门房里坐着和大伙穷聊。桌子上放了几本中国的杂志,我翻了翻,文章的题目或者凶杀或者奇情,我问:“不是说朝鲜对带书进来管得最严吗?”他们说,塞到运货的车里,查不到的。

过了一会儿,感觉工会主席应该消气了,我去找他要照相机,却四处找不到人,有人说他早骑自行车回家了。

徐厂长听说工会主席走了也很生气,说还要找他谈电的事情呢。

我看看时间已经十点多了,有点饿。想起说过请三林子喝酒的事情,正好他卸完了货,就坐上他的车回市区。半路,汽车拐进一个院子,原来三林子的父亲带着工人给一个朝鲜会社安装锅炉,要顺路把他们捎回去。

五六个人挤在汽车后排,又温暖又热闹。除了三林子的父亲,其他几个工人都是临时从中国珲春市过来的,一直在谈论朝鲜生活的拮据。他们不是第一次到朝鲜,说感受最深的是朝鲜小偷特别多,而且专偷中国人,市场里就不用说了,半夜睡觉,就经常有小偷摸进去。一个人说,有天晚上把他的鞋偷走了,另一个人说他的衣服也被偷走过,还有一个人说,有天晚上小偷把屋里的人惊醒,他吓得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那是二楼,四米多高,我们吓坏了,怕他摔死,一看,竟然没事,他躺地上晕了一会儿,一瘸一拐跑了。”

三林子带我来到我前一晚吃饭的饭店。老板娘很惊奇:“你俩怎么在一起?”我说我俩待了一下午了。老板娘笑了,扶着三林子的肩膀说:“他是我老公,这儿的老板。”

饭后,三林子把我送到中国人住的三兴宾馆。打开电视,竟然有几十个频道,还有凤凰卫视。我搜了一遍,没找到朝鲜台。

大堂的布置和国内小城市的宾馆差不多,迎面墙上挂着两个石英钟,分别是中国时间及早一小时的朝鲜时间。柜台旁挂着一部IC卡电话,打扮得很艳丽的女服务员说,如果想打长途,可以到邮电局买IC卡,打到中国每分钟十五元人民币。

第二天早上,几个中国人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闲聊,我也凑过去。一听是刚从中国来的,都很热情。老张是大连人,以前在国内作通信器材生意,现在还没确定在朝鲜的业务目标;老赵与朝鲜药管局合作从中国进口药材,他说中国最便宜的抗生素在朝鲜很吃香,如果没有朝鲜人拖欠货款和不讲信誉的情况,利润相当大;老程经营蕨菜业务8年了,每周从这边向韩国发货,他说罗先港至韩国的货运航线非常繁忙,都是中国船,有时候每天发100个集装箱,货主都很难抢到手。

他们都与T会社很熟,说在这里的中国人几乎都认识。听说我是来考察工程机械市场,他们告诫我,在朝鲜电力紧张是个大问题,其次是政策多变和信用度不高。当然,人力成本优势和“特区”的优惠政策还是不错的。

罗先市街道。(图/雨声)村里的房子大多是瓦房,每家每户用刷了白漆(石灰/编者注)的木篱笆隔开

聊了一会儿,我来到宾馆外。

终于碰到了传说中的小乞丐。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凑到我跟前,各伸出一支手指,笑嘻嘻地用中国话说:“一块钱。”在国内边境,就有好几个人对我讲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早有准备,换了不少的零钱,抽出三张一元票,一人一张。三个孩子很开心,礼貌地说声谢谢,钱揣兜里,却并不走开,在不远处笑嘻嘻地看我。看到我掏烟点火,又凑过来,这次伸出两支手指作夹烟状,我刚把烟盒拿出,他们就伸手抓。烟盒里的烟剩得不多,最前面大点的孩子抓了几支,第二个抓了一支,最小的孩子看我拿着空烟盒,就追着大孩子去讨。

我到传达室询问哪儿能买到烟,大家说不远处村里有个小商店,也收人民币。我拉上翻译小李一起去。

村里的房子大多是瓦房,很破旧,门窗基本没有玻璃,用塑料布或别的什么东西挡着。也有更破败的草顶房子。每家每户用刷了白漆的木篱笆隔开,院子里的蔬菜都很茂盛。各家的篱笆之间,自然形成了村中小路。

村里的小商店就像中国农村常见的杂货店,学生用具、日用商品、烟酒副食。最显眼的是两边柜台上都排列着的中国产的啤酒。当地朝鲜人最爱喝的塑料袋装的白酒,在地上扔了一堆。

老板是个中年妇女,店里的烟有五六个品种,有泰国的,也有本地的,最好的是“黑猫”,这种美国烟多年前也在中国流行过。我随便挑了四盒不同的,加一起正好合人民币十元。我多掏十元,换了一大把朝鲜元,有千元的,有百元的,还有两个硬币。

回来的路上,我问小李,在这里工作怎么样。小李说,一千元工资划不来,他想过两天不干了,回中国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这个厂看起来效益还不错,如果老板赏识,也不是不能留下。

在T会社附近,我告别小李,继续闲逛。

今天是周一,土马路对面的小学里,七八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没看到大人,我慢慢走过去。

孩子们的穿戴还不错,大部分衣服都不算破旧,一个女孩拿个手持游戏机在玩俄罗斯方块,其他的孩子则围着爬梯玩“抓人”的游戏。

看到我照相,所有的孩子都一楞,但马上又投入到自己的游戏中了,玩得很兴奋很开心。

刚出操场,一个中年男人迎面过来,把手中袋子里的鱿鱼给我看:“三十元。”我把刚换的一张朝鲜元塞给他,示意我不要鱿鱼,钱可以给他。他没明白我的意思,数了数钱,摇头表示不够,把钱还给我,遗憾地走了。

回到办公室。徐厂长等人听说我的照相机拿回来了,都很高兴,正说着,工会主席从他办公室过来了,很自豪的样子,我赶紧给他点上烟,高老板娘对他举起大拇指:“你很好!很厉害!”紧接着转身对玄师傅说:“你问问他,电什么时候能弄好?为什么只我们不能用?该去哪儿办让他赶紧去!”她还发出了一句抱怨。

我爬到楼顶的平台上。周围没有高的建筑物,大海近在眼前。海水清澈,几十艘渔船飘荡着。

晚饭后,又是和三林子及几个工人一起回市区。锅炉已经安装调试完毕,工人们明天回国,谈起朝鲜更加肆无忌惮。在内地城市,我听到不少赞扬朝鲜不畏美国强权、支持他们发展核武器等观点,但是那些毗邻朝鲜的中国人,很少会有这种想法。而且,与边境城市珲春听到的声音不同,在那些身在朝鲜的中国人口中,往往会有更为激烈的评价。

三兴宾馆附近,我看到路边有几个小摊。照明工具很像国内的应急灯,但是用蓄电池供电。每个小摊的货物都差不多,有烟有酒,还有花生、瓜子、方便面等小食品和纸笔、碗筷等小百货。我在一个摊位前买了包烟,又到另外一个摊位上买了包花生,本来还想买瓶啤酒,但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下,还是能看到瓶盖的锈迹和商标的磨损,所以算了。

买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是否把照相机拿出来拍照,直到有两位人民军士兵来买烟,我决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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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网易插画师)

叶雯 本文来源:网易 作者:雨声 责任编辑:陈心仪_NX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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