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出现，旧生活死了

在中国，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大致以长城为界。

在新疆，农牧的分界线则以天山为线。

哈萨克族诗人阿拜在其诗歌《重来转场路》中，深情咏叹牧人们千百年来走的这条“古老的路”：“人类在学会稼穑以前/已经踏上了这条漫长的征途。”这里有“漫长的戈壁/烈日炙烤的沙梁/雪崩洗劫的山谷……”，但，“它是我探索人生的/第一本教科书”。如今的诗人，“看见新的一代/在险峻的牧道上/正跨越惊人的高度。”

从达尔布特村到霍尔墩牧民定居点，意味着从毡房住进砖房。

定居点形成一个令人不安的景观：柏油路面的街道格外笔直，直角交叉；红砖房分布在路两旁，每一栋都一模一样，像从一个母体中拷贝出无数子孙。毡房原有的特色被抹杀，统一性在这些建筑物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但在我看来，这些房屋显得太俗丽、太新、太愉快。它们不像是用来居住，而像某个展览馆的局部，只用来使用一段时间。过后，这些建筑物便自行沉落，变得迟钝，走向垮塌。

定居点屋子在暴风雨后坍塌 作者/供图

整个定居点从一片空旷地带凸显而出，除了红砖房和道路，没有树木和花草，更谈不上剧场和雕塑。这个地方是一蹴而就；这些屋子，并非因人群逐渐汇聚而逐渐形成。在这里，一切都显得过于匆忙：先住下来再说。这里有一种非常奇特诡异的氛围。街道上行人稀疏，听不到牲畜叫唤（据说，都在山上集体放牧）。风来自戈壁，在狭窄的柏油路面打个转后，又速度不减地朝前奔去。

带我一起来的岳秀丽（时任县畜牧局副局长）介绍：每个定居点不少于一百个定居户，每户保证三亩以上宅基地，配套暖棚一百二十平米，住房六十平米，通水、电、路，有配套的学校、医院、技术推广站、文化室、商店；国家对每户定居户补助二点五万元，牧民自筹房款两万元，自建院墙。

国家对定居点的设计是：从新房子开始，走向新生活。但仅仅颁布政策，实施规划，就能完成新生活的铸炼过程吗？

在路上，我们遇到蓝衣黑脸，六十几岁的哈留拉·特列瓦德。岳秀丽用哈萨克语和他交谈后，他邀约我们到他家去看看。这是一次完全意外的拜访，我感觉有些唐突（因为没有准备任何礼物），但岳秀丽说：“没问题，去。”

穿过大门，东侧小屋是间厨房：干净的玻璃窗，白瓷砖灶台，双火煤气灶，小饭桌靠在刷了白石灰的墙角，碗筷摆放在木桌上，凳子收拢在桌下。厨房里的女人二十几岁，花围巾，筒裙，礼貌地起身。她是大儿媳妇，刚结婚不久。

主屋是三间红砖房：一间大屋，左右两边是两间小屋。大屋内铺着水泥地面，一盘干净的大土炕上铺着花毡，矮炕桌放在正中，地上是三座黑皮沙发，一台手提缝纫机。木桌上一台康佳二十一寸纯平电视盖着白纱（可收五十八个频道），电视机屏幕旁，粘着一排花花绿绿的大头贴（还在上学的小儿子所为）。

我发现，无论在毡房还是定居点，因网络尚未普及，电视就成为极重要的家庭成员。通过看电视，人们能了解更多关于外部的信息；而正是电视，让草原上人们的生活愈发世俗化。人们逐渐和最亲近的环境失去了联系，而在未来生活的方向上，又有点迷惑。

定居点正在施工

院落北面是暖圈（专给牲畜建的房子），八十平米，带采光板，比主屋还耀眼，看起来像个大摇篮，就等着牛羊满圈。但现在，推开门，空空荡荡。后墙由一人多高的红砖砌起，中部有六根砖柱，屋顶前半部平坦，由二十多根腕口粗的椽子撑起，后半部是透明的采光板（倾斜四十五度角，由一根根长木条在底部支撑，把蓝天分割成一块块长条状）。阳光大面积穿透进来，砖柱的阴影黏稠，反射到后墙上，形成九十度直角。

墙角堆着大包，盖在上面的毡子并不齐整，露出底下红漆斑驳、带着弧度的木头：支撑毡房的龙骨；这个家的过去。那形状我非常眼熟。在草原上，牧人要搬家时，要先解开草帘和毡子，再把龙骨一根根卸下，然后捆绑在骆驼和马背上。

龙骨是脊梁，是构成毡房最重要的物件，如今，闲置在关牲畜的暖圈里，使我陡然感觉，这里和过去的距离，已变得那样遥远。当牧人和电视之类的物品发展出新的亲密关系后，另一些原本像身体的一部分那般重要的东西，却变得疏离起来。

“没定居前，我们住的是毡房，天气好时没问题，如果遇到下雨天发洪水，水能把石头推着跑，更别提房子。山里的学生以前上的是马背学校，转场时没法上课，只能开个临时教学点，简单地上上课。看病是马背医生，女人生娃娃要是找不到医生，能吓死人。冬天在毡房里接羔，人冷，羊也冷。要是母畜把羔下在外面，很容易冻死……”

这些话被翻译过来后，应该能保留这位牧民原意的大部分；但我并不觉得这些话说出了全部——学校、医院、带有冬储草和采光板的暖圈……这些事物诱惑着牧人，然而，天空湛蓝，白云浓厚，牛羊肥硕的往昔不见了；物竞天择的理性被怕冷的慌张替代了；两年三年不骑，乘马暴烈难驯，还原成生个子马；专等蓄群撒下肥料养身的大牧道萎谢了；男性在抵御灾难时扮演英雄角色的概率降低了……环绕着毡房而诞生的礼仪和习俗，是经过千百年慢慢发展出来的。一夕之间，这套礼仪被按了暂停键。

农耕和游牧，到底不同：农人板结在有限的土壤上耗尽一生，而牧人在草地上迁徙，追逐多汁饱油的青草，不单单是受苦受累，他们自在、率性；而且，马多么灵活，羊多么温顺，牛的眼里能射出解人的光芒……人性会被马群、羊群、牛群所激发，弄得蓬蓬勃勃。但是，新生活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谁都无法抵御。更何况，哈留拉已不再年轻，他的腿会时时隐痛……

走出暖圈，再次回到主屋，坐在炕沿边。哈留拉坐在下首，看上去，和草原上毡房里的那些牧民一样，是个瘦削、皱巴巴的老人，脸庞黝黑，两颊处因吸纳了太多的阳光，由内向外泛红。他的衣裤略显肮脏，粘着灰尘和泥点，但当他谈起家族史时，不再是一个可以被随时忽略的人，而成为拥有完整记忆的人。他的个性逐渐清晰起来，细长的眼睛里，闪出机敏和果决。

暮色中的草原

1850年，哈留拉的祖先们从俄罗斯迁徙至此。祖先如何走过大片青草地，如何抵御风霜雨雪，如何娶妻生子，皆被这个男人一笔带过。然而，“俄罗斯”这个地名，一直在他脑海深处散发幽光，这个词预示着某种根基和传统的存在。这种确定的谱系，像层保护膜，贴在皮肤外，如影相随。貌似不存在，但又不可缺失。

1985年包产到户时，他家、父母一家、小舅子一家、妹妹一家、亲家一家、邻居一家，共六户，承包了一片草场，期限五十年。原来六户44人，到2010年激增到百人以上！

哈留拉皱着眉头，让儿媳妇找来纸笔，慢慢地思索，详细记录，在人名和数字间画上连线，又搬出手指，嘴里喃喃不断。整个屋子变得安静下来：每一个人，都盯着这个正在计算的男人。他那样笨拙，根本不善此道；但又是那样严谨，生怕遗漏了某个人，某片地。他在纸上一丝不苟地算了近二十分钟，将一户户人家叠加出来，最终公布出这个数字：121。

人多，养的牲畜也多，但草原还是原来的草原，眼瞅着羊群将青草的根都啃出来，牲畜不是病死就是饿死，六户人家在艰难协商后决定：三户下山定居，三户留在山上放牧。2009年，哈留拉将家里的牲畜交给山上年轻人代牧（他们在包产到户时还小，没分上草场，现在可占用哈留拉的草场放牧），把家搬到霍尔墩定居点。

定居点的生活和以往不同。“到底有哪些不同？”面对我的问题，这个牧民说起了一个细节，令我目瞪口呆：他居然见到了警察！那是一行三人（深蓝色警服的肩头，警衔闪着银色，令他想起雕花马鞍），开一辆警车（红蓝顶灯虽然没打开，但“呜呜”声他早已领教），将办好的“二代”身份证发给他，并回答了簇拥而来的邻居们提出的问题。

临走，警察说，“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治安。”

这些词语——“犯罪”“维护”……全都是哈留拉词汇系统中极为陌生的，他不大明白其中深意，只是热烈地点点头。

老牧人的嗅觉格外灵敏，能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正从那些笔挺的制服和圆圆的帽子里散发而出，令他的心跳异常加速。他每听这些人说一句话，就用力眨一下眼睛，点一下头。他知道，生活变得比原来复杂。

我想起县城里那个有哈萨克名字的男人吴福林的话：“到1990年，牧区毡房的门都不上锁。”在那样的一种“路不拾遗”的环境里，警察是一种传说中的人物；而现在，三天两头，警察就骑着摩托车，突突突上门。

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听见那声音，哈留拉的脖子和小臂上，便会起一片鸡皮疙瘩，连说话，也变得有些口吃。当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时，总感觉心跳得厉害，像生命到了最后关头。

哈留拉的老伴已去世，四个女儿已出嫁，两个儿子，大的刚结婚，小的还在上学。他原本有大小牲畜八十头（再努力两年，就能接近一百头），为操办大儿子的婚事和筹措两万元定居点房款，他忍痛，卖掉了一半牲畜！

夜深人静，躺在土炕上，哈留拉总觉心口处微微发疼：一户牧民的牲畜数如果上不了一百，日子就总显得不那么顺畅；但他马上安慰自己：不能再拿以前的标准衡量现在。在定居点，牲畜的头数不再是邻居攀比的惟一指标，谁更会种地，才最重要。

许多牧民不得不重返草原

在这个家，他和儿媳妇打下手，大儿子才是主要劳动力，可做父亲的，知道儿子那双拿惯马鞭的手握起锄把时，总觉得别扭。

要让苜蓿长得高，就得在浇水前撒化肥。儿子不解：“难道种草还要花钱！”他们没钱买化肥——因为还没到牲畜出栏时（七月至十月）。到四月浇水时，他们又知晓了另一件事：“水也要花钱！”浇水要用电，电要用钱买，按小时计算！

怎么办？要不去信用社贷款；要不，把定期存折按活期取出来。

浇水可不像下雨，躺在毡房里等着就行；每户人家的时间按顺序排列，到了你家，哪怕是半夜，也得爬起来。人要跟着水走，如果水冲开渠沟，要及时堵上；若是淤了，还得及时疏导。扛着铁锨的儿子跟着水跑趟子，回到家脸色铁青。以前牧人骑在马上赶着羊群跑，现在变成扛着铁锨，追着水跑，这种别扭和失落，让儿子闷闷不乐。

结果：洋芋地苜蓿地的水都没浇匀，试种的蔬菜打了蔫……

这种转变是痛苦而生硬的：父亲一点都帮不了儿子，他在游牧世界里积攒的经验，全部失效。现在，父子俩都变得愁眉苦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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