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马背

我在霍尔墩牧民定居点遇到穆扎提，发现他的“自发定居”，比政府建起定居点还早了九年。这个男人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棕黄色的眼睛里泛油光，一对招风耳，下巴坚硬。他的蓝裤腿上粘着泥点，衣袖上有灰尘。

早在2000年，穆扎提就主动下山。他自己讲述了两个原因：在山上，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牧场（承包人是他父亲）；他想让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到县城来上学。但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下山的隐秘原因是，他讨厌转场。

穆扎提承认，山上空气好，能吃上肉，花钱不多；但一想到暴风雪，他便心有余悸。他是一个勇敢的牧人；但却是一个忧心忡忡的父亲。转场的前方，会遭遇到怎样的不测？道路是否能在雪光闪烁中铺展开？临时搭建的毡房里能否聚敛下暖意？

还有一个故事，是以转场为背景展开的。

他还有第三个孩子。那孩子依旧活着，但他却在给别人介绍时说“我的两个孩子”。他将第三个孩子隐匿起来：言词中，将他跳跃过去。那是个男孩——他的小儿子，但却很少让邻居看到。因为那孩子的目光直愣愣射出去后，不知道拐弯，也不知道收回，能盯得别人心里发毛。

那次转场时遭遇的暴风雪，到底从这个孩子身上夺走了什么，做父亲的并不知道，他只记得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乌云蔽天，雪花纷乱，畜群骚动，呼啸的狂风中混杂着变硬的粪肥味，粘稠的泥巴味，烧焦的树木味。即便父亲用厚毡子紧紧裹住婴儿，可孩子还是受了风寒，烧得厉害。转场途中没有医院，只能等暴风雪停歇后到山下就诊。因延误病情，孩子智力受损。

穆扎提变得越来越沉默，他想要离开草原，因为他生活在双重恐惧中：再次来临的暴风雪，邻人怜悯的目光。

下山后的头一年，他借住妹妹家的小屋。他对环境的熟悉感与日俱增。在这个狭小空间，他做着琐碎的事，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他出出进进，手脚不停，将小屋变得温馨宜居。

他买不起县里的房子，也租不起，一年的生活费全靠七八月间卖牲畜的钱维持：一只羊羔可卖四五百，大羊八九百。他家有六十只羊，六头牛。以前，他还养了二十匹马，现在只剩下一匹。养马成本高，马饲料贵，划不来。况且，现在有专门的人大批量养马，主要为卖马奶子（一公斤八元）、马肠子（很多马肠子里装的都是牛肉，只有摸着像肋条的，才是马肉）。

第二年，他批到块地，盖起两间简易房。说到这里，他干笑起来，声音像金属和金属碰撞。在县城，他终于有了落脚点，虽然地方不大，总算是个家。那个简陋屋舍孤零零地矗立在空地上，低矮的土坯墙，瓦楞铁皮铺的斜屋顶，看上去晃眼灼热。

见他义无反顾地下山，且给自己整出了个窝，在山上的亲友邻居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县城上学，住在他这里住，给他送面送羊，让他帮忙照顾，他的牲畜则由山上的人代牧。最初，里套外的两间小屋里住了六个学生；“最多时……”他嘴边挂着唾沫，像一匹跑得兴奋过头了的马。

“你猜猜？”见我摇头，他大声道：“九个！”

穆扎提大笑起来，露出长长的黑色臼齿。我打量着这张脸，仿佛没有哪种人类经验是他不能理解的。

他照顾起居，还监管学业。折根长木棍当教鞭，谁写作业不认真，就直直敲到手背上。他伸出自己的两只手：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2009年，他到达霍尔墩牧民定居点，住上定居房（自己掏两万，其余国家补贴）。他对这套房子非常满意，不断点头：“和原来比，简直是宫殿.”房子不仅功能齐全，围墙一扎，便是独立空间。

他更在意三十亩饲料地（牲畜过冬不用额外花钱）。在牧区，若天气不好，没有草，光买过冬草料就得一万多。

穆扎提在山下显得更有活力。他下山时间早，已适应县城生活；主观上“拥抱新生活”的热情度也更高。他带我去参观他的菜园子。那是块不大的空地，在土墙下，被犁出了垄和沟，沟里长满亮晶晶的绿色杂草，田垄则呈浅褐色，干得跟骨头似的。在几道垄上有些像是胡乱种植、没成活的作物。这菜园简直像是被废弃了般，只有稀稀疏疏十颗八颗的菜苗。但男主人指点着这些宝贝时，表情异常严肃。

突然，穆扎提像表演一样，起劲儿地把草拨开，找他种的那些菜，指给我看：形状怪异、颜色苍白的茄子、发育不良的莲花白、瘦弱的辣椒。他还试种过玉米、小西瓜、红萝卜、黄瓜、洋葱、蓖麻。他把能想到的蔬菜，每样都种了一些，观察它们，摸清脾性，再去大田种植。

这个小菜园，是这个男人的实验基地。他要像以前游刃有余地掌握青草和牲畜的关系那般，熟悉作物与土地。很少有人像穆扎提这样执拗，一心要真正定居。

他还尝试着养鸡养鸭。可这些带翅膀的小家伙总是不听话，呼啦，钻到玉米地里不出来。他弓着身子，嗷嗷叫着，想将它们轰出来时，手臂甚为温柔，生怕吓着这些软东西。

这个小院里充满了闹剧似的喜悦气氛，这里的欢快，凸显出这个前牧民在山上日子的阴冷：凄风苦雨的天气、迁徙奔波的转场、孩子得病后的孤立无援。当然，山上生活原本并非这调子，但在小儿子浑浊目光的注视中，这个牧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便发生了改变。他不想让孩子们也像自己那样苦。他们应该到县城的学校，受更好的教育。

他是一个行动派、实干家。他做了一生中最勇敢的事情：主动到县城定居。

阳光渐渐变黄，将围起菜园子的矮土墙，长长的野草，稀疏的菜苗，干涩的田垄，都染上了层光晕，变得柔和起来。连我自己，也像被软化了般。

需要用另外一种观察方式，对定居点的牧民，做更为深刻的理解。

转场的迁徙之路，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最保险、最安全。赶着牛羊徒步转场，自然辛苦，但也有其不可取代的好处：牛羊可吃路边的青草，拉下的粪便可反哺；男人在转场途中获得尊重，孩子在转场途中进行学习。围绕着转场的，是个很大的循环系统，和天地宇宙相通。

而定居，令牧人从大循环中脱离出来。但这个趋势不可阻挡：牧民人口不断增加，牲畜太多，草场退化，只能通过控制载畜量保全现有草场；牧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变大：牲畜在一百头以上的人说现在的日子好，可有些穷人，日子并不好过。

和农耕相比，游牧相对轻松（除转场和接羔时繁忙外，其余日子很悠闲），但游牧的风险很大：如果有一只羊得了病，没来得及救治，很容易让一圈羊都传染上；如果冬天的雪下得太薄（来年草太稀），或太厚（压塌棚圈，羊无法扒开雪堆找到草），都不行。牧人的全部生计都要仰仗老天爷的脸色。一场偶然的突发事件，会将一个牧人之家一夜间打入赤贫，这种强烈的落差，农民无法想象。

当然，随着定居而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牧民们内心的煎熬颠簸，皆被忽略。在报纸上和电视里，关于“牧民定居”的新闻语言，充满浅薄、轻浮和平庸。那些词语欢快地上蹿下跳，似乎在欣赏秋后枝头沉甸甸的果实。这种媒体人的直线思维和官员的寻求政绩相撞后，珠联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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