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马背

随着生产方式改变的，还有空间。在山上，两座毡房之间总有相当距离，大片空白被青草、微风、羊群填塞；在定居点，如此之小的空间一下汇聚出一堆人，让生活变得像个熔炉——古老的生活方式不得不接受新挑战。斑驳的红漆木架并不见得寒酸，旧毡子也不一定可耻，在新与旧的演化中，那些能引发人们对过往记忆有所回想的事物，具有新事物所没有的功能。但是，到达定居点的人们似乎来不及多想，只将木架和毡子堆在暖圈墙角，便兴冲冲沉浸在猛然扎堆的生活中。

时间变得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牧人原本就喜欢请客：孩子出生、过四十天、一岁、男孩割礼、女孩戴耳环、考上小学、中学、大学、结婚、孙子出生、冬宰、家人去世、过七天、四十天、一周年……在毡房请客，可以从第一天早晨持续到第三天晚上（大家住得很分散，无法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到达），吃的是流水席。

在定居点，请客的时间确定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所有的人在那时到齐。时间看似被节约，但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打发多余时间的办法。于是，小卖部变得重要起来。男人们围坐小桌边，喝着散白酒，兴奋一阵后，某个人陷入忧伤的沉默，埋头哭泣；其他较为清醒的，不断拍打他的肩膀，安慰他。

定居点正在施工 作者/供图

那些年轻媳妇，直接从小卖部买回洗衣粉，而不愿和婆婆一样做黑肥皂。那种将阿拉伯塔草烧成灰混合上热牛油，再熬成糊状、凝结成块的肥皂（一碗半油加一碗草灰能制出三块），不仅不会伤皮肤，还可治癣止屑。一块黑肥皂给小孩洗衣，可用一年。

每隔一段时间，小卖部都会传来新消息。这些消息如吸铁石，将年轻人齐刷刷引过去。各种新式东西层出不穷。哈留拉说：“居然还有新式捣奶器！”用它做奶疙瘩确实方便，可吃在嘴里，总觉得“味道有些淡”。然而，这并不影响倒奶器的销售，因为，它毕竟提高了速度。

文化的差异有时凸显在极其微小的地方，却如花岗岩般的固执。现在来到定居点的牧民，多为老弱病残和小孩，年轻力壮的牧民还是愿意留在牧区。山上自由，空气好，吃肉多，夏天凉爽，活动余地大；除此之外，牧民们固执地认为种地太累，而在农民看来，牧民一年到头总是搬家，也很累。

哈留拉觉得自己差不多学会了种地，也能按时出现在邻居的宴席上，但他却怎么都不愿拔掉菜园子里的草。这草引发一场矛盾：来到他家的乡干部（每个乡干部都扶持着相应的定居户）如临大敌，即刻跳进园子去拔，可作为主人的哈留拉，袖手一旁，就是不帮忙。

干部生气了：“你的菜园子你咋不动手？”

哈留拉腼腆地笑着：“就那么几颗草，拔掉能干啥，长在那里，眼睛还舒服。”

乡干部瞪着他，半天喘不上一口气。

我对这个做法并不感到惊诧：农耕文化的传统是将草视为杂物，看到麦田中的草，像面对仇敌，坚决将其清除；甚而一切不利成长的因素，都被隐喻为“稗草”；但在游牧文化中，草是牧人的全部希望所在。牧人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转场，只为远方的那片青草地。望着那些草，他们打心眼里赞叹：多漂亮！牲畜们半闭着眼咀嚼青草，牙齿发出切割的声响，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没有草就没有牲畜，茂密的青草是一切生活来源的保障，故而牧人视草为生命的一部分，绝不会随意拔草。

牧人对那种恶狠狠扑向青草的行为，万分惊诧。

牧人比农民更擅养殖，原因在于，他们更疼爱牲畜，如疼爱家庭中的一员。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宰杀牲畜，但若是来了客人，也会大方地宰羊接待，且把最好的肉让给客人吃。牧业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牲畜的繁育上。牧民见面，第一问候家人是否安好，第二问候牲畜是否健康，第三问候房子好不好，牲畜的圈好不好，草长得好不好。在他们看来，人依赖牲畜，牲畜依赖草，在人、牲畜和草之间，可以划等号；人依赖牲畜才有奶喝，有肉吃，有皮子做衣服，而牲畜的肠子、肉、羊角和毛，可以换来茶和盐。

工业化以更强大的力量渗透进来。

定居后，牧民不再用牲畜搬家（卡车平稳很多），买家具时不仅希望坚固结实，且要美观好看，所以，传统的木质家具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金属、玻璃材质的家具，以精巧便宜，占领了市场。

我在县城看到个小门面，上写“热马赞木器店”。一问才知，大木匠热马赞在这个县赫赫有名，但他已去世，他的大女儿巴合提还在做木制家具。

从主街朝南走到头，泥屋连缀成一片片灰云，似要融化到没铺柏油的小路中。拐上坡地，高台上木板门虚掩，推开，朝东的土屋一排四间（里套外两间是加工厂，另两间是仓库）。院子里是黄土、沙石、荒草，堆放着一摞长板子（摞起三层，每层由六长条拼贴而成）、横七竖八的碎木条、卷曲的刨花琐屑。住人的主屋，白墙蓝门蓝窗，土炕上铺着红黄绿白相间的毡子，颜色已相当陈旧，小木桌盖蓝色塑料布。

牧民家的临时帐篷 作者/供图

巴合提中等个，肤黑，粗腰，四十来岁。她说，哈萨克先民长期居住在草原，喜欢使用木器，木匠的诞生来源于生活的需求。他父亲的手艺是从爷爷那里继承的，他又传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大木匠首先要会选料，选纹理细密、无毒、耐水的木头（爬山松或桦树），再根据天然木纹制作出床、立柜、桌子、门等，画上草叶、动物角及水波纹等形状，涂上颜色，嵌上骨头。各部落的花纹各不相同，反映出不同的审美诉求。

在巴合提的转述中，大木匠热马赞是个脑子活络的人，对生活充满幻想，并大胆付诸实践。他可根据居住环境的不同，毡房的大小，制作出不同规格的家俱。他会做两开门的柜子，挤奶坐的小凳，毡房里放的地炕，窗帘盒，箱架子（专门用来放置各类箱子的木架），尤其擅长木制手提箱（堪称一绝）。为更好地加工麦子，热马赞用截木做成木臼；为将奶子烧熟，他凿出个大木碗，将烧红的石头放进去，再倒上奶子。

我随巴合提进入库房：一排排没刷漆的木头架子一个摞一个靠着后墙，一扇木门已安装上把手，两个床头（红漆木栅栏顶着墨绿横杆），一张床（两个大箱子凑起来），木头柜（两扇门上涂着红漆，黑底边装饰着金黄、湖蓝花瓣图案），矮桌（涂着浓重的红、绿、蓝、黄、黑，如夜空中的月亮猛然被望远镜拉近到眼前，具有骇人效果），长方形箱子（底色为粉红、橘黄、翠绿、湖蓝，箱侧饰金色圆球状图案），矮桌（一律酱色）。

这些家具的颜色若出现在毡房，被花毡和地毯簇拥，看起来并不突兀；可若搬上楼房，便会格外扎眼。它们如此笨重夸张，做好了要搬运数次的准备。可如果风雨、霜冻和酷暑不再损害它们时，这些颜色变得像一块封闭的花园，只自顾自绽放。

只要有钱，商店里什么都有，卖货人微笑着说，但顾客很快就停止了微笑。他们购买的商品像个客人，优雅地坐在客厅，不再具有亲切感。他们不知道这个商品由谁制造，通过何种方式组装，经过几次转手，最终抵达自家客厅；他们丧失了面对木桌木椅时的权威感。生活变得复杂。面对轻易破损的新家具，他们找不到要责备的人。于是，他们愈发怀念逝去的热马赞，在交口称赞中，让他的名字变成传奇。

离开巴合提的家，走上大街，我想找个饭馆吃饭，便格外留心看街边招牌。有个小土屋的门楣上挂着这样的字样：

卖、骆驼奶

那个夹杂在动词和名词之间的顿号令我诧异无比。

翻译这个词的人，通过喷绘制作这个词的人，踩着凳子挂起这个词的人，从这个词底下走来走去的行人，要怀着怎样的胸襟，才能将这个莫名其妙的顿号视为理所当然？

在这个牌匾和巴合提家的木制家具间，有一种古怪的相似之处：它们似乎都在努力地调整着自身，想要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但细节却出卖了它们，让它们的模样变得滑稽。

我在霍尔墩牧民定居点遇到穆扎提，发现他的“自发定居”，比政府建起定居点还早了九年。这个男人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棕黄色的眼睛里泛油光，一对招风耳，下巴坚硬。他的蓝裤腿上粘着泥点，衣袖上有灰尘。

早在2000年，穆扎提就主动下山。他自己讲述了两个原因：在山上，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牧场（承包人是他父亲）；他想让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到县城来上学。但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下山的隐秘原因是，他讨厌转场。

穆扎提承认，山上空气好，能吃上肉，花钱不多；但一想到暴风雪，他便心有余悸。他是一个勇敢的牧人；但却是一个忧心忡忡的父亲。转场的前方，会遭遇到怎样的不测？道路是否能在雪光闪烁中铺展开？临时搭建的毡房里能否聚敛下暖意？

还有一个故事，是以转场为背景展开的。

他还有第三个孩子。那孩子依旧活着，但他却在给别人介绍时说“我的两个孩子”。他将第三个孩子隐匿起来：言词中，将他跳跃过去。那是个男孩——他的小儿子，但却很少让邻居看到。因为那孩子的目光直愣愣射出去后，不知道拐弯，也不知道收回，能盯得别人心里发毛。

那次转场时遭遇的暴风雪，到底从这个孩子身上夺走了什么，做父亲的并不知道，他只记得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乌云蔽天，雪花纷乱，畜群骚动，呼啸的狂风中混杂着变硬的粪肥味，粘稠的泥巴味，烧焦的树木味。即便父亲用厚毡子紧紧裹住婴儿，可孩子还是受了风寒，烧得厉害。转场途中没有医院，只能等暴风雪停歇后到山下就诊。因延误病情，孩子智力受损。

穆扎提变得越来越沉默，他想要离开草原，因为他生活在双重恐惧中：再次来临的暴风雪，邻人怜悯的目光。

下山后的头一年，他借住妹妹家的小屋。他对环境的熟悉感与日俱增。在这个狭小空间，他做着琐碎的事，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他出出进进，手脚不停，将小屋变得温馨宜居。

他买不起县里的房子，也租不起，一年的生活费全靠七八月间卖牲畜的钱维持：一只羊羔可卖四五百，大羊八九百。他家有六十只羊，六头牛。以前，他还养了二十匹马，现在只剩下一匹。养马成本高，马饲料贵，划不来。况且，现在有专门的人大批量养马，主要为卖马奶子（一公斤八元）、马肠子（很多马肠子里装的都是牛肉，只有摸着像肋条的，才是马肉）。

第二年，他批到块地，盖起两间简易房。说到这里，他干笑起来，声音像金属和金属碰撞。在县城，他终于有了落脚点，虽然地方不大，总算是个家。那个简陋屋舍孤零零地矗立在空地上，低矮的土坯墙，瓦楞铁皮铺的斜屋顶，看上去晃眼灼热。

见他义无反顾地下山，且给自己整出了个窝，在山上的亲友邻居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县城上学，住在他这里住，给他送面送羊，让他帮忙照顾，他的牲畜则由山上的人代牧。最初，里套外的两间小屋里住了六个学生；“最多时……”他嘴边挂着唾沫，像一匹跑得兴奋过头了的马。

“你猜猜？”见我摇头，他大声道：“九个！”

穆扎提大笑起来，露出长长的黑色臼齿。我打量着这张脸，仿佛没有哪种人类经验是他不能理解的。

他照顾起居，还监管学业。折根长木棍当教鞭，谁写作业不认真，就直直敲到手背上。他伸出自己的两只手：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2009年，他到达霍尔墩牧民定居点，住上定居房（自己掏两万，其余国家补贴）。他对这套房子非常满意，不断点头：“和原来比，简直是宫殿.”房子不仅功能齐全，围墙一扎，便是独立空间。

他更在意三十亩饲料地（牲畜过冬不用额外花钱）。在牧区，若天气不好，没有草，光买过冬草料就得一万多。

穆扎提在山下显得更有活力。他下山时间早，已适应县城生活；主观上“拥抱新生活”的热情度也更高。他带我去参观他的菜园子。那是块不大的空地，在土墙下，被犁出了垄和沟，沟里长满亮晶晶的绿色杂草，田垄则呈浅褐色，干得跟骨头似的。在几道垄上有些像是胡乱种植、没成活的作物。这菜园简直像是被废弃了般，只有稀稀疏疏十颗八颗的菜苗。但男主人指点着这些宝贝时，表情异常严肃。

突然，穆扎提像表演一样，起劲儿地把草拨开，找他种的那些菜，指给我看：形状怪异、颜色苍白的茄子、发育不良的莲花白、瘦弱的辣椒。他还试种过玉米、小西瓜、红萝卜、黄瓜、洋葱、蓖麻。他把能想到的蔬菜，每样都种了一些，观察它们，摸清脾性，再去大田种植。

这个小菜园，是这个男人的实验基地。他要像以前游刃有余地掌握青草和牲畜的关系那般，熟悉作物与土地。很少有人像穆扎提这样执拗，一心要真正定居。

他还尝试着养鸡养鸭。可这些带翅膀的小家伙总是不听话，呼啦，钻到玉米地里不出来。他弓着身子，嗷嗷叫着，想将它们轰出来时，手臂甚为温柔，生怕吓着这些软东西。

这个小院里充满了闹剧似的喜悦气氛，这里的欢快，凸显出这个前牧民在山上日子的阴冷：凄风苦雨的天气、迁徙奔波的转场、孩子得病后的孤立无援。当然，山上生活原本并非这调子，但在小儿子浑浊目光的注视中，这个牧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便发生了改变。他不想让孩子们也像自己那样苦。他们应该到县城的学校，受更好的教育。

他是一个行动派、实干家。他做了一生中最勇敢的事情：主动到县城定居。

阳光渐渐变黄，将围起菜园子的矮土墙，长长的野草，稀疏的菜苗，干涩的田垄，都染上了层光晕，变得柔和起来。连我自己，也像被软化了般。

需要用另外一种观察方式，对定居点的牧民，做更为深刻的理解。

转场的迁徙之路，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最保险、最安全。赶着牛羊徒步转场，自然辛苦，但也有其不可取代的好处：牛羊可吃路边的青草，拉下的粪便可反哺；男人在转场途中获得尊重，孩子在转场途中进行学习。围绕着转场的，是个很大的循环系统，和天地宇宙相通。

而定居，令牧人从大循环中脱离出来。但这个趋势不可阻挡：牧民人口不断增加，牲畜太多，草场退化，只能通过控制载畜量保全现有草场；牧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变大：牲畜在一百头以上的人说现在的日子好，可有些穷人，日子并不好过。

和农耕相比，游牧相对轻松（除转场和接羔时繁忙外，其余日子很悠闲），但游牧的风险很大：如果有一只羊得了病，没来得及救治，很容易让一圈羊都传染上；如果冬天的雪下得太薄（来年草太稀），或太厚（压塌棚圈，羊无法扒开雪堆找到草），都不行。牧人的全部生计都要仰仗老天爷的脸色。一场偶然的突发事件，会将一个牧人之家一夜间打入赤贫，这种强烈的落差，农民无法想象。

当然，随着定居而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牧民们内心的煎熬颠簸，皆被忽略。在报纸上和电视里，关于“牧民定居”的新闻语言，充满浅薄、轻浮和平庸。那些词语欢快地上蹿下跳，似乎在欣赏秋后枝头沉甸甸的果实。这种媒体人的直线思维和官员的寻求政绩相撞后，珠联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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