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荒谬的房屋,我叫它废墟

2015-12-25 15:15:14
5.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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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书记对我是个谜。

他有着秀气的五官,细嫩的皮肤,明显匮乏户外劳作。这种脸色在小城,几乎算得上标签:不用下地劳动的人。他使用着我熟悉的书面语,表达的情感那么容易被我接纳。他在他的吉普车上接受了我的访问,随着车子的颠簸,他的故事变成我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字。

穿过杂草丛生的乡间田埂,推开一户低矮平房的木门,从昏暗的甬道穿过后,来到一间顶棚几乎触及头顶的小屋,里面四周空空荡荡,只在中央置了张圆桌,没有桌布,放着玻璃茶杯和粗糙的粉红纸巾。原来,这是个不挂牌的乡村餐馆。

我去洗手时,经过后堂,泥巴盘的锅台上,三个黑铁大锅正冒着粗白热气,锅碗瓢盆都敞在案板上,黑脸厨师正在忙碌。那男人挂了件围裙,没戴帽子,头发蓬乱,胡茬黝黑。一股异香袭来,我忍不住朝锅里望:两个锅同时在炒鸡和鸭。

这灶台如此粗糙,可香味如此浓烈。米书记介绍,锅里炒的东西,都是这家人自己养的。这餐饭貌似简陋,却滋味十足,每一口,都因味足料实而让舌头颤抖。和米书记的谈话,在餐桌上继续进行。

他说,从县城到乡有十一公里,夏天走路一小时,冬天三小时。他第一天上班是秋天,天冷风大,他像走在一场梦里,脚步轻飘得无法粘地。风穿透他的衣服,他的耳垂,以及他的袜子和头发。并不是身上的某一处让他觉得冷,而是每一个寒冷之点相加后,冷膨胀了很多倍,令他的太阳穴发烫。风饿鬼般扑向他的躯体,每一秒,都活在和风争夺热量的颤抖中。到了学校,人冻透了,想法也变了。

从师范学院毕业,米书记从县上分配到村里当老师。他在这个学校度过了四年青春时光。一上课,他吓了一跳:一个班才六个学生。这不是教小学,倒像是带研究生。上课是包班制:一个老师教所有课程。教室不够用,学生分成两排,分别看前后黑板。老师先在前面黑板教十五分钟,再到后面黑板去教。放学后,五个代课老师都回了家,他自己在宿舍生火做饭。

乡村学校的教室乡村学校的教室 作者/供图

最难熬的时光,是晚饭后到睡觉前。寂寞让人的瞳孔变得不一样,看到一切,都更深邃,更冷酷,更咄咄逼人。寂寞难耐,他从梯子爬到屋顶,看着远方夕阳,弹吉他唱歌。光线在歌声中慢慢隐没。

398元工资,他根本花不完:村子太小,没处花。村子里哈萨克族人多,汉族人少,生产方式属农牧结合,家家户户有地又有羊。时间一长,他和家长们混熟了,他们就来宿舍串门。如果谁家包饺子或宰鸡,就让学生请他来吃。能请到老师来吃饭,是件荣耀的事。他常故意去穷人家吃饭,好让他们觉得有面子。

家长喜欢和他饭后聊天,除了问孩子的学习外,还会问些关于“外面”的话题:没风的地方怎么过日子?也搞计划生育吗?人死了怎么埋?当他回答的时候,他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和见解,让他浑身熠熠发光。人们喜欢他,他也渐渐得不那么孤单。

但是,当乡党委书记要将表妹介绍给他时,他死活不答应。他不能在这里结婚,他太想离开这里。乡村的生活是那样漫长;而城市,哪怕是一个极小的县城,也让人震惊和迷惑。

他终于被调走。

这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年轻老师以乡村学校为起点,在这里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便展翅远飞。而学生和家长所生活的这个村子,依旧像这个老师到来之前那样;或者,并无太大改观。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十年后:当这位老师再次回到乡里时,已成为新任书记。

那个曾经要介绍给他的书记表妹,已嫁给本村男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原本红润的脸盘,变得姜黄发黑。他去访问贫困户时,那女人的眼神死死盯过来,简直可以把人钉在墙壁上。

当年的乡村教师成了本地的书记,他接待着我这个到访者。牧民也向我介绍了那所学校现在的一位年轻教师小艾,不期然,小艾让我看到了乡村现实的另一面。

小艾是个地道的哈萨克族青年:黑红脸盘,浓眉长眼,体格魁梧,手掌宽大,骑在摩托车上,像座移动的小山。在这样一个偏狭之地,能产生这样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让我吃了一惊。

这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流露着某种特质——他属于古老草原的某个家族;又具备接纳新世界的技能和胸怀。他的脸上总是流露出自信、坚毅。某种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尚武精神,还流淌在他的血脉中。他为人极和善:遇到老人或小孩需要帮助,他会毫不犹豫跳下车,伸出援助之手。

他的汉语非常流利,我们的交流毫无障碍。他甚至还能用汉语写作。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不仅读过唐诗宋词,对当代作家王蒙等人的作品也都很熟悉。他洞察清晰的头脑,来自广泛阅读。他是这个县城里最早接触互联网的几个人之一。他玩QQ,有邮箱,定期阅览各大网站的新闻频道,对世界刚刚发生了哪些事情,如数家珍。他的个人电子邮箱,几乎成了公共邮箱。

小艾是他的邻居推荐给我参访的,说他很了解牧区孩子上学的情况。

小艾说:“现在乡里的失学率并不低。学校会作假:有的小孩明明已离校,但档案上还说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很多学生因交不起住校费,只能回家帮父母放羊。有些学校小学升初中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八十。”他所在的学校有四百多个学生,一半学生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

他说,乡里让牧民定居,说给牧民修了三间房让他们买,一家人给三十亩饲料地。牧民下山后才发现,房子修得很差,没羊圈,没围墙,没电,没水。我告诉他,我参观的定居点有水,有电,暖圈是修好的,只是院墙需要自己修。他说那样的定居点确实存在,但有的定居点,不仅屋顶漏水,连大梁都塌了,根本没法住。牧民下山后一年,不得不再次搬回山上。

他加重语气:“那种墙,手指一戳一个洞。”

第二天凌晨,我约小艾一起去乡里暗访。我在宾馆门前包了辆出租车,谈好价格:来回八十元。上车时,小艾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

从县里出发十几分钟后,路边楼房变成草场。这是条典型的北疆公路:柏油路轻缓起伏,路上无车无人,两旁是黄绿棕红的草场,地平线处是丛丛矮树,后面,是重叠着铅黑与灰蓝的巴尔鲁克山。空间浩大,让置身其中的人,被异常清晰地缩小了很多倍。

以往,路边所见的景色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今天,在一种古怪情绪的感染下,我觉得那些草场,草场尽头的矮树,都变得异常值得爱护。

隐藏在这些景色之后的,是正在干活的农夫,正在骑马的牧人,正在做饭的女人。四处都有人在走动。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气息,这里才展现出一种勃勃生机。

半小时后,一片凹陷之地出现,我们朝那里驶去。

在还没有接近乡中心地带的路边,散落着零碎的红砖碎块,荒草滩边挺立着几排抹了白灰的土屋。小艾说,就是那里。

下车后,我们朝那些受伤的房屋走去。

尽管我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所见场景还是怵目惊心:整片屋宇格外阴暗,弥漫着旧报纸散发出的灰扑扑的霉味。每一幢房屋都开着两扇门、两扇窗,但它们已不再是房屋,在茅草的簇拥中,它们更像废墟。每一幢土屋都像躺在病床上的伤员,孤独地僵硬着,浑身裸露而无法掩饰伤疤。墙体被雨水冲刷得泪痕斑斑,顶部和底部的墙皮大面积剥落,房顶爆皮,堆着碎石砖头(雪大时屋顶漏水,牧民铺上塑料布,再用碎石砖头压住),墙上标注着010(07)、009(07)……等记号;房屋后五米处,是为牲畜修的暖圈,红砖地基还在,但后墙却豁着大口子,五分之四的顶棚塌陷,内部木棍森森然如白牙。

破损的房子被编了号破损的房子被编了号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伫立在屋旁,撑起电视天线的那根木棍。

住在固定的房间里看电视,这是多么微小的愿望;然而,却多么容易破灭!现在,那高高耸立的木棍,像一种反讽。

如果我只是个旅行者,从奔驰的车窗朝外瞥来一眼,绝不会明白这个场景所蕴含的深意;更无法想象,去年,这里还住着人(有孩子在嬉闹,女人在洗衣,男人在打鼾)。这片房屋的死亡不仅是形体的,也是心灵的:某种通往现代生活的通道,被这样截断。

小艾说:“这个乡地处低洼,冷热温差大,建房要用特殊标号的水泥才行,可那些建筑商,只会省钱,”他耸耸肩,“而且,还有一大堆理由……”

他随便一拨拉,墙体便松垮地坠下去一块,噗通掉在地上,腾起片灰尘。他不断地扒拉着,扒拉着,不顾灰尘染白鞋面,手指脏污。他的瞳孔里不仅有愤怒,还有焦躁。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平衡,喘出的气呼哧呼哧。

他说:“牧民住进的,就是这样的屋子!”

这种一戳就倒的墙壁,人没法居住,它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荒谬的。原本内涵丰富的“定居”,被开发商蒸馏过后,只剩下这些残垣断壁。

伤痛在小艾心上烙下难以磨灭的疤痕。看起来,他和我目光所及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匆匆出门去上班,再匆匆回家,但是,他心灵中保留着一处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在那里,有一个更深层的自我,一直活跃着,他的内在世界依旧保持着完整。

!

54岁的居马德里抱着孙子站着,背后的屋子显得格外古怪:在土块、砖头和麦草堆出的小鼓包背后,是几堵竖起的墙,墙体上门窗、屋顶全无,地基处的一角石子松散,墙皮剥离。

抱着孙子的居马德里抱着孙子的居马德里

小艾和他交谈后,我得知:这片房子是定居后第二年倒塌的。他指了指不远处自己的家:冬天的大雪在深夜将屋顶压塌。为住上定居房,他交了两万元现金。原本说还有三十亩饲草地,可到现在还不知地在哪。家里的生活主要靠儿子和儿媳收购红花来维持。和他一起下山定居的共有175户,现在,有些人已搬回牧区。

他的邻居也搬走了,请他帮忙看家具:一组黑皮沙发,三个大包用塑料布包裹麻绳捆扎,一扇装饰有对称花纹的小木门(毡房专用),十几根粗细不等的木头椽子(从坍塌的房顶上抽取下来的)……这些东西裸在烂房子前,很容易被偷走。

但这些,在居马德里看来,都不重要,另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再过一个月就是九月,孩子们如何上学?乡里说房子九月底就能盖起来。“可现在还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的手掌黑乎乎的,看不出指甲盖和指头的差别。“到现在,建筑材料还没运到,”他以老牧人的眼神凝视天空后说,“很快就会下雪的。”

下雪后,他们能到哪里去?

从山上搬下来,他们做好了在这里长久生活的准备。

居马德里从地上抱起一岁半的孙子时,眼泪逗留在脸上的皱纹中,不肯落下。

小孩子有着光秃秃的大脑袋,白嫩的脸颊,一身白底粉花线衣裤,裤子开着档,白袜子,拉带凉鞋;身旁站着哥哥,七八岁模样,红线衣上两只白鸭图案,肩头和胳膊肘都蹭上了白灰,袖口处有团油渍,蓝色带道的运动裤沾满灰尘。

这两个孩子睁着大大的眼睛,像闪光的玻璃,能把望见他们的人照得浑身透明。他们没有玩伴,就在坍塌的屋子旁的草滩上玩。通常,爷爷做饭时,哥哥负责抱弟弟。

这家人暂时住在蓝色帐篷里(上写白字:民政救灾),帐篷外的空地上,用六层红砖垒砌了个直角,将从地里架起的锅灶挡住,免得风直通通吹来,褐色水桶中装着牛粪饼,柴禾堆上搭着几件小孩的衣裤,铁皮炉子上放着茶壶和两个塑料罐。帐篷的门帘卷起,门口放着个大塑料桶,里面装着水。一张掉了色的写字台上放着两个塑料盆,底部塞着锅盖、鞋子、铁桶、扫把。

居马德里家的临时帐篷居马德里家的临时帐篷 作者/供图

进入帐篷,左右两侧的窗户透射进明亮阳光,篷布内里的夹层雪白,后墙上拉起道绳子,正中挂黑色三角形缀银亮片饰物,一把冬不拉,一只黄狐狸皮,尾梢夹杂白、灰、黑。两叠被褥置于两边,一张小花毡铺开,小炕桌竖起,白色相框内,西装纱裙的一对年轻人羞涩微笑。

这个帐篷像个整洁雅致的家,而不像临时拼凑的地方——女主人拿出她对生活的全部热望,将家居世界拾掇得妥帖异常。内里的每一个物件,全都被细心擦拭,合理搭配。刹那间,荒芜的土坯房和整个闹哄哄发着霉味的空气,全都消失了。进入这间帐篷,我好像置身于草原上的一间毡房。

这间帐篷内的装饰是那样个人化,那样感人。这帐篷让我想到的不是贫穷,而是沉默。在废墟旁沉默地活着,将因陋就简的地方清扫干净,不绝望,不放弃。这家人在这里继续吃饭和睡觉;他们的孩子,继续期盼新学期的到来。

我取下那把冬不拉,用手指轻轻触摸琴弦,几声叮叮咚咚的脆响,随之炸开。脑海中,突然响起了演奏家黑扎提所弹的冬不拉:那样温和,那样坚韧,似乎总是用一种中性的叙事方式在讲故事。在用音符勾连而出的画面中,树木苍翠,云朵银白,草原深邃,毡房温馨。

那抱着弟弟的大孩子,瞪着眼睛看着我。他的腿因怀里的重量而变得有些弯曲。阳光照着孩子们的脸,脏污而娇嫩。

我跟在小艾身后,朝学校走去。由于习惯在昂扬的心情中去学校,这一次,变得举步维艰。刚才的场景,像黑白摄影作品,尖锐地定格在我的心间,我想象不出会看到什么。

学校的四周是田地,围墙外是条宽两米的沟渠,流着股浅浅的黄水。我们从三个并列的空心水泥管堆成桥面上走过,发现钢筋铁门被锁死,一时间都愣怔住。还是小艾有经验,试着推了推旁边的侧门——居然是开着的。

走进后,并没有门卫或保安出现。踩着那条窄长的石灰路往前走,路两旁是高大茂密的白杨林。非常神奇——在白杨树的倒影下,我突然变得安静起来。这两排硕大的冲天扫把,是我自童年起就十分熟悉的树木(我家的房前屋后,栽种的正是这种新疆杨)。

正中心的花坛镶着白瓷砖,某些部位已脱落,露出内里的灰色。一杆红旗猎猎飘扬。教室是四幢平房,横排成列,玻璃窗硕大,课桌整齐,黑板空荡。教室的外墙体上刷着白石灰,画着绚烂的图画:雄鹰、太阳和戴猫头鹰羽毛帽的女孩。

从一扇关着的铁栅栏小门望去,是片开阔地。小艾说,那是操场。那里——那个操场——居然杂草丛生!和我见过的荒滩并无二般。我用力眺望,看到凹凸不平的草滩上立着三四个简单器械。它们直接从杂草中凸起,孤零零地裸在阳光下,闪着铁器冰冷的光芒。

更远处,是排灰土平房:低矮、破旧。

小艾说,那是老师宿舍。

我愣怔住,再次朝房屋顶部看过去。在那里——年轻的米书记,曾抱着吉他对着夕阳歌唱?青春在落日的辉煌中,越发寂寞。那年轻人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恐惧——他被放逐在这个地方,一心一意想离开,这种愿望之强烈,几乎让他火烧火燎。

这所学校的全部建筑,都那样平常,但某种古怪的一致性,在这个地方达成——那些白杨树、红旗和平房,那个杂草丛生的操场,那只雄鹰和那个女孩——它们被某种神秘的链条捆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单元体。

返回时,路边有四五个人,聚拢在那片遭破坏的定居点上,小艾一见,马上把脑袋低下来——他怕他们看到他。他带我来这里,冒着一定的风险。我们俩像地下工作者。

出租车靠近了那群人:显然,他们不是定居户,也不是住在这个乡里的人,他们的身旁停着小汽车,他们穿深蓝色西装,裤缝笔直,没有泥点,他们的头发很干净,脊背厚实,大腹便便,整个人显得熠熠生辉。周围那些狭小贫瘠的农田、露着墙皮和木头的破屋、四处散落的荒草石块,像一出戏的布景,只为衬托这些演员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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