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荒谬的房屋,我叫它废墟

2015-12-25 15:15:14
5.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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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书记对我是个谜。

他有着秀气的五官,细嫩的皮肤,明显匮乏户外劳作。这种脸色在小城,几乎算得上标签:不用下地劳动的人。他使用着我熟悉的书面语,表达的情感那么容易被我接纳。他在他的吉普车上接受了我的访问,随着车子的颠簸,他的故事变成我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字。

穿过杂草丛生的乡间田埂,推开一户低矮平房的木门,从昏暗的甬道穿过后,来到一间顶棚几乎触及头顶的小屋,里面四周空空荡荡,只在中央置了张圆桌,没有桌布,放着玻璃茶杯和粗糙的粉红纸巾。原来,这是个不挂牌的乡村餐馆。

我去洗手时,经过后堂,泥巴盘的锅台上,三个黑铁大锅正冒着粗白热气,锅碗瓢盆都敞在案板上,黑脸厨师正在忙碌。那男人挂了件围裙,没戴帽子,头发蓬乱,胡茬黝黑。一股异香袭来,我忍不住朝锅里望:两个锅同时在炒鸡和鸭。

这灶台如此粗糙,可香味如此浓烈。米书记介绍,锅里炒的东西,都是这家人自己养的。这餐饭貌似简陋,却滋味十足,每一口,都因味足料实而让舌头颤抖。和米书记的谈话,在餐桌上继续进行。

他说,从县城到乡有十一公里,夏天走路一小时,冬天三小时。他第一天上班是秋天,天冷风大,他像走在一场梦里,脚步轻飘得无法粘地。风穿透他的衣服,他的耳垂,以及他的袜子和头发。并不是身上的某一处让他觉得冷,而是每一个寒冷之点相加后,冷膨胀了很多倍,令他的太阳穴发烫。风饿鬼般扑向他的躯体,每一秒,都活在和风争夺热量的颤抖中。到了学校,人冻透了,想法也变了。

从师范学院毕业,米书记从县上分配到村里当老师。他在这个学校度过了四年青春时光。一上课,他吓了一跳:一个班才六个学生。这不是教小学,倒像是带研究生。上课是包班制:一个老师教所有课程。教室不够用,学生分成两排,分别看前后黑板。老师先在前面黑板教十五分钟,再到后面黑板去教。放学后,五个代课老师都回了家,他自己在宿舍生火做饭。

乡村学校的教室 作者/供图

最难熬的时光,是晚饭后到睡觉前。寂寞让人的瞳孔变得不一样,看到一切,都更深邃,更冷酷,更咄咄逼人。寂寞难耐,他从梯子爬到屋顶,看着远方夕阳,弹吉他唱歌。光线在歌声中慢慢隐没。

398元工资,他根本花不完:村子太小,没处花。村子里哈萨克族人多,汉族人少,生产方式属农牧结合,家家户户有地又有羊。时间一长,他和家长们混熟了,他们就来宿舍串门。如果谁家包饺子或宰鸡,就让学生请他来吃。能请到老师来吃饭,是件荣耀的事。他常故意去穷人家吃饭,好让他们觉得有面子。

家长喜欢和他饭后聊天,除了问孩子的学习外,还会问些关于“外面”的话题:没风的地方怎么过日子?也搞计划生育吗?人死了怎么埋?当他回答的时候,他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和见解,让他浑身熠熠发光。人们喜欢他,他也渐渐得不那么孤单。

但是,当乡党委书记要将表妹介绍给他时,他死活不答应。他不能在这里结婚,他太想离开这里。乡村的生活是那样漫长;而城市,哪怕是一个极小的县城,也让人震惊和迷惑。

他终于被调走。

这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年轻老师以乡村学校为起点,在这里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便展翅远飞。而学生和家长所生活的这个村子,依旧像这个老师到来之前那样;或者,并无太大改观。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十年后:当这位老师再次回到乡里时,已成为新任书记。

那个曾经要介绍给他的书记表妹,已嫁给本村男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原本红润的脸盘,变得姜黄发黑。他去访问贫困户时,那女人的眼神死死盯过来,简直可以把人钉在墙壁上。

当年的乡村教师成了本地的书记,他接待着我这个到访者。牧民也向我介绍了那所学校现在的一位年轻教师小艾,不期然,小艾让我看到了乡村现实的另一面。

小艾是个地道的哈萨克族青年:黑红脸盘,浓眉长眼,体格魁梧,手掌宽大,骑在摩托车上,像座移动的小山。在这样一个偏狭之地,能产生这样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让我吃了一惊。

这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流露着某种特质——他属于古老草原的某个家族;又具备接纳新世界的技能和胸怀。他的脸上总是流露出自信、坚毅。某种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尚武精神,还流淌在他的血脉中。他为人极和善:遇到老人或小孩需要帮助,他会毫不犹豫跳下车,伸出援助之手。

他的汉语非常流利,我们的交流毫无障碍。他甚至还能用汉语写作。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不仅读过唐诗宋词,对当代作家王蒙等人的作品也都很熟悉。他洞察清晰的头脑,来自广泛阅读。他是这个县城里最早接触互联网的几个人之一。他玩QQ,有邮箱,定期阅览各大网站的新闻频道,对世界刚刚发生了哪些事情,如数家珍。他的个人电子邮箱,几乎成了公共邮箱。

小艾是他的邻居推荐给我参访的,说他很了解牧区孩子上学的情况。

小艾说:“现在乡里的失学率并不低。学校会作假:有的小孩明明已离校,但档案上还说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很多学生因交不起住校费,只能回家帮父母放羊。有些学校小学升初中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八十。”他所在的学校有四百多个学生,一半学生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

他说,乡里让牧民定居,说给牧民修了三间房让他们买,一家人给三十亩饲料地。牧民下山后才发现,房子修得很差,没羊圈,没围墙,没电,没水。我告诉他,我参观的定居点有水,有电,暖圈是修好的,只是院墙需要自己修。他说那样的定居点确实存在,但有的定居点,不仅屋顶漏水,连大梁都塌了,根本没法住。牧民下山后一年,不得不再次搬回山上。

他加重语气:“那种墙,手指一戳一个洞。”

第二天凌晨,我约小艾一起去乡里暗访。我在宾馆门前包了辆出租车,谈好价格:来回八十元。上车时,小艾警觉地朝四周看了看。

从县里出发十几分钟后,路边楼房变成草场。这是条典型的北疆公路:柏油路轻缓起伏,路上无车无人,两旁是黄绿棕红的草场,地平线处是丛丛矮树,后面,是重叠着铅黑与灰蓝的巴尔鲁克山。空间浩大,让置身其中的人,被异常清晰地缩小了很多倍。

以往,路边所见的景色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今天,在一种古怪情绪的感染下,我觉得那些草场,草场尽头的矮树,都变得异常值得爱护。

隐藏在这些景色之后的,是正在干活的农夫,正在骑马的牧人,正在做饭的女人。四处都有人在走动。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气息,这里才展现出一种勃勃生机。

半小时后,一片凹陷之地出现,我们朝那里驶去。

在还没有接近乡中心地带的路边,散落着零碎的红砖碎块,荒草滩边挺立着几排抹了白灰的土屋。小艾说,就是那里。

下车后,我们朝那些受伤的房屋走去。

尽管我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所见场景还是怵目惊心:整片屋宇格外阴暗,弥漫着旧报纸散发出的灰扑扑的霉味。每一幢房屋都开着两扇门、两扇窗,但它们已不再是房屋,在茅草的簇拥中,它们更像废墟。每一幢土屋都像躺在病床上的伤员,孤独地僵硬着,浑身裸露而无法掩饰伤疤。墙体被雨水冲刷得泪痕斑斑,顶部和底部的墙皮大面积剥落,房顶爆皮,堆着碎石砖头(雪大时屋顶漏水,牧民铺上塑料布,再用碎石砖头压住),墙上标注着010(07)、009(07)……等记号;房屋后五米处,是为牲畜修的暖圈,红砖地基还在,但后墙却豁着大口子,五分之四的顶棚塌陷,内部木棍森森然如白牙。

破损的房子被编了号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伫立在屋旁,撑起电视天线的那根木棍。

住在固定的房间里看电视,这是多么微小的愿望;然而,却多么容易破灭!现在,那高高耸立的木棍,像一种反讽。

如果我只是个旅行者,从奔驰的车窗朝外瞥来一眼,绝不会明白这个场景所蕴含的深意;更无法想象,去年,这里还住着人(有孩子在嬉闹,女人在洗衣,男人在打鼾)。这片房屋的死亡不仅是形体的,也是心灵的:某种通往现代生活的通道,被这样截断。

小艾说:“这个乡地处低洼,冷热温差大,建房要用特殊标号的水泥才行,可那些建筑商,只会省钱,”他耸耸肩,“而且,还有一大堆理由……”

他随便一拨拉,墙体便松垮地坠下去一块,噗通掉在地上,腾起片灰尘。他不断地扒拉着,扒拉着,不顾灰尘染白鞋面,手指脏污。他的瞳孔里不仅有愤怒,还有焦躁。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平衡,喘出的气呼哧呼哧。

他说:“牧民住进的,就是这样的屋子!”

这种一戳就倒的墙壁,人没法居住,它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荒谬的。原本内涵丰富的“定居”,被开发商蒸馏过后,只剩下这些残垣断壁。

伤痛在小艾心上烙下难以磨灭的疤痕。看起来,他和我目光所及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匆匆出门去上班,再匆匆回家,但是,他心灵中保留着一处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在那里,有一个更深层的自我,一直活跃着,他的内在世界依旧保持着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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