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66号公路”

2008年初，我们家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我爸的食品厂和纸皮厂倒闭了。此时，一场中小企业破产潮正横扫珠三角。

我家位于广东西南的一个县城。从清末开始这里的人们就大量飘洋逃荒，我的爷爷也因此葬身于菲律宾。缺财少丁、海外关系加上历次运动的洗礼，造就了谨小慎微的集体性格，典型代表就是那勤勉低调的小商人群体。

如今，我们这个小商人之家再也无计可施，数百万的银行贷款如泰山压顶，抹去任何一丝希望。当年我爸已经58岁，基本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世俗筹码（褚时健此时还没红）。

春节过后，我爸遣散工人，在机床破落、杂物满地的车间里，100多号淳朴勤劳的新市民逐一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老板道别。人们握手，鞠躬，拥抱，哭泣，缅怀岁月，也彼此祝福前程。过去20年间，像中国无数的草根家庭，他们寄身于从作坊到车间的小微经济体，用力吮吸中国经济改革链条末端那微薄不堪的红利。

如今，最后一点甘霖也干涸了。昔日麻利的手脚被年华所累，他们越来越失去竞争力。除去部分幸运的进入大厂，老工人则多数沦为钟点工、保姆或无牌小菜贩。若在街头偶遇，无论家里缺不缺粮，我爸总争先帮衬，昔日主雇小心翼翼地挑着好话说，成全彼此仅存的颜面。

我们所谓的“家”，其实也是生意人凑合的产物，一个建在厂房顶层的砖混加铁皮的简易建筑，冬冷夏热。破产后的那个夏天，台风也跟着来施虐，刮跑了我家的屋顶。我爸后脚刚冲出门外，房子轰的就塌了。

第二天我从外地赶回来，看着我爸蹲在碎石和玻璃渣中一件件地淘着东西，捞出一件就端详半天，嘴里嘟囔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收拾了整整一个星期，累了，我就躺在阳台半湿的书堆上，我爸则坐一把木椅，两人一边看着久违的晚霞落日，一边商量着生计前程。

“还是（把厂房）卖掉还债吧，大不了再来。”我这样劝我爸。而他总是迟疑，话也越来越少，每天起来就戴着老花镜按计算器，要不就背着阳光枯坐。那个几乎无家可归的夏天结束后，他宣布：“不卖。”

“你一下解决了两个痛点”

所有人都相当不理解。

我爸是一个商人，连对待命运也像一场漫长的买卖。他从小教我的处世哲学是：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目标，为了它过程和身段都可以妥协。这和我后来认识的很多人相当不一样，他们大多将生命耗在无谓的沿途枝节。

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这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一点一滴建立了他的事业，就连命运夺走我的母亲也未能将其打倒。他越战越勇，终于在2002年前后到达了个人事业的顶峰，拥有了24小时轰鸣的生产线和300多位工人，还到香港等地开了分公司。

后来一位叔叔和我说，我爸主要是舍不得，厂子是他们夫妻俩打下的基业，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我很内疚，更觉难过，想起了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手，摇摇晃晃地拉开双拳，只为那块代表着尊严的牛排。

“我多想吃一块炸牛排呀!”——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手如此说道。

那就一起最后一搏吧。我当时还是一名记者，生活过得一团糟，接连提了很多生搬硬套的馊主意。我爸打量着眼前这个猴急而无用的“猪队友”，淡淡地说：“先找到你的客户。”

既然不卖，物业出租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我爸先试验性地改造了一批廉租房，效果一般，溢价少且严重依赖中介，一个月下来连银行利息都还不起。

我寄过几次微薄的薪水以表支持，但总有滴水入海之感，我似乎下意识地在等靴子落地。直至某次长假回家，我才发现悲观从未在这里生长。这里大变了模样，昔日的车间被改造成一间间精心设计过的、极度标准化的短租公寓，格局一样，家具一样——折了桌腿到隔壁掰一根就能接上的那种。

我爸站在我面前，穿着拖鞋汗衫，一手账本，一手计算器，显然已成功从一个食品商人转型为“包租公”（可自行脑补下周星驰电影）。我警觉地问：“钱哪来的？”我爸说：“再贷呗。”

这意味着，他已成功将家庭赤字推至历史最高峰。我很愤怒，在回去的路上，坐在那辆仅因为太破而没卖出去的老雅阁里，我把头扭向窗外。

我爸没搭理我，还很兴奋地给我讲起故事。大概几个月前，他带一位朋友去租房子，看了近一周都没有找到。这个小城的租赁意识好像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要不家徒四壁，毫无整饬，要不租期漫长，一副爱租不租状。

这个过程中我爸结识了一群同样为此焦虑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进城的二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他们有个性，爱张扬且对优质生活有着毫不掩饰的追求。他们是中国消费升级的产物。

他们和我爸抱怨“不想再住村舍和地下室了，要体面些，最好像爱情公寓里的那种”。

这让我爸隐约看到了空间。支撑他下决心的还有另一个现状：小作坊小企业在产业升级大潮下持续倒闭，闲置了大量亟需盘活的物业。

扁担的两端刚好接上了。在找年轻租客看了两集爱情公寓后，我爸很快开始贷款、找人参照设计施工。我越听越觉得不错，冲着他说：“嘿，你可是一次解决了两个痛点啊。”

“没有谁在痛啊。”我爸很认真地接话。看着他疑惑的样子，我才意识到眼前这位创新者是一个连短信都不会发的前乡镇企业老板，所有电子产品都是他的梦魇。

“总之，意思是解决了问题，很了不起的问题。”我凑合解释着。

租出“情怀”

在我爸意外击中“痛点”的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大戏正极其魔幻地开幕，“互联网思维”攀上神坛，广受膜拜。各色人等争抢解释权，整个国家都洋溢着创业的荷尔蒙。

我也在不久后离开纸媒投身互联网，出任一个移动资讯软件的总编辑。起初，我很享受与移动互联的蜜月，痴迷弯绕夸张的表达和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故事，好像那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入场券。

我家所在的小城因为行政级别过低而得以隔绝（或者幸免），这里就是一个放大的乡村。熟人社会是互联网的天敌，买手机还找朋友介绍，叫外卖还是打电话，找家政就去劳务市场。在我爸那一代，会聊QQ已成为聪明和极具开拓精神的象征。

由于供求关系和目标人群摸得准，我爸的产品大受追捧。他的经营策略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垂直细分，对精准人群做标准化精品。

例如，他瞄准月薪2千至3千元的白领，房间设施一应俱全，从晾衣架到网线全方位打包解决“县漂”群体的各项需求，月租从300元至600元不等。

我爸还雇了两名口齿伶俐的大妈在商业地段做“地推”，第一批接到传单的年轻人走出他们的旧村舍和砖混楼，住了进来，然后将充满惊喜的体验散播到他们的车间、销售专柜和微信朋友圈。

“you+”社区型国际青年公寓在2014年底，吸引了雷军领衔的1亿人民币的首轮融资。

更多年轻人闻讯而至，需求飙升，我爸继续贷款铺规模。由于单位面积小（20平方米左右），房源易取且集中（大多是空置的职工宿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公寓规模滚至近300间。

这不就是小米手机的“单品海量”和社交营销的翻版吗？到处都是“专注、极致、口碑、快”的影子啊。“你这是向雷布斯靠拢的节奏吗？”我问。我爸抬了一下眼睛：“谁啊？不认识。”然后又将头埋进报纸。

我爸读完初三就遇“文革”辍学，以后分别以养鸭、做草帽、补鞋、裁缝等生计匍匐在私营经济的“歪路”上，直至市场经济被扶正，他的事业才迎来春天。也正因为第一代个体户在经验主义上的成功，他在我成长路上充当了某种反智主义者的角色，例如他反对我高考志愿填企业管理，“那里面没有什么。”

我越发觉得有趣，决定更细致观察他的做法。我爸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每次见到房客总会问上几句，并记下他们的意见（或吐槽），择其优者而改进。

“我就是个生意佬，说不出啥大道理，但有个原则：多从客户角度出发。”我爸说。这种类似小米“众包”的模式帮助公寓快速迭代。例如一个KTV经理提出了很好的用轻质环保砖做隔断的建议，从而实现高端用户的私人定制。这位经理随后还表现出非常出色的设计天赋，帮助将三个单间改造出规整实用的两房一厅。

我认为这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很有那么点玩“尖叫思维”的意思。我称之为2.0版，同时决定再推其一把。

我让我爸选出一些条件比较基础的房间做“爆品”，月租299，并制造出“秒光”的情况（事实上也差不多这样）。“饥渴营销”还不够，我说有个哥儿们叫罗永浩，能把手机卖得情怀激荡。

于是我也给公寓想了一句Slogan：青春安放，伴你闯荡。

后半句改自Beyond乐队的一首歌，我自认很适合县城这一使用场景，颇带点厂哥厂妹青春燎燃的野劲儿……但最后，我爸憋了半天，还是悄悄改为“租期自由，拎包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