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线人（二）

那些人开始了买卖。当时的病死猪价格是2元一斤。如果那猪很老很瘦，又死得不像样子，也有按头卖的，一头五十或一百。

送来的几头猪很快被屠户们抢购一空，其中和我们聊得比较好的那个屠户，也收购了一头。他付过钱后，小心地把死猪绑在了他的摩托车后座上，准备回去。我还想继续追踪，冲过去抓住了他的后座：“你要去哪里？”

他一愣，我随机傻笑一下：“你们这里谁家收的猪最多啊？我也想跟去看看。”

其他几个没买到猪的人立即笑着说：“就他家猪最多，找他就对了。”

我对着那位猪贩笑笑：“大哥，可以跟你去看看那些死猪吗？反正也没事干。”

他立即答应了，其他几个没事的屠户也凑热闹，跨上摩托车跟着一起去了。

等我做了多年暗访记者、学会保护线人之后，一直觉得很愧对小玉，那天不该让她全程跟着我们。

我觉得不是鲁提辖追打镇关西，而是越来越多的镇关西冒出来，鲁提辖变成了一个笑话。

到了那个屠户家一看，占据了院子三分之一的猪栏里，横七竖八地躺了不下五十头死猪，对于年轻的、第一次做暗访的我来说，这确实是大场面了。几年后，我跋涉几千里，从江苏跟随一辆运猪的大卡车，进入山东某县一个存了上万头病死猪的宰杀生产线，见识了真正的“壮观”。

见到猪栏里那些死猪的时候，天空戏剧性地飘起了零星的小雪，雪花细细碎碎，毫无美感，很快就在那些死猪身上披上了一层“白沙”。那些病死猪多半睁着死灰一样的眼，半张着丑陋的嘴，僵硬的四肢笔直地伸向半空。

即便是猪的生死，也在刹那间刺痛了我心底最敏感的神经，让我几乎忍不住哭出来。

雪越下越大，不知不觉间竟变成了鹅毛大雪。

那些人七手八脚地把新买来的死猪，扔进了猪栏。轰地一声响，它们没有抗议的机会。

“这么多死猪，打算怎么处理？”我对那人大声喊过去，一片雪花乘机飘进了我的喉咙，立即融化了，凉丝丝的。

他告诉我，明天“大老板”就来收猪了，这里是产供销一条龙。“有些得了急病的死猪，我们自己先把肉分割好，卖给另一个老板。”他跳进猪栏，把横七竖八的死猪摆摆好。

房间里走出来猪贩子的女人。浑圆粗壮，不时斜着眼睛看看我们，气势汹汹，很不友好。那猪贩和我们说话时，她拿出农村女人训丈夫特有的气势大吼：“干你的活得了，说什么说！”男人立即嘿嘿干笑着闭上了嘴。

我说：“那我们走了，还得和表姐去小卖店买擦脸油呢。”

说着，我们三个推着自行车从院子里走出来，我偷偷地对影子说：“这些资料够了，我们得走了。”

因为下雪了，村里的土路更难走了。小玉依旧紧紧地跟在我们身后，我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了。

没走出多远，忽然听见后面传来刺耳的口哨声，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回头一看，见那几个猪贩子竟然骑着摩托车跟了上来，但并不迫近。

小玉带着哭腔问：“怎么办啊？”影子拼命地蹬着自行车，一句话也不说。

我的心开始砰砰地跳。但是作为三人中最年长的，一下子就来了英雄气概，何况我生来就有女汉子的特质。

“不怕！我约的车应该也到了。”我安慰道。为了防止暗访有意外，我事先联系了一位采访中熟识的检察长，请他派人在采访地点附近接应一下。对于大大咧咧的我，这难得的粗中有细，实在太重要了。

现在的麻烦是，怎么摆脱身后的猪贩子们，与接应的人取得联系。在一个上坡路段，我们不得不一步步推着车走，明知那几个人就在后面紧跟着，谁也不敢回头。突然，一阵嘈杂的摩托车加油的声音，那几个人迅速超过并停在前面，人坐在摩托车上、腿支在地上，看着我们。

我强作镇定，迎着风雪对他们喊：这个坡好大啊！没人说话。我又没话找话地问，你们还要去那块空地吗？

“不是说你们家有死猪卖吗？我们得去看看！”其中的一个人回答。

“是吗？好啊。”我故意清清嗓子，给自己壮壮胆，很平静地说。

终于爬上坡顶，他们仍旧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小玉和影子的紧张程度，一定更让他们起了疑心。小玉的脸上也不知道是鼻涕还是眼泪，和着雪花滚滚而下。

一时大家无语，我们一起走回到了澡堂子旁的空地上。

我们假装去澡堂里上厕所，透过窗户，看见那些人依旧坐在摩托车上，紧紧地盯着澡堂子的门。

一直躲在这里不是办法，时间越久越麻烦，我突然不顾一切地拉起影子就往外走，对小玉说：“我们得走了。”

小玉很快追上了我们，我想那时她也懵了，跟着我们是她唯一的办法。

那些猪贩子一句话不说，慢慢地骑着车跟在后面。我急中生智，用力把手向路边的栅栏一挥，立即鲜血直流。我转回头，举着流血的手对他们说，我们得去小卖店买点东西把手包住，这次他们反倒没有跟上来，愣愣地站在原处看着我们越跑越远。

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对小玉说，你快回家，说实话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线人”才更稳妥。

我和影子迅速地跑到对面的公路上。在预约的地方，远远地看见了检察院的警车。那红色的警灯，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颜色。

我们刚上车，老司机的车箭一样地蹿出去。他说：“我经常跟领导下农村考察工作，农民什么都不管，不高兴了警车也照样围堵、打砸，得赶快走。”

心里真是担心小玉，七上八下的。我们的逃跑，等于暴露了小玉的身份，但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慌不择路，实在不知道如何保护她。

我几乎是连夜就回到了济南，放下行李立即开始写稿子。在我的印象里，在当时省城各大媒体中，这是几年间唯一一篇暗访性质的调查稿件，第二天就在报纸的头版刊发了一个整版，余下的部分转到了四版。紧接着，一些媒体纷纷转载，影子也在她的报纸上发了差不多一个版的稿子。

在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尚未被广泛曝光的年代，这篇稿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轰动了整个山东。

报纸一刊出，几乎就在当天下午，梁山县派了一个副县长到报社“沟通”，工商、公安等部门开始严厉处置，抓捕了那些收购病死猪的屠户。

当天晚上，小玉的哥哥给我打了传呼。回过去电话的时候，他几乎哭着说，村里都知道是他们带记者来的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他小玉怎么样，他说小玉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吓得直哭。

第一次做暗访，因为经验不足给线人带来的麻烦，让我在电话的这端流泪不止，眼前立即浮现出小玉黑红的脸，还有蛇一样蜿蜒在蜂窝煤炉边的麻花辫。

除了一声声地向他道歉，不知道该如何弥补我的草率，我的冒失。放下电话，我立即给那个副县长打电话，请他无论如何必须保护小玉一家的安全，谁伤害了小玉，“我和他拼命”。

说这话的时候，我正站在济南1月末最冷的街头，夜已经很深了，街上一片漆黑。

我浑身哆嗦，哭着和副县长说起小玉家的事，情绪几度失控。记忆里直至现在，都记得当时内疚到绝望的心情，对方似乎被我感动了：“记者同志，你放心，如果我没保护好他们，拿人头来见你。”

因为这次暗访，及我谈到小玉安全时的焦急、冲动，他认定我是个有良知的好记者，从那以后，我们做了多年的朋友，他称赞我是孙二娘。

这次经历给了我深刻的教训，在随后几年的暗访工作中，我总是事先就筹划好如何保护线人。他们只是给我提供线索，绝对不让他们出场，即便我身份暴露了，也绝对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这也成了我做暗访记者多年来坚持的底线。

事情惊动了省里的高官，地方官员就要体现对事情的重视，之后的几个月里，不断地请我们去回访，看当地的整治情况。我了解到，当地派出所专门安排人力负责小玉家的安全。

附近几个村里经营病死猪的屠户，对小玉一家当然是心生怨恨，一度见面就骂，后来各村都开会强调说小玉一家是有后台的，谁要是敢和小玉一家做对，就是给县里找麻烦。村民们看见警察都当起了保镖，也不敢造次了。

一个月后，小玉在一个黄昏呼叫了我，留言说有急事。“表妹好。”电话回过去，她开口就这么叫我，“全县都知道你是我表妹。我很高兴当你表姐，就这样定了。”

她告诉我：这个事件后，最近给她提亲的可多了，都说他们省里和县里都有“关系”。她订婚了，下半年就打算结婚，小伙子是另一个乡镇的，家境还不错，如果没有这个事，还真不好说能不能攀上人家。

她说，现在村里村外的人不但不敢欺负他们，甚至还有点怕他们，爸爸最近走路都直着腰板。听了她的话，长久以来负疚的心终于舒展开了。

一年后的一个黄昏，我又和小玉联系上了，她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少妇的腔调，通话时，旁边是婴孩的哭闹声。

小玉说，现在的日子真的好起来了，她嫁的这个村都通水泥公路了。但是，她听妈妈说又有人开始收死猪了，而且现在做得更大了。

“附近养猪场越来越多了，赶上猪瘟，一个猪场一天就死几百头。但那些人现在可贼了，天天防着记者来暗访，不是认识的人、有死猪卖给他们都不要。听说附近县的人做得比我们这里还大。这次你要是采访我可不帮你了，自己想办法吧，或者去附近的县采访。”

她自顾自地一口气说完，还没等我说话，就挂断了电话。

一时间，我觉得不是鲁提辖追打镇关西，而是越来越多的镇关西冒出来，鲁提辖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在暗夜中逃回住处，没有了再去暗访、揭黑的冲动。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看重记者名誉的小女子，面对社会阴暗面，我的能力、正义感无异于以卵击石。

那一天，是我做记者以来第一次对自己感觉很失望；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更因为自己的渺小和小玉的可以理解的畏缩。

那是一个夏夜。无雨，阴、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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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