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地沟油

2016-01-13 16:28:28
6.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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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了解到,所谓地沟油,主要有这样几个来源:厨房老油(如餐饮企业炸过的油),油烟机回流的油;下水道的泔水油;屠宰场的动物油。收地沟油的人走街串巷,将这些油集中后,送到一些家庭作坊,进行蒸煮,去除杂物,然后沉淀、挤压、过滤、取油。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这种油通常由某类专业公司收购,作为肥皂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原料。地沟油是酸臭的,颜色也不好,专业公司在加工成化工产品的时候,不同于家庭作坊,会进行脱臭、脱色、脱酸等环节的操作。

“地沟油”是一种质量极差、极不卫生的非食用油。食用“地沟油”,有可能破坏人的白血球和消化道黏膜,引起食物中毒,它也是一种致癌因素。国家相关法律是严禁“地沟油”进入食用油领域的。

生意场上的“表哥”管不了这么多,他的世界里只有钱,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在他的现实生活圈,“表哥”朋友很多,他是一个真挚、豪爽、义气的人,亲友邻居们有事找他帮忙,他几乎从不拒绝,很多时候,恍惚间,我几次忘记他是个造假分子。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表哥”从未对我们产生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听我介绍说阿伯性格内向,他回了一句“没事”。之后真的完全不再理会阿伯做什么。我“老公”的闲逛和偷拍由此变得非常顺利。

十几天下来,前期的铺垫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该拍更贴近生产场景的镜头了。阿伯突然说,他要先回趟北京,过几天再来拍。我是个极其容易合作的人,也没问为什么,想着也不差那么几天,就和他一起回了北京。

再次准备出发前,阿伯突然提出,再带一个组里的摄像出来,是肥胖的北京人老刘。在我的印象里,老刘做摄像多年,经验不缺,就是太圆滑,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他,自然也不愿意让他介入这次采访,但因为我刚进组里不久,不愿意破坏同事关系,只好答应下来。

事实证明了我对老刘的判断。后来的合作中,因为怕危险,他曾多次在一个做假药的老头面前故意暴露,甚至进行提醒、暗示,为的是早点结束暗访,避免深度介入之后的危险。而这次暗访的功亏一篑,也完全因为他。

再次回到“表哥”那里,我提出去看看他的地沟油加工点。“表哥”爽快地答应了。去暗访地沟油加工点之前,我们已经拍摄了几十盘的带子,录制了很多“表哥”讲述地沟油生产过程的同期声。

我们大概开了有一小时的车,才到了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工厂。一路上,除了冬季苍凉的原野,连个活物都很难看到。偶尔有几缕炊烟,从十几里外的小村庄飘出,让我不免联想,里面一定有热炕头,住着慵懒而恬然的农村男女。

那个工厂至今我都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它位于远离市郊的一片荒地的中央。有个很厚重的大铁门,里面有十几个工人在工作。加工点门前是一条几百米长的狭路,和公路相接,估计是“表哥”为了运输方便开辟的。

我们的车刚开进去,“咣当”一声,工人就关上了厚重的铁门。由此我们便与整个世界彻底隔绝了。

十几年前,作为暗访记者的我们没有定位系统,也没有其他相应的保护措施,进入暗访现场,常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处,更何况远在千里之外的单位,那时,死活全凭自己,安全都靠上天眷顾。如果当年我们被造假分子杀了,多半会被抛尸荒野,而单位唯一能做的就是报警,警察就算真的有效破案,找到我们时已不知何年何月。

我在“表哥”宽大的办公室里和他天南海北地神聊,阿伯带着那个摄像“闲逛”到了生产车间。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冲进来两个工人,铁青着脸和他们的老板说了些什么,“表哥”立即脸色大变,恶狠狠地盯着我,直觉告诉我,坏事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工人架着阿伯和老刘进来了,他们按住我那两个同事的头,回头看着老板。

我知道不能再演戏了,本能地冲过去,一把抓住了“表哥”的胳膊:“表哥,你千万不能动手,如果工人看你动手了,会打出人命的,你的工人打死他们了,要负责任的是你,最后你会坐牢的。”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让他率先动手,他一动手,手下的人绝对会失控,那我们就真的危险了。因此,我一直拽着他的胳膊不放。

情绪失控的“表哥”眼里充了血,他忽然转过头,几乎带着哭腔:“我那么信任你,当你是妹妹一样,你却害我!”

我依旧死抓住他的胳膊,但语气极力保持平静温和,这个时候,我知道任何言行都可能刺激到他,“实话告诉你,我们是XX电视台的记者,你别激动,我把我们拍摄的带子全给你,这样我们就曝不了你们的光,你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你听我的,千万不能动粗。我们是有定位系统的,而且警察就跟在我们后面,十二点如果我们不出去,他们就会冲进来,看见你扣留我们,你就犯法了。”说着,我从包里掏出了证明我们身份的介绍信递给他。疯了一样的他,一把将介绍信撕了个粉碎。

“表哥,你撕了我们的介绍信,这是犯法的。”我继续蒙骗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民,他愣了一下,有那么几秒钟,显得不知所措。我趁机推着他坐到椅子上,拿出手机,假装拨通了一个电话,“孟队长啊,没事儿,你不用过来,我们马上就出去了。”其实,那电话我只是假装拨了一下,自顾自地说了那番话,既威慑他,又给他吃个定心丸。

我刚挂断电话,一个工人一把把我的手机抢了过去,随即,我那两个同事的手机也被没收了。看得出,那番“通话”还是有些震慑作用的,表哥的气焰弱了很多,开始沉默了。我又坐到了“表哥”对面:“你看,我并没有出卖你的意思,现在我把带子给你,一切都过去了。”

我从阿伯的暗访包里拿出当天拍的所有磁带,递到了“表哥”手里。这个小老板也处于意外带来的恍惚中,眼神很是迷离。见他不说话,情绪稳定些了,我轻声说:“别让你的工人按着他们了,我不是把带子给你了吗?”

从始至终,我努力控制自己说话的语气和语调,既平和,又不失坚定。我这辈子,只有那一次说话那么轻、那么慢,只为险中智胜,不刺激他的神经。那一年我24岁。

最终,两个摄像被松开,室内陷入片刻的安静。又过了一会儿,我慢慢走过去,拿起桌上的摄像包和手机,头也不回地往外走,轻声地招呼阿伯他们:“我们走吧。”

走到门前那条小路上,我提醒道,慢慢走,千万别跑,如果我们一跑,他们反倒会追上来,肯定要我们的命。

环顾四周,荒山野岭一片寂静,连个村子和人影都看不见。

不知道过了多久,“表哥”开着车跟了上来,他没有说话,一直跟着我们慢慢开了很远,突然将车停在我们身边。

“上来吧。”

我拉开车门就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这段路好累,多亏你开车来送我们。”“表哥”的情绪更缓和了。“离市区很远呢,走不到的。”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世界根本没什么罪大恶极的人。你有多勇敢、执着,别人就能给你多大的信心回应。

把我们送到宾馆,“表哥”并没有离开,而是守在了宾馆门外。很快,他招呼来的几个朋友开始出出进进,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一副“混社会”的样子,故意在电话里说些威胁的话,声势造得很大。

说实话,到了宾馆我是真不怕了,说话的声音也高了,底气也足了。毕竟是回到了城市里。我装出生气的样子:“你们搞这些有意思吗?明知道我们是XX电视台的,你们还真敢动用黑社会啊?”

那家电视台的名声,对偏远小城的人来讲,还是很有神秘感和震慑力的。

过了几分钟,我说我要去厕所,他们没动,一进厕所我就锁上了门,拨通了当地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说了我们的身份和处境。不到十分钟,市长和宣传部长赶到了,而“表哥”那些人已经没了踪影。

危机过后,摄像老刘突然夸了我一句:“你处理问题真是太牛了!”在那惊魂初定的一刻,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我一度觉得,两个大男人不出头,好意思?但现在想来,女人处理这类事件也许柔韧度更好,回旋的余地也更大。

晚上,政府的人请我们吃饭,宣传部的人几次拿出一个沉甸甸的信封塞给我,都被我断然拒绝了。我唯一能让自己做到的,就是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保证一辈子对得起这个职业,对得起我的良心。

回北京以后才知道,在稳住我们的同时,当地官员已经派人赶到北京,找我们的节目组进行“公关”。有些时候,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拍出来的片子,真的会在打草惊蛇之后被“公关”掉。但这次不同,很多重要的素材已经当场交给“表哥”了,节目做不成了。这“懦弱”没什么可耻的,那种时候,又有谁可以保护我们呢?我用一期节目,保住了三个人的命,我也曾无数次地拷问自己,有没有违背职业道德?时至今日,我仍没有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解释和答案。

一整天,尽管经历那么多,我一直保持淡定的状态,当我们离开晚宴现场,车子驶出城外,进入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我站在车下,突然泪如泉涌。而此时,我和阿伯才第一次有了交流的机会。他一句话也没说,走过来,抱了我一下,眼睛也湿润了。

在前面所说的朋友聚餐之前,我尘封了这段采访经历,从未和任何人提及。对于我来讲,没结果的采访就是失败的。我至今仍为之心痛。

事件中的“表哥”,从此再无消息。

不久,重回某市采访,我特意又跑到了那个大院外,依然大门紧闭,隐约间,院子四周依然飘荡着腐烂的气息。

我知道,一切仍旧未曾改变。改变不了世界,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慢慢地,我学会了让自己不听不看,努力接受这个世界。当我不再为外界大喜、大悲的时候,我知道,我早已不是最初那个至纯至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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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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