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于真情的造假老板

第二天，阿成早早就来宾馆接我们。好吧，开弓没有回头箭，怎么也得走下去了。我们上了他的车。

在开车去他工厂的路上，阿成指着路边的植物，热心地给我讲解着，在他的意识里，我这个北方人不认识南方所有的植物，包括椰子树。记不清怎么就提到了含羞草，我说“我好像从来都没见过这种草”，当时绝对只是随口一说，阿成则诧异地问：“真的吗？你知道吗？那种草，你用手轻轻一碰它，它的叶子就卷起来，很害羞的样子，你把手挪开，它又不害羞了，把叶子又打开了。像小姑娘一样，所以就叫含羞草。”他兴致盎然。

说着说着，阿成突然在公路边上停下了车，一开车门，热浪迎面扑进来，我立即感觉呼吸困难。在烈日下，阿成纵身跳进路边一人多深的深沟里，弯腰从沟底采了一大把植物，仰头对我挥着，喊道：“看，这个就是！”

他一只手小心地举着那把含羞草，另一只手攀着沟壁，手脚并用地往上爬。汗水湿透了他白色的T恤，后背上现出一大片暗色，格外刺眼，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颊上滚落。

很多年过去了，我总也忘不掉他从沟底往上爬的样子。

当他将含羞草递给我，并用手指示范着去触碰那些小叶子，让它们卷起来给我看，我感到羞愧难当。我知道他已经当我是朋友了，而我不过在利用这友谊，去拿他造假的证据，去曝他的光，甚至置他于死地。

我匆匆开门上车，一直没敢看他的眼睛。多年以后，当我看到一幅画：一个男人捧着一把玫瑰，准备献给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背后却紧握着一把刀。我就想到了当年的阿成，尽管他送我的不是玫瑰而是含羞草，献给我的也不是爱意而是友情，但那份真心却是不可否认的。

到了工厂后，阿成立即指挥工人给我们做新货，从配料到加工，从头到尾的程序，一个不落地做了一遍。阿成只顾着和我聊天，毫无防范之意，我的同事肆无忌惮地使用着挎包里的偷拍机，甚至近镜头、推拉摇移都用上了，以往任何一次暗访也不会如此顺利和安心。

我们悄悄订下当晚十一点的回京机票，只等着拍完最后一个加双氧水的镜头，就可以走人了。拍摄如此顺利，我的男同事显得很兴奋，胖乎乎的脸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按照他们制作椰果的工艺，双氧水要等到主料熬几个小时后才可以添加。

越接近尾声，时间越难熬。到了下午三点多，时间终于到了。阿成说：“你看现做颜色不好看，暗黄也不透明，加了双氧水后，立即就晶莹剔透了。”他将操作的工人支出去，亲自将双氧水加进了锅里。

双氧水加进锅里的瞬间，反应特别强烈，氧化作用让锅里泛起了层层的白沫，发出滋滋的响声，很是刺耳，原来锅里那些黑的、浑浊的东西，立即消失了。

我知道，这画面加上这声效，在镜头里将是多么的触目惊心；节目播出后，全国孩子家长对加进果冻的双氧水，将是多么的憎恨。透过白色的雾气，我蓦然望向了站在锅的另一端的阿成的脸，他平静的眼神刺痛了我。我想抗拒这刺痛，在心里大喊：他是个恶毒的造假分子，不用有任何的内疚和可怜。

有那么一会儿，我站在锅边，内心狂乱纠结着，阿成也半天没说话。他看看我，突然幽幽地说：“你看到了，我加双氧水的时候，工人都是不知道的，我一直偷偷做，这毕竟是犯法的事，连我的父母和妹妹都不知道。”

阿成表现出对我的极度信任，并且，不希望一个新结识的朋友把他当恶人。

我真不知道该感谢他还是该恨他。我承认，作为暗访记者，在与这些造假分子打交道的时候，每次我们的成功都是因为获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但这友谊和信任到底该不该利用？多年来，这是我一直纠结的问题。

男同事偷拍下了全部的氧化过程。想象得出，在这组报道里，镜头效果好得像摆拍的一样。

拍完了最后的镜头，月经突然潮水一样就来了，我肚子疼得厉害，白着脸瘫坐在椅子上，直冒冷汗。阿成的老婆扶我进了他们的房间，然后从院子里捧来几大把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细沙，包在一块干净的布里，她让我平躺下来，自己则跪在床上。

她张开粗大的手掌盖在我的小腹上，那温热的手，让小腹的疼痛顷刻减少了很多。接着，她轻轻地用那个裹着细沙的布帮我暖肚子，她眼睛里的纯朴和善良直直地刺向我。

过一会儿，她让我躺着别动，又去给我熬了一碗姜汤水，督促我趁热喝了。她的笑容温暖而亲切，恍惚中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姐姐。

在她的照料下，我的肚子很快就不疼了。当她把一大包卫生巾塞进我包里时，我又开始矛盾和内疚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一时间好像造假的人不是他们，而是我。

阿成执意要请我们吃晚饭，而且将我们带到一个游轮上吃海鲜。那个规格的晚餐，我们知道会很贵，我对同事说，这次必须是我们请。

我们的餐位在甲板上，游船缓慢地向前游动，晚霞洒在海面上，金光万丈，洁白的沙鸥，披着梦一样的轻纱在蓝天碧水间轻舞。那一刻，我真心地希望所有的人心都能向善。

席间，阿成又谈起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说：“其实，你说我难道不知道加双氧水伤天害理吗？我自己也有孩子。可是没办法，最初的时候，我不肯加，我的货就卖不出去，一年下来囤积很多。因为颜色不好看，老百姓反倒认为我这没加双氧水的椰果是假的，后来我的一个进货商干脆骂我说：‘你要是不加就别做这生意了，干脆回家喝西北风去算了。这年头，自己赚钱就行了，还管别人干什么？自己不做没关系，别坏了大家的好事。’我也实在是赔不起了，努力了那么久，又没别的生意可以做，只有做下去了。”

阿成将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说：“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多年，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容易相信人，所以生意做得没人家严总大，因为总被骗。”

听阿成讲，几年前，一个外地的进货商声称自己资金上出了点问题，只有先拿到一批货，赚到钱，才能重新周转起来。阿成觉得与那人很谈得来，于是一分钱没要，就让他把十几吨的货先拉走了，但那人却从此消失。阿成苦笑着说：“把前几年赚的钱几乎全赔进去了，我老婆一下病了三个月。那次真是赔惨了，这两年刚刚缓过来。”

阿成的脸红红的，话明显多了，很多文艺的字眼也从他嘴里接连蹦出来。他说，大学毕业这么多年，遇到如此有共同语言的人，还是第一次。

他还讲到了创业之初的艰难，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不适应社会，几乎身无分文，不得已借了高利贷才得以翻身。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老婆生孩子都没钱去医院，不得已在自己家生的，差点要了老婆的命。阿成说，待人实在、真诚是他做这一行的最大弱点，但本性如此，改不了。还好，混到了今天，日子过得去，可以给家人和孩子买些好东西了。

我和那女孩的眼睛开始湿润了，男同事的脸也变了色，动了恻隐之心。为了不让阿成看见我们的失态，我借故拉着那女孩跑出来。甲板上有书童在叫卖《中国农民调查》，我买了一套，送给了阿成，他显得非常开心。

到晚餐吃完的时候，两个男人都喝了很多酒，男同事喝多，是因为节目做成了，他高兴；阿成喝多，因为难得遇到了知己，很是不舍。

我们和阿成相约明天去提货，他死活不肯收定金。他红着脸，在夕阳下和我们挥手告别。我知道，这一次的挥手，意味着此生不会再见。

就像电影里为烘托情绪设计的片段，我们刚钻进出租车，大雨就倾盆而至，但没过几分钟，又变成了淅沥沥的小雨。

车里放着刀郎的成名曲。那一年是2002年，在此情此景下，第一次听到刀郎的歌，他苍凉的声音，在那样的一个黄昏，在那样一个陌生城市的微雨的街头，瞬间激出了我的眼泪——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我和那女孩，无声地各自面向窗外的雨水，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一遍遍请那司机师傅回放给我们听，甚至让他漫无目的地多转悠一会儿，这样可以多听几遍。

告别的时候，女孩小李找到与我单独聊天的机会，拉着我说：“姐，我再也不想进XX电视台了，我也不想做记者了，通过这次，我只想过简单平常的日子。”她的脸藏在阴影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她的话还是让我莫名地心酸。

午夜，提着行李走出北京机场的闸口时，我知道我又暂时变回了自己。我从行李的底层拿出平常使用的手机，开了机，什么信息都没进来，手机安静得如同石头——没人知道我的离开与归来。在做暗访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我的世界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同时，还要在工作时彻底忘记自己是谁。

每次为了暗访买一个新的手机卡，我也就变成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完全不了解的职业，一个和我的生活毫不相关的人。我不过是工作的机器，像卧底的特工一样，活在虚伪的身份里，忘记眼前的生活。

我并未按照以往的惯例，回北京后立即丢掉暗访时使用的手机卡。落地后我打开手机，看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是阿成的，一条是他老婆的。阿成说：“祝你做个好梦，今天过得很愉快，明天见。”他老婆说：“多喝点红糖水，晚上睡觉用大毛巾把肚子包上，肚子热了，就不疼了。”

站在空旷的机场大厅，我泪眼朦胧，在我疲惫地归来后，收到的最温暖的两个问候，却来自即将被我出卖的人。

第二天，约定去工厂的时刻，阿成打了我的电话，我没有接，之后他竟然再也没有打过。当我们突然消失，我想他一定猜到了什么。阿成的故事里又多了一个骗他的朋友。

因为是暗访与食品造假有关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栏目组和公安、工商、质监是联合行动的，节目播出的当天，有关部门一定会去现场查处，然后电视台做后续的直播。

节目的播出时间，我是前一天得知的，我开始狂乱不安，那一夜，我坐在地板上，一遍遍地哭泣，眼前不断闪现着阿成和他老婆纯朴的脸，还有那双为我暖肚子的大手，那温热似乎还残留在我的肌肤上，变成了刺痛。

至少十几次，我调出阿成的号码，想提醒他逃走，几次按下了播出键，但立即又挂断了。作为一个记者，良知不停地告诉我，他是个造假分子，然而情感又告诉我，他曾经是我的朋友，我利用他的信赖欺骗了他。

最后我不得不服下了三粒安眠药，让自己沉沉睡去。节目是中午播出的，我一觉睡到了下午三点。

按规定，抓捕的时候记者是要带路的。那一次我没有去。之后听说，阿成的老婆在工厂被抄、丈夫被抓走的瞬间晕倒了。

当天黄昏，我病恹恹地来到办公室，正好听见我的男同事在和领导、同事们杜撰这个节目拍得如何辛苦，他如何机智勇敢地化险为夷，即便在这个不存在的故事里，他也没有把我放进去，而且，节目署名和所得经费也没有我的份儿。

我淡淡地笑笑，这些都无所谓了，我当时已被愧疚团团包围。

在阿成被抓走的第一个星期，一天深夜，我哭着给公安系统参与抓捕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希望他能带我去看看看守所里的阿成。朋友对我说：“没问题，我可以安排你去，但你要告诉我，你见了他说什么？你要和他道歉吗？他会接受吗？错的不是你，是他，他做了违背良心和道德的事，该受到惩罚。”

朋友的话让我瞬间静了下来，但我知道不可能就这么让自己轻易释怀。无论如何我是人，他也是人，道义之外还有情感，而且，生活里的他，难道不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和好朋友吗？

五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再次出差去了海口，我怕触碰那段往事，但还是太想知道他们的近况了。离开前的那个黄昏，在朋友送我回酒店的路上，我还是没忍住，请他拉着我去了阿成当年的家和工厂。

我们远远地把车停在了路的对面。当年还算红火的工厂，一片颓废，大门和院墙都破败不堪。

我慢慢走过去，推开了虚掩着的大门，院子里杂草丛生，一棵牵牛花从墙角的石缝里顽强地长出，攀爬上了旁边的矮墙，寂寞地盛开着。大门右侧的矮墙上，用石灰写了几个被雨水冲洗得斑驳、模糊的大字：此房出售，有意者，请拨打电话……

我一阵心酸，眼泪在眼角打转。隔了一个院子的大门外，坐着几个妇女，在晚饭后叽叽喳喳地闲聊。看见我开了大门站在那里，其中一个喊道：“喂：姑娘，你找谁？”

我走过去，说出了阿成老婆的名字。那个矮胖的海南大姐惊讶地问，“你是谁啊？”

我谎称是她们的远房亲戚，多年失去联系，借出差的机会来看看。那大姐说：“她们很多年都不住这里了，她们家出了大事，当年电视台记者给他们曝了光，说造假，其实这里做那个的工厂都这样做，就他们倒霉。”大姐说，男的被抓走了，据说判了刑，女的带着孩子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生意没了，没什么事做，就搬去三亚的娘家住了，再也没回来过。这房子空了很多年了，三年前那男的回来过一次，想把房子卖了，但一直没卖掉。听说现在他在三亚的海鲜市场卖海鲜。

见我站着没说话，大姐突然认真打量了一下我，打趣地说：“听说当年就是因为相信了一个女记者才被曝光的，不会是你吧？”旁边的人哄地笑了起来。我看着她们，弱弱地问：“你们看我像吗？”那胖大姐大笑着说：“不像，一看你就是个好人。”

难道我曾经不是好人？我苦笑了一下，转身和她们挥手告别。

又特意去了严总的工厂，木头招牌变成了烫金的铜牌匾，当年的平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青砖碧瓦的三层楼房。院墙高了，加上了带尖的铁栅栏，大门变成了密封的大铁门。我的第一反应便是：里面的女人可能又多了。

车往回开着，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阿成举着含羞草爬上来的画面，再次从路的尽头闪现。

很多年来，我一直屏蔽着这段往事，当终于可以直面它的时候，时光模糊了当时的感觉，冲淡了旧日的内疚和伤痛。但一朵花开，一阵雨来，我们尚且不能忘记，更何况阿成这个活生生的人呢？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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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