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境间奔逃

2016-01-16 17:54:14
2016.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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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新纪元开始,我的人生却在一段慵懒平静的岁月后突然陷入绝境,情感和经济的双重变故,猝不及防地袭来。

我逃离了毕业后的第一座落脚城市,第一个工作单位,在北京的某电视台找到新的机会,成为了调查记者。

在陌生而巨大的新城市,我的窘境没有终结,甚至在加剧。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里,居无定所,长时间地情无所依。最惨的时候,全部财产就是口袋里的几十元现金。我就像一条本来在水里自由游动的鱼,突然被投进一个小玻璃瓶,受困于狭小的空间,艰于呼吸。

我生性高傲,不肯求人,原本没必要陷入的绝境,只好一个人默默地死扛。

在电视台,当我快没钱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台里楼上就有我们自己的食堂,一日三餐包括宵夜都是免费的,还有小零食。更难得的是,由于台里工作的特殊性,每天都有人深夜加班,几个办公室里都有长沙发,便于夜班人员打盹。

机房离办公室大约1000米,编辑们忙于到那边处理工作,绝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人在办公室过夜。

无处可去的我,前半夜怕同事发现,只好一个人跑到单位附近的马路上去转悠,有时候实在累了,就坐在马路边上,茫然地看着夜空。

差不多坐到凌晨一点以后,感觉最后一拨加班的人不可能再回来了,我回到办公室,在沙发上小心地躺下。还是担心有人回来看见,因此一夜根本睡不了多少时间,早晨天一亮,为了不被发现,赶紧跑到楼下去转悠。

在单位提心吊胆地住了四天,我决定出差,于是拼命地给我过去采访过的朋友打电话,请他们提供新闻线索。选择出差,是为了尽快挣到第一笔节目经费,同时给自己找个名正言顺的住处。

很快,朋友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邻县的E镇是一个很大的病死猪加工黑市,产供销一条龙,成了规模。遍地的肉联厂,打着政府批的合法招牌,暗地都做着病死猪加工的勾当。

节目组领导给我安排的拍摄搭档是阿明,他是个业务上能力很强的人,人也很善良。那时,他也刚从别处转过来不久,也急于出成绩,于是我们领到任务的第二天就匆忙出发了。

我当时的困厄,除了经济和精神上的,也包括身体上的。

当时的我,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不久,上下楼有扶手的时候,一定要拽着扶手走,没扶手的时候,只好借助旁边的人的肩膀,否则就得像螃蟹一样,横着一级级地挪下去。这些,我的领导和同事都不知道。

从小到大,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不幸和伤痛。

我和阿明到达E镇的时候,雨下得很大,但我们还是想抓紧每一分钟,冒雨在当地“扫街”,到一家一家肉联厂里偷拍。

晃悠了几天之后,该扫的外围都拍了,我们进入了当地最大的一家肉联厂,我的身份是阿明的会计。

那天老板恰好在办公室里。他姓刘,农民出身,尽管当时已经发迹了,依然很质朴。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客户,他简直热情得有些过度——很多时候,“伟大首都”总是让小地方的人充满仰慕。

在刘老板的大工厂里,我们首先拍到了给活猪注水的镜头。工人将粗大的水管插进猪的肛门,打开水泵,将水灌进去。那些猪立即发出惨烈的叫声,凄厉而绝望。

一般情况下,一头猪在屠宰前至少要被注入几十斤的水,那些被淘汰下来的老母猪,因为存活期长,肉质松弛无味,尤其需要大量注水。在嚎叫声中,眼看着一头身体羸弱、色泽灰暗的猪,像吹了气的皮球一样,几分钟之内就鼓了起来,变得水灵灵的。

据刘老板讲,除了本省,病死猪最主要的来源还有江苏。

暗访镜头:拉着注水猪的大货车通过收费站。暗访镜头:拉着注水猪的大货车通过收费站。

我和阿明觉得,应该先到江苏,找到病死猪的收购点,从源头开始拍摄,再跟踪回到加工点,看看那些病死猪如何被处理,这样整个节目的脉络就会很清晰。

我们赶到长江三角洲上的一座江苏小城。在那里,轻易就打听到了收购死猪的地方。买卖病死猪在当地似乎天经地义,人们丝毫没有警觉。

在一个收购病死猪的窝点,我们仅跟踪了几天,那里就收购了几千头的病死猪。实在搞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病死猪。

我们打听到,窝点要把货运到E镇。于是我们决定包辆出租车,远远地跟着偷拍。

运猪的大卡车一般会在半夜出发。我和阿明包下的出租车下午就“蹲守”在野外,远远地监视着。因为担心大卡车突然开走,我和阿明不能有片刻休息,从下午一直盯到深夜。

那时,我的身体极差,站一个小时后,腿就已经肿得闪闪发亮,巨疼无比。

终于熬到了半夜,在我感觉快支撑不住的时候,传来了汽车启动的声音,大卡车的灯光刹那划破了暗夜。在荒凉的公路上进行漫长跟踪,又是深夜,在电影里画面一定刺激而惊险,但是那一刻,我则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

我们在暗夜里一路跟随,整整跟了一夜,瞌睡都不敢打,早晨8点多,意外发现大卡车开进了刘老板的加工厂。这让我们异常惊喜,无形中节目衔接得像事先策划好的一样,更少了进一步公关的难度。

我和阿明找了个宾馆,匆匆梳洗一下,就赶去了刘老板的工厂。

刘老板那天也在工厂里。这个靠屠宰业发迹的农民,看上去很精明的样子。十五年前,能拥有一辆奥迪a8,当属小镇上的风云人物了,自然担心树大招风。何况,干这一行的,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自己赚的是什么钱,因此他显得小心谨慎,身边雇佣了几个类似保镖的人。

再次见到我们,刘老板还是超乎寻常的热情,毫无防范之意,滔滔不绝地介绍他的发家史,也讲解了病死猪及老母猪的加工过程。通常,病死猪都是和好猪一起,在生产线上按不同部位分割,包装,然后进入流通环节。

加工、分割过的病死猪肉,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是难以分辨的。

有一些实在质量不堪的老母猪肉或劣等下脚料,就发给生产火腿肠的厂家,正如我以往暗访看到的那样,多么低劣的肉质,都可以被火腿肠生产者“化腐朽为神奇”。

因为是闲聊,刘老板倒也不隐瞒,他说自己是从来不吃火腿肠的,也不愿去超市买肉,事实上,他还是可以通过颜色等特征分辨出哪些是病死猪肉的。他也给我上了一课:病死猪肉,颜色黑紫,注水的猪肉则比正常猪肉更粉嫩,理论上讲,普通的注水猪肉远没有病死猪肉那么大的健康危害,但注水猪大多是存活多年、最终淘汰下来的老母猪,几乎没什么味道和营养了。按照规定,存活、生产了多年的老母猪,是必须淘汰掉的,不能再宰杀卖肉,但因为价格几乎和病死猪一样便宜,所以很受猪贩子钟爱。

同期声暗访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宾馆。和刘老板约好第二天一早再去找他订货。

回到宾馆后,谨慎的阿明把几天来所有拍摄的录像带都放在了我的房间。我们的行李一般也是在每天出门前必须打理好的,以备在紧急情况下以最快的速度脱身。

阿明是个成熟而优秀的电视记者,进入工作状态的他非常认真和谨慎,在整个暗访过程中,很多事他都会事先考虑好,因此我感觉他的心理压力远比我大。

我从小就是个遇山开道、遇水架桥的人,暗访这件事,因此心理上一直很放松。或许在危急时刻,我这种性格会产生急智。

第二天,刘老板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早餐,然后带我们进入了空间巨大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上,吊着数不清的白条猪,赤裸裸、毫无羞耻地悬在半空,慢镜头一样,缓慢进入生产线,最后被切割得粉身碎骨。

案子上有很多黑紫的猪肉,刘老板用手指点着,喏,这就是病死猪肉。他的手指在半空画了个弧线,表情动作极其生动。

整个拍摄过程一帆风顺。

也许是我们在里面问得太多了,引起了对方的猜疑。刚回到宾馆,就发现刘老板带着几个人尾随而来,气势汹汹,阿明立即机敏地将手里的暗访包递给了我,然后对刘老板说:“请,到我房间吧。”我假装要去厕所,刘老板站在门口,不肯动弹。我又说了一遍:“我要上厕所”,阻拦一个女人方便,自然理亏,他悻悻地跟着去了阿明的房间。不过在隔壁的他开着门,以便监视我。

我立即关上门,把摄像包和里面的磁带藏在了窗帘后面。透过走廊另一侧的窗户,我看见宾馆楼下站了十几个男人。

带子和摄像机放在房间,就像定时炸弹,我担心他们再次进来时会翻找。我又开门看看,见刘老板已经不在门口了,我迅速折回去,把摄像包、带子一起装进旅行箱,跌跌撞撞地奔向二楼的值班台。那时我的身体,几乎提不动这个旅行箱。

值班的是一个小姑娘,我把箱子塞进她工作台下的柜子,掏出200块递给她,“我们是来采购的,碰上了坏人,帮我们保管好箱子,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问是否有后门,她指给我。我又去探看了一下,那里没人把守,于是又给了小姑娘一百元,让她提着箱子送我到门口。并嘱咐,如果有人拦住我,她就装作不认识我。

出逃还算顺利,我拦下一辆出租车,找了一家小镇上很偏僻的宾馆。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先保住我们的拍摄资料,只要他们抓不到把柄,就算控制并怀疑我们,也不能怎么样。

把箱子安置好,我又返身回去搭救阿明。快到的时候,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出来,让我先走。

我给附近S县税务局的好朋友打电话求助,让他们来两地之间的路上接应我。我也和阿明约好,S县汇合。

一个弱女子,带着重要的资料“末路狂奔”,内心极度惊恐,会把各种最糟糕的场景都想到——被绑架,被强奸,被肢解……所谓急中生智,都是这种情境下触发的。一上出租车,我就假装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故意透露自己的“警察身份”,佯装由S县来这边办案,我让自己的“警察同伴”过来接我,于是把这辆车的车牌号、司机姓名等信息,当着司机的面大声地念出来。

之所以如此演戏,我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心:这么小的镇子,人与人勾连得紧,万一刘老板追问到这个出租车司机,还是麻烦。假装是警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让司机听从指令。司机知道他的信息被透露出去,也会有所忌惮。

一切安置好,我突然大汗淋漓,人立即瘫倒在了座位上,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太阳下山的时候,终于抵达了S县的边界,远远地,我看见朋友把车停在公路上,焦急等待着。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那是两位憨厚的老大哥,他们没说什么,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眼里闪过一丝怜悯。在他们的意识里,无论如何一个女孩子不该做暗访这种危险的工作。而我,为了证明自己的坚强,更为了藏起我当时生活和精神的窘迫,强忍眼泪,装作很无所谓的样子。

他们知道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但并不清楚有多严重。我也没有和他们提及任何细节。

大约半小时后,阿明的出租车也到了。

我冲上去和他轻轻地拥抱了一下,一瞬间,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出来。他的眼角也湿了。

暗访镜头:货车上给猪肉注水的工人。暗访镜头:货车上给猪肉注水的工人。

因为这次历险,我和阿明成了至亲的好友,多年来,没有什么热络的联系,但彼此永远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我问阿明是怎么脱身的,他只是淡淡地说,趁对方不备,跳窗逃出来的,同样的不讲细节,我也没有再问。

几年后,失散多年的一个表姐突然联系上了我,巧合的是,她居然就住在S县。我自然说起当年历险的事,她吓坏了:“我的妈啊,是你啊!全县都知道这事。你知道吗,当时他们派了好多人,到处找你们。如果当时被逮到,肯定当猪杀了。”

她告诉我,当时节目一曝光,政府上来查了一下,厂子关了几天门,可是不久又都开张了。“你就别管了,你能管得了吗?你就是个小记者。”

回到北京后,一个同事把房子转租给了我,但我依然囊中羞涩。没钱付房租,但没和任何人讲。

阿明在制片人面前表扬了我。领导让我准备了五千块钱的发票,给我报了销。我终于交上了一年的房租,却依旧囊中羞涩。

一段时间,为了省一块钱的公交车费,我要走十一站路,才能走回住处。有几次实在累得不行了,就跳上公交汽车,其间逃了两次票,但耻辱感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之后,我咬着牙坚持走路上下班。十几年过去,想起那两次逃票的经历,仍会休鬼难当。

为了省钱走夜路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走得很慢,有好几次,被无聊的农民工跟踪,一副伺机下手的架势。我就站下来,用要杀人的眼神瞪他们,还使劲尖叫,尖叫是缺乏保护的我唯一能吓唬人的武器。在暗夜里,那叫声尖锐、刺耳,每次都能把他们吓跑了。

人,往往在困境中,才能看到自己有一颗多么勇敢的心。

出色完成了工作,加之阿明的美言,奠定了我的节目组的基础。制片人给了我和其他几个暗访记者很多赞誉。士为知己者死,也是从那时起,我为那个栏目“死心塌地”地拼了好几年。

租了房子,在北京,我终于有了个栖息之地。世界再大,有一角完全属于我,有泪终于可以尽情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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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