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与美人计

八十年代初，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区，尤其农村，因天气寒冷而缺乏取暖设施，得气管炎和风湿病的人，遍地都是，包括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从我记事起，总能看见她们不停地咳嗽、憋气，甚至喘成一团。

每到冬天，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看见母亲气管炎发作，喘不过来气，脸上被憋得青紫。

那个年代，气管炎和风湿病，作为常见的慢性病，基本上无药可治，母亲的几个姐妹相继早早地离世，最小的四姨才三十多岁。

我家几个子女很担心悲剧在母亲身上重演，已经工作了的二哥和姐姐，便四处从报纸上看广告，购买一些治疗气管炎和风湿病的“良药”，希望能够治好母亲的病。我们不想过早地失去母爱。

有一天，做教师的二哥拿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跑回来，展示上面介绍的一种叫“定喘胶囊”的药，根据报纸上的描述，不但能治疗气管炎、哮喘，也能治风湿病。

还在上初中的我，永远记住了新药的产地：河南T县。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却寄托着我以及全家的希望。

很快收到了药，服用第一个晚上，母亲真的不喘了，我们全家欣喜若狂。之后的几个月，这种药吃上就不喘，停下就喘得厉害，而且需要越来越大的剂量。再后来，就完全不管用了，母亲也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四十岁后，她的骨质疏松开始严重，经常摔倒，扭伤，对很多药产生了抗药能力。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和她服用了几年的“定喘胶囊”有关。在她单纯的一生里，她至死都不会明白，本来对症治疗的药，居然也可以害人。

假药的生产环境往往非常恶劣 （图/东方IC）

做梦都没想到，二十年后，我亲眼目睹了那种药的制作过程，更知道了它的后果。

做暗访记者的我，总会去浏览网上的信息，找一些可用的线索，一天，看见一个人吐槽，说河南T县制售治疗哮喘的假药很嚣张，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害人不浅。他例举了几个药的名字，我蓦然看见了母亲吃过的那种药，当即人就呆住了。

虽然没有更多线索，我还是立即只身赶往那里，既是做报道，也像是去“破案”——它与母亲当年吃的药有没有关系？

这是个三不管的小城，不但脏而且乱。满大街的三轮车，横冲直撞。蹬三轮的男人们大多是当地的农民，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生硬地拉客。为一块甚至五毛钱，和客人们脸红脖子粗地砍价。

没有线人，没有线索，有一刻，我站在街口茫然不知所措，看哪个过路的人都像是做假药的。但总不能拉一个就问：你做假药吗？可以让我偷拍吗？

后来，我给了一个三轮车夫一百块钱，表示要找一家药厂，能搞到治疗气管炎和哮喘的药。

“你想去哪个？我们这里到处都是。”

“有那么多药厂吗？”

他大笑：“你别问了，到了你就知道了。家家都是制药厂。”

三轮车颠簸着，更难忍受的是一路的尘土。

“这些人，不会因为我是外地人，就高价卖我吧？”

“我带你去个熟人那，就说你是我的亲戚。”他故作犹豫地看着我，我又递给他五十元。

我想想不对，“算了，千万别说认识我。把我送到那就行。”做暗访久了，怎么也不愿我走后牵连无辜的人。

他笑了笑，举着钱不好意思往口袋里塞，我说：没关系，这么冷的天，你拉我应该得的。

七拐八弯地走了不知多久，他在一个破旧的民宅门口停下来，径直走了进去，边走便热络地喊着主人的名字。我下了车，审视着这个农村小院，大门敞开着，里面几间年久失修的平房，右侧的厢房，门窗也都敞开着。屋子中间坐着几个农村妇女，面前放着几个大洗衣盆，一边说笑一边做着什么。

我走近一看，地上放着成堆的空胶囊。几个妇女把胶囊掰开，抓起洗衣盆里的白色粉面，装进胶囊里，再合上，然后放进一个没有标签的白色塑料瓶里，一瓶装满后，随手撕下一块棉花塞到瓶口，把盖子旋紧。

我问：“洗衣盆里装的是洗衣粉吗？”

她们大笑：“是药！”

“什么药？”

“想治啥病就是啥药！”

我顺口说出了母亲曾服用的药名，“有这种药吗？”她们又开始笑：“这里生产的药，都是一个方子……”

“那治疗风湿关节痛的药呢？也是这个吗？”

“一样！”

对于我的“傻问题”，一妇女脸上现出了不耐烦。

因为没带摄像，属于探访，我怕打草惊蛇，敷衍了几句，就匆匆和那司机离开了，他告诉我，在县里到处都有这样的“药厂”，这个村里就有很多家。

我连续走了几条街。在摊位，我买了两个烤红薯，一边暖着被冻僵的手，一遍坐在马扎上，和卖红薯的大姐闲聊。

她告诉我：这个十几万人的小城，十几年前有人开始做假药，因为挣了很多钱，之后做的人就越来越多。这在当地不是秘密。最近几年，偶尔会有人查查，也不过例行公事。

假药主要靠邮递，当地生意最火的就是邮局。

因为事先做了初步的探访，对做成这期节目，我胸有成竹。回北京报了选题，上司指派胖男人老马作摄像。

我如法炮制，通过一位三轮车司机，接触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做假药的老头。他精神和身体都很好，老伴刚刚过世，一心想再找一个小媳妇。

老头猜我是四川人，我顺水推舟说是。他便想让我帮忙找个四川媳妇，若能拐卖来一个也好。

他说四川被拐卖的女人很多，便宜又漂亮。他要找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还不能胖。他和我强调，做药多年，还是退休教师，他不差钱，可以养着那女人。

我假装答应帮忙，心里却厌恶至极。做了那么久的暗访，接触的造假分子里，他年纪最大，也人品最差，好色、贪婪。为老不尊这个词，第一次在他身上深刻体味。

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掺杂了个人情绪，因为厌烦，一心想做他的节目。而他也一心想通过我，在四川讨个小老婆，还能顺便赚到我这个菜鸟的钱。

对这笔生意，他比我还着急。不但带我们去了他家，还详细地介绍了当地生产假药的状况。据他介绍，那时该县做假药生意的有上千家。不过，其中大多数是小作坊，他们没有生产能力，加之最近几年查得严了，又请不起保护伞，就集中去当地几户大的“厂家”批发假药，再通过邮寄卖给客户，中间赚点差价。

当地假药生意做得最大、最兴隆的，其实是某警队队长家的工厂。为了进入那个厂，我要先搞定老头。

我假装给那老头找到了对象，告诉他，生意做完就带他回四川去见他美丽的新娘。为了让他心安，我让我的一个女朋友假扮媒婆，和老头通了电话，向他描述未来新娘的妖艳。老头兴奋不已，答应第二天就带我们去那个队长家进货。

当天晚上一起吃完饭，老头突然郑重地对我们表示，有事要交代，免得第二天出错。他说警队队长家做的都是老顾客，不允许带外人去，而且现在风声紧，队长怕出事，一直很谨慎，货都不在当地发，要等到晚上，悄悄拉到邻省某县的邮局去发货。“你们明天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问，就说是我的亲戚，跟着我去进货。”

他还很形象地描绘说，队长运货的那辆车，其实是警车，把里面的座椅拆了。谁也不会怀疑、阻拦。

说这些的时候，老马一直拿着暗访包，对着老头很夸张地摆着动作，可那老头根本没在意。此时，老马突然举着包，对着那老头的脸故意摆拍摄的动作。我目瞪口呆。更戏剧性的是，老头竟然嫌他碍事，挡住了看我的视线，站起来走到我旁边继续说。

十几年前，所有暗访记者用的都是一个夹在腋下的黑色手包，那几乎是小老板和政府官员的标配。我们的摄像机就放在这样的一个包里。

当时社会上对于我们的偷拍神器，还是有些耳闻的，尤其是一些造假分子，对这样的小包很敏感，一旦发现对方举止异样，通常立即终止合作。

老马的动作超乎寻常地明显、夸张，但色迷兼财迷心窍的老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讲述状态里，对此毫无反应。

见老头没反应，老马又将手包举到老头的眼前晃了几晃。我赶紧说：“大叔，这么晚了，您该回家了。”

我担心了一夜，怕老头醒悟老马的异常举动。第二天约定的时间内，老头准时出现，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老头带我们去了警队队长家的药厂。不愧为警务人员的造假窝点，一切都是事先经过周密部署的。

那是个巨大的院子，位于县城边上，四周除了公路就是庄稼地。两米多高的围墙将院子围得严严实实。

老头刚走近大铁门，里面就传来可怕的狗叫声。一个人从门缝里看见是他，才打开锁头，拉开门闩，并在我们踏进的瞬间重新锁死。进来之后才发现，刚才经过的不过是第一道门，还有两道门是锁着的呢，而且每道门里都有恶犬看护。

我们惊魂未定，好不容易才经过三道门，坐进屋里。两个男人冲老头熟络地打着招呼。老头主动介绍了我和小马的“身份”，表示今天要进三箱货，他自己拿不动。

老马脸色惨白地坐在那，腋下的摄像包都没拿出来。我想这次暗访，可能什么东西吓到他了。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空荡的房间里，靠近外面庄稼地的那面墙上，莫名其妙地挡着一块巨大的木板，隐约有光从板子边上的缝隙里透出来。

坐了一会儿，老头付了钱，要提货走。一个中年男人带着我们去了仓库，看起来并无戒心。100多平米的仓库内，整齐地码放着至少上百个大箱子，贴着各种药名的标签。

摄像机在老马那。他僵硬地跟着，根本不敢动。那么有现场感的画面，就这样失去了。尽管之后那期节目反响很大，我心头还是留下极大的遗憾。

一回到宾馆，老马就对我说：新闻那边有个需要他拍摄的节目，他要先回去。

我微笑着，什么也没说。回到北京，我告诉领导，时机还不成熟，等过段日子再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