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死骆驼的其实是果丹皮

2016-01-24 18:33:05
2016.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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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女儿去超市,她总会被那包装得花红柳绿的果丹皮所吸引,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不可以买一个。每次我都会断然拒绝她,然后给她讲讲我采访果丹皮作坊的经历。

当她开始自觉“抵制”果丹皮,我又无端地难过和失落——难过女儿无缘品尝这广受欢迎的小零食,失落孩子们生活在太没安全感的食品中。

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吃山楂片,那时的山楂片一毛钱一卷,一卷十片,尽管包装简陋,却是我关于美味的最大梦想。七十年代中后期,食品的质量问题还不是社会的关注点。

之后,山楂制品不断衍生,花样日新月异,什么果丹皮、山楂糕、山楂卷……林林总总,问题也越来越多。

接到爆料人爆料,称很多山楂制品其实是烂苹果做出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某电视台的办公桌后,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冬日暖暖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得我的脸像个红苹果一样。

童年最钟爱的食品被这么毁了?我匆匆报了选题,和一个兼职的年轻摄像一起开始操作这期节目。但爆料人并未给我们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只有一个地点,仅此而已。

河北某县,离北京非常近,我们只须包车赶过去,当天就可以返回。那是2004年的初冬,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每天天不亮,我站在街口等着那辆包的车开来。工作状态下的我睡眠极差,加之完全来不及吃早餐,在清冷的、干风劲吹的街道上,饥寒交加,孤寂落寞,与一棵枯树没什么区别。

汽车爬上那条兜兜转转的盘山路的时候,东方才有了半明半暗的晨光。出租车无声地行驶着,藏青色的群山,鬼魅一样在远处时隐时现。

第一次到该县,天刚放亮,正赶上工厂上班和店铺开门的时间。

并不宽阔的老街,两边是林林总总的商铺,很多都与山楂制品有关。直至今天,该县都是全国山楂制品的生产基地,进入县城,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山楂制品生产厂家,加起来不下几百家,基本上都是各种牌照齐全,门前还挂着醒目的牌匾,毫无疑问,是处于政府各个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这与我之前暗访经历不同,那些只能称作制作窝点,要么建在荒郊野岭,要么藏身寻常巷陌。

第一次走进一个工厂,里面的工人正蹲在地上,将刚出锅的果丹皮卷成卷,包装起来。他们居然就在院里肮脏的水泥地上操作,这让我目瞪口呆。生活中,我像许多女孩子一样,果丹皮经常是桌子上的常备零食。那一刻,这款健胃的食品只会让我反胃,我能感觉到这样的面部肌肉都变得扭曲了。幸好,没有工人注意我们。

因为时间尚早,工厂里冷锅冷灶的,我们没什么可拍的。第一次探访该县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回北京的路上,由于心理作用,我感觉自己像是病了,四肢无力,五脏六腑都不舒服。比起其他被曝光的东西,果丹皮离我的生活更近,恍惚间,感觉吃过的无数果丹皮都“复活”成了细菌、虫子,蠕动着,嘲笑着,那么鲜活,啃食着我的躯体。

几天之后,我们又沿着盘山路赶到该县。那里所有的果丹皮厂家都是公开做生意的,拍摄厂区“外景”很容易,我们沿着县城的主干道,以进货为由,进去偷拍了几家大小工厂,拍了很多制作、包装山楂卷、果丹皮、山楂糕的画面,当地“生产”环境的粗鄙、肮脏都被收录进偷拍设备。

好几次,看见工人在院子中间的一块木板上切山楂干,手脏兮兮的,切完之后,若无其事地从上面踏过去,接着,在湿湿的鞋印上继续切,就仿佛以近乎侮辱的表演示范我——瞧,这东西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这是小的加工厂,稍微大一点的,用小型的机器来切,但那机器所在的环境,肮脏混乱,尘土飞扬。机器切下的边角料,掉在地上,工人捡起来继续加工。

我问工人,这些山楂制品你们吃吗?他们回答得很直接:当地人都不吃,“里面东西太多了”。说者神秘地笑着,意味深长。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仅是外在的脏乱差。遗憾的是,原料加工我们却一直没有拍到。

在县城转悠了十几天,我们发现一家门面和厂房都特别大的工厂。向街上几个闲聊的人打听,获知这个工厂确实在当地做得最大,据他们讲,工厂的主人是当时县里领导的亲属,来自全国的超市和批发商都来这里进货。老板还是当地的政协委员,县里领导总去他的工厂参观。

我决定就在这家寻求突破了,我想知道,有政府支持,生意也做得最大的工厂,是否也干着和小作坊一样的勾当,更想知道,县长都经常到访的地方,职能部门的监督是否起作用。

执法人员对小作坊的山楂制品进行抽样执法人员对小作坊的山楂制品进行抽样

走进这个加工厂,的确不同反响,院子开阔,生产车间很大,几口大锅冒着腾腾的热气,正在煮着什么。

见有陌生人进来,两个男人立即迎出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说生产车间不能随便进。

“我们是从北京来进货的,可以先看看吗?”

“不行。老板不在,有事明天来,不让看。”回答斩钉截铁。

对方边说边就势把我们往外赶,这反倒刺激了我。我一边笑着说“好,明天再来”,一边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拿下这个工厂,摘下那个政协委员的面具。我给对方留下我的假名片,请他转交老板。

我天生是个急性子,凡事喜欢速战速决,尤其做这样的暗访,我摸索出的经验是,一个星期能拿下的也就拿下了,否则后面的工作越做越辛苦,成功的几率更低。

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又从北京驱车出发。那天正好下着小雪,从盘山路一眼看下去,旁边就是悬崖峭壁,看得人心惊胆战。冬日里,视线所及之处,满目苍凉,天地间一片空茫寂寥。

连续的早出晚归,那几日,我格外的多愁善感。当太阳从远山的晨雾里突然跳出来,霞光万道,我突然被瞬间的壮美感动,泪眼朦胧。

抵达县城的时候,天色尚早,我们等在门外,几乎是工人一开门,我们就闯了进去,径直前往经理办公室。

事隔多年,我已经记不得那个工厂的名字,但依然记得那个四十多岁、中等个头、身材微胖的老板,记得他有些沙哑的声音、略显深邃的眼神,还有黑色的西装和系得一丝不苟的鲜红领带。

“北京来的”,他从桌子上抓起了我昨天留下的名片,“我知道,工人和我说了。”他笑吟吟地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在北京,开了间夜总会,生意做得很大,他说如果我们去玩,不用掏钱。

他客气地让我们坐下。环顾办公室,四壁挂满了各类锦旗和奖状。他很得意地介绍说:你找我做生意真是找对了,我是县里的政协委员,我的工厂在这里也最大最规范的。

我少不了恭维一番。为了放松他的警惕,我和他闲聊起来,不知怎么就提到了我的大学生活,带上了许多真情实感。在这么一个老江湖面前,我不掩饰自己的初出茅庐,甚至刻意强调它。老板把我当成了不懂生意、又想赚点钱的小女生,接下来,他不但允许我们到车间去看,甚至允许我们在工厂里随便走走。后来因为忙,他连陪同的程序都免了,这正合我意。

在工厂后院,堆放了大批烂苹果和少量的劣质山渣。一个工人因为经常与我们打照面,已经很熟了,他告诉我们,虽说这里是山楂产地,但是哪有那么多山楂啊,何况山楂的价格比较贵,因此所谓的山楂制品大多都是烂苹果充数,加上山楂精、山梨酸钾等化学原料,调制成“山楂食品”,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它的味道比真的山楂制品更“好吃”。

在生产车间,工人将烂苹果从外面运进来,不做清洗,直接倒进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用力绞碎,再将成袋的漂白剂、食品红等色素倒进锅里,半小时后,一锅烂苹果就变成了粘稠、鲜红的浆液,色泽透亮诱人。

工人得意地说:“看见了吧,腐烂、不是山楂都没关系,我们是有办法的。”

经过工业化学制剂处理之后山楂经过工业化学制剂处理之后山楂

拍完现场的镜头,我们又跟着老板的车往北京送了一趟货,据介绍,他们的山楂制品直供一些大超市。于是我们也跟拍了一些镜头,将产、供、销的链条完全呈现了出来,节目可想而知地好看。

这次拍摄耗费了差不多两个月。好几次,因为孤独和压抑,泪湿了双眼,我努力不让它流出来。那一时期,我已经做了很多期的暗访报道,激情被黑暗、坚硬的现实消磨了许多,无力感陡增,工作只是一种惯性。整个人心是死的,麻木的。

那时我们这个节目在全国都有巨大影响,但做暗访的记者就那么几个,因此等米下锅的情况时有发生。记者当然会心焦,有压力,但是暗访类节目必然更费周折,而且不确定性也大,有时做了几个月的工作,就剩几个关键性的镜头没法拍到,也只能前功尽弃。

为这样的节目工作,我们的神经常处在崩溃的边缘,每个人都很敏感脆弱,即便是组里内心最强大的老大哥大学,有时也会坐在地上流泪。

做完这期周期相对长的节目,我身心疲惫。万没想到,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这次采访地点离北京太近了,加之我当时正准备换手机号,于是偷拍时就没有像以往那样,买一个临时的手机卡,暗访完即丢弃。

结果,节目播出的当天,我的手机就不断收到威胁的短信。

节目播出第三天,在办公室附近的马路边,我突然看见四个男人远远地向节目组办公楼张望,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是那家工厂的工人。

他们也在一瞬间发现了我,那工人用手指着我,其他几个人则对我虎视眈眈,甚至做出向下砍的手势。很快,我的手机闪出一行字:我们会要你一条胳膊一条腿。

我腿肚子发软。立即报告了节目组直接分管我的小组长,他淡淡地说:那你自己注意点吧。当我第二次向他表示担心时,他有些不耐烦:现在他们也没动手,我们也没办法,你只能自己注意了。

我的心一下沉到了冰点,我是组里唯一的女记者,但从未有人拿我当女人对待,即便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一样,一向对我们如父如兄的制片人,当时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的冷漠刺伤了我。我突然明白,对于这个单位,暗访记者只是工具,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被砍掉了一条胳膊或一条腿,单位只会拿出几十万元作为补偿费,但是,我一生的悲剧又有谁会负责?

坐在一楼的小茶馆里,我禁不住泪如泉涌,为我多年的辛苦、我曾经的英雄梦,也为他们的冷漠无情。

从未对这个单位如此厌弃过。那一天,我一直在单位呆到了半夜12点多,既想着如何躲避灾祸,也思量着这份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当我午夜出来,坐上一辆出租车,猛然看见几个男人的身影迅速地上了不远处的一辆红色轿车,向我这边逼近。

我尖叫一声,对司机大喊:快跑,他们要杀我。

他被我的声嘶力竭吓到了,本能地一踩油门,出租车箭一样窜了出去。

我哭起来,语无伦次地和司机讲了一下情况,他抓住我的手,紧张地说:“你别怕,我开了六年出租车,对北京太熟了,我不停车他们不会怎么样。我能甩掉他们,你放心。”说着他锁死了所有的车门。

我按下组里领导的电话号码,随即挂断了。我想起了他们那些刺伤我的话。深更半夜打电话,除了让他们觉得我和其他暗访记者一样“故弄玄虚”,别无他用。

在下半夜的北京,司机拉着我七扭八拐地横穿了几条小胡同,接着冲上了航天桥。很快就把那俩红色轿车甩了个无影无踪。

司机问我:你去哪里?我泪如泉涌:“我没地方去,现在也不想回住的地方,你带我就在街上随便跑吧,千万别停下来,我付钱给你就是了,千万别停。”

那时我住在单位附近的公寓里,孤身一人,尤其做暗访记者的日子里,更是无亲无友,北京对我就是个临时的住所,我的心也一直没有依靠。那样的一个晚上,那司机成了我最信赖和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而且他是个男人,我甚至几次在心里想借他的肩膀靠一靠。

“你睡一会儿吧,我不会丢下你的,今天我只拉你了,不要钱。你放心。”说着,这位年轻的司机关掉了计价器。“你一个女孩子,不要再干这个职业了,太危险了,真出了事,谁管啊,一辈子就完了……”

车内重新陷入沉默,他拉着我,在北京街头一直漫无目的地转到了凌晨四点多。

我的心在暗夜里碎成了碎片。那一刻才意识到,我之于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卑微,我不过是别人手里扬名的工具,是利益社会里的一枚小棋子,进退完全由不得自己。

天微微亮的时候,我回家取了些衣服和生活用品,接着又坐上那辆车,请司机直接送我去了车站。下车的时候,我悄悄地塞了五百块钱在他的座椅旁。

我要回家,千里之外,家是我唯一可以感受到爱和温暖的地方。那时,我年迈的父母虽然已经病痛缠身,但还健在,他们是唯一疼爱关心我的人。如果真的遭遇什么意外,他们将多么绝望和哀伤,而真正会为我流泪的,也只有他们。

我决定离开这个单位,再也不见那些人,再也不干这拿命换温饱的差事,“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只想从此作个小女人,在别人的臂弯里躲避风雨。

那个陌生的司机一直把我送上了火车才离开。火车缓缓启动的瞬间,我透过玻璃窗泪眼朦胧地向他挥着手,他也一脸茫然哀伤的样子。

一起经历了那样一个晚上,我们却没有留下任何彼此的信息。就像两颗流星,只在夜空留下匆匆交汇的瞬间。

从老家回来后,我几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办理了离开那家电视台的手续。台里的一个中心主任很真挚地挽留我:“你付出了那么多,如果愿意,你留下来,几个栏目任你选,去后勤都行,台里养你三年都行。”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却因为这句话再次流泪。

也要感激北京一家知名大报的总编。最迷茫的时候,我试探性地打了他的电话,希望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我们之间没什么交情,或许是出于对一位暗访记者的尊敬与爱护吧,他欣然接纳了我。

2005年1月1日,我正式结束了电视记者生涯,成为一名纸媒调查记者,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我一生难忘。

一年前,我和朋友在河北的那个县聚会,毫无意外地得知,一个个食品加工厂,仍旧红红火火地做着生意。除了嘴角笑一下,我再没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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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