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死骆驼的其实是果丹皮

带女儿去超市，她总会被那包装得花红柳绿的果丹皮所吸引，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不可以买一个。每次我都会断然拒绝她，然后给她讲讲我采访果丹皮作坊的经历。

当她开始自觉“抵制”果丹皮，我又无端地难过和失落——难过女儿无缘品尝这广受欢迎的小零食，失落孩子们生活在太没安全感的食品中。

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吃山楂片，那时的山楂片一毛钱一卷，一卷十片，尽管包装简陋，却是我关于美味的最大梦想。七十年代中后期，食品的质量问题还不是社会的关注点。

之后，山楂制品不断衍生，花样日新月异，什么果丹皮、山楂糕、山楂卷……林林总总，问题也越来越多。

接到爆料人爆料，称很多山楂制品其实是烂苹果做出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某电视台的办公桌后，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冬日暖暖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得我的脸像个红苹果一样。

童年最钟爱的食品被这么毁了？我匆匆报了选题，和一个兼职的年轻摄像一起开始操作这期节目。但爆料人并未给我们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只有一个地点，仅此而已。

河北某县，离北京非常近，我们只须包车赶过去，当天就可以返回。那是2004年的初冬，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每天天不亮，我站在街口等着那辆包的车开来。工作状态下的我睡眠极差，加之完全来不及吃早餐，在清冷的、干风劲吹的街道上，饥寒交加，孤寂落寞，与一棵枯树没什么区别。

汽车爬上那条兜兜转转的盘山路的时候，东方才有了半明半暗的晨光。出租车无声地行驶着，藏青色的群山，鬼魅一样在远处时隐时现。

第一次到该县，天刚放亮，正赶上工厂上班和店铺开门的时间。

并不宽阔的老街，两边是林林总总的商铺，很多都与山楂制品有关。直至今天，该县都是全国山楂制品的生产基地，进入县城，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山楂制品生产厂家，加起来不下几百家，基本上都是各种牌照齐全，门前还挂着醒目的牌匾，毫无疑问，是处于政府各个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这与我之前暗访经历不同，那些只能称作制作窝点，要么建在荒郊野岭，要么藏身寻常巷陌。

第一次走进一个工厂，里面的工人正蹲在地上，将刚出锅的果丹皮卷成卷，包装起来。他们居然就在院里肮脏的水泥地上操作，这让我目瞪口呆。生活中，我像许多女孩子一样，果丹皮经常是桌子上的常备零食。那一刻，这款健胃的食品只会让我反胃，我能感觉到这样的面部肌肉都变得扭曲了。幸好，没有工人注意我们。

因为时间尚早，工厂里冷锅冷灶的，我们没什么可拍的。第一次探访该县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回北京的路上，由于心理作用，我感觉自己像是病了，四肢无力，五脏六腑都不舒服。比起其他被曝光的东西，果丹皮离我的生活更近，恍惚间，感觉吃过的无数果丹皮都“复活”成了细菌、虫子，蠕动着，嘲笑着，那么鲜活，啃食着我的躯体。

几天之后，我们又沿着盘山路赶到该县。那里所有的果丹皮厂家都是公开做生意的，拍摄厂区“外景”很容易，我们沿着县城的主干道，以进货为由，进去偷拍了几家大小工厂，拍了很多制作、包装山楂卷、果丹皮、山楂糕的画面，当地“生产”环境的粗鄙、肮脏都被收录进偷拍设备。

好几次，看见工人在院子中间的一块木板上切山楂干，手脏兮兮的，切完之后，若无其事地从上面踏过去，接着，在湿湿的鞋印上继续切，就仿佛以近乎侮辱的表演示范我——瞧，这东西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这是小的加工厂，稍微大一点的，用小型的机器来切，但那机器所在的环境，肮脏混乱，尘土飞扬。机器切下的边角料，掉在地上，工人捡起来继续加工。

我问工人，这些山楂制品你们吃吗？他们回答得很直接：当地人都不吃，“里面东西太多了”。说者神秘地笑着，意味深长。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仅是外在的脏乱差。遗憾的是，原料加工我们却一直没有拍到。

在县城转悠了十几天，我们发现一家门面和厂房都特别大的工厂。向街上几个闲聊的人打听，获知这个工厂确实在当地做得最大，据他们讲，工厂的主人是当时县里领导的亲属，来自全国的超市和批发商都来这里进货。老板还是当地的政协委员，县里领导总去他的工厂参观。

我决定就在这家寻求突破了，我想知道，有政府支持，生意也做得最大的工厂，是否也干着和小作坊一样的勾当，更想知道，县长都经常到访的地方，职能部门的监督是否起作用。

执法人员对小作坊的山楂制品进行抽样

走进这个加工厂，的确不同反响，院子开阔，生产车间很大，几口大锅冒着腾腾的热气，正在煮着什么。

见有陌生人进来，两个男人立即迎出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说生产车间不能随便进。

“我们是从北京来进货的，可以先看看吗？”

“不行。老板不在，有事明天来，不让看。”回答斩钉截铁。

对方边说边就势把我们往外赶，这反倒刺激了我。我一边笑着说“好，明天再来”，一边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拿下这个工厂，摘下那个政协委员的面具。我给对方留下我的假名片，请他转交老板。

我天生是个急性子，凡事喜欢速战速决，尤其做这样的暗访，我摸索出的经验是，一个星期能拿下的也就拿下了，否则后面的工作越做越辛苦，成功的几率更低。

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又从北京驱车出发。那天正好下着小雪，从盘山路一眼看下去，旁边就是悬崖峭壁，看得人心惊胆战。冬日里，视线所及之处，满目苍凉，天地间一片空茫寂寥。

连续的早出晚归，那几日，我格外的多愁善感。当太阳从远山的晨雾里突然跳出来，霞光万道，我突然被瞬间的壮美感动，泪眼朦胧。

抵达县城的时候，天色尚早，我们等在门外，几乎是工人一开门，我们就闯了进去，径直前往经理办公室。

事隔多年，我已经记不得那个工厂的名字，但依然记得那个四十多岁、中等个头、身材微胖的老板，记得他有些沙哑的声音、略显深邃的眼神，还有黑色的西装和系得一丝不苟的鲜红领带。

“北京来的”，他从桌子上抓起了我昨天留下的名片，“我知道，工人和我说了。”他笑吟吟地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在北京，开了间夜总会，生意做得很大，他说如果我们去玩，不用掏钱。

他客气地让我们坐下。环顾办公室，四壁挂满了各类锦旗和奖状。他很得意地介绍说：你找我做生意真是找对了，我是县里的政协委员，我的工厂在这里也最大最规范的。

我少不了恭维一番。为了放松他的警惕，我和他闲聊起来，不知怎么就提到了我的大学生活，带上了许多真情实感。在这么一个老江湖面前，我不掩饰自己的初出茅庐，甚至刻意强调它。老板把我当成了不懂生意、又想赚点钱的小女生，接下来，他不但允许我们到车间去看，甚至允许我们在工厂里随便走走。后来因为忙，他连陪同的程序都免了，这正合我意。

在工厂后院，堆放了大批烂苹果和少量的劣质山渣。一个工人因为经常与我们打照面，已经很熟了，他告诉我们，虽说这里是山楂产地，但是哪有那么多山楂啊，何况山楂的价格比较贵，因此所谓的山楂制品大多都是烂苹果充数，加上山楂精、山梨酸钾等化学原料，调制成“山楂食品”，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它的味道比真的山楂制品更“好吃”。

在生产车间，工人将烂苹果从外面运进来，不做清洗，直接倒进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用力绞碎，再将成袋的漂白剂、食品红等色素倒进锅里，半小时后，一锅烂苹果就变成了粘稠、鲜红的浆液，色泽透亮诱人。

工人得意地说：“看见了吧，腐烂、不是山楂都没关系，我们是有办法的。”

经过工业化学制剂处理之后山楂

拍完现场的镜头，我们又跟着老板的车往北京送了一趟货，据介绍，他们的山楂制品直供一些大超市。于是我们也跟拍了一些镜头，将产、供、销的链条完全呈现了出来，节目可想而知地好看。

这次拍摄耗费了差不多两个月。好几次，因为孤独和压抑，泪湿了双眼，我努力不让它流出来。那一时期，我已经做了很多期的暗访报道，激情被黑暗、坚硬的现实消磨了许多，无力感陡增，工作只是一种惯性。整个人心是死的，麻木的。

那时我们这个节目在全国都有巨大影响，但做暗访的记者就那么几个，因此等米下锅的情况时有发生。记者当然会心焦，有压力，但是暗访类节目必然更费周折，而且不确定性也大，有时做了几个月的工作，就剩几个关键性的镜头没法拍到，也只能前功尽弃。

为这样的节目工作，我们的神经常处在崩溃的边缘，每个人都很敏感脆弱，即便是组里内心最强大的老大哥大学，有时也会坐在地上流泪。

做完这期周期相对长的节目，我身心疲惫。万没想到，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这次采访地点离北京太近了，加之我当时正准备换手机号，于是偷拍时就没有像以往那样，买一个临时的手机卡，暗访完即丢弃。

结果，节目播出的当天，我的手机就不断收到威胁的短信。

节目播出第三天，在办公室附近的马路边，我突然看见四个男人远远地向节目组办公楼张望，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是那家工厂的工人。

他们也在一瞬间发现了我，那工人用手指着我，其他几个人则对我虎视眈眈，甚至做出向下砍的手势。很快，我的手机闪出一行字：我们会要你一条胳膊一条腿。

我腿肚子发软。立即报告了节目组直接分管我的小组长，他淡淡地说：那你自己注意点吧。当我第二次向他表示担心时，他有些不耐烦：现在他们也没动手，我们也没办法，你只能自己注意了。

我的心一下沉到了冰点，我是组里唯一的女记者，但从未有人拿我当女人对待，即便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一样，一向对我们如父如兄的制片人，当时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的冷漠刺伤了我。我突然明白，对于这个单位，暗访记者只是工具，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被砍掉了一条胳膊或一条腿，单位只会拿出几十万元作为补偿费，但是，我一生的悲剧又有谁会负责？

坐在一楼的小茶馆里，我禁不住泪如泉涌，为我多年的辛苦、我曾经的英雄梦，也为他们的冷漠无情。

从未对这个单位如此厌弃过。那一天，我一直在单位呆到了半夜12点多，既想着如何躲避灾祸，也思量着这份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当我午夜出来，坐上一辆出租车，猛然看见几个男人的身影迅速地上了不远处的一辆红色轿车，向我这边逼近。

我尖叫一声，对司机大喊：快跑，他们要杀我。

他被我的声嘶力竭吓到了，本能地一踩油门，出租车箭一样窜了出去。

我哭起来，语无伦次地和司机讲了一下情况，他抓住我的手，紧张地说：“你别怕，我开了六年出租车，对北京太熟了，我不停车他们不会怎么样。我能甩掉他们，你放心。”说着他锁死了所有的车门。

我按下组里领导的电话号码，随即挂断了。我想起了他们那些刺伤我的话。深更半夜打电话，除了让他们觉得我和其他暗访记者一样“故弄玄虚”，别无他用。

在下半夜的北京，司机拉着我七扭八拐地横穿了几条小胡同，接着冲上了航天桥。很快就把那俩红色轿车甩了个无影无踪。

司机问我：你去哪里？我泪如泉涌：“我没地方去，现在也不想回住的地方，你带我就在街上随便跑吧，千万别停下来，我付钱给你就是了，千万别停。”

那时我住在单位附近的公寓里，孤身一人，尤其做暗访记者的日子里，更是无亲无友，北京对我就是个临时的住所，我的心也一直没有依靠。那样的一个晚上，那司机成了我最信赖和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而且他是个男人，我甚至几次在心里想借他的肩膀靠一靠。

“你睡一会儿吧，我不会丢下你的，今天我只拉你了，不要钱。你放心。”说着，这位年轻的司机关掉了计价器。“你一个女孩子，不要再干这个职业了，太危险了，真出了事，谁管啊，一辈子就完了……”

车内重新陷入沉默，他拉着我，在北京街头一直漫无目的地转到了凌晨四点多。

我的心在暗夜里碎成了碎片。那一刻才意识到，我之于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卑微，我不过是别人手里扬名的工具，是利益社会里的一枚小棋子，进退完全由不得自己。

天微微亮的时候，我回家取了些衣服和生活用品，接着又坐上那辆车，请司机直接送我去了车站。下车的时候，我悄悄地塞了五百块钱在他的座椅旁。

我要回家，千里之外，家是我唯一可以感受到爱和温暖的地方。那时，我年迈的父母虽然已经病痛缠身，但还健在，他们是唯一疼爱关心我的人。如果真的遭遇什么意外，他们将多么绝望和哀伤，而真正会为我流泪的，也只有他们。

我决定离开这个单位，再也不见那些人，再也不干这拿命换温饱的差事，“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只想从此作个小女人，在别人的臂弯里躲避风雨。

那个陌生的司机一直把我送上了火车才离开。火车缓缓启动的瞬间，我透过玻璃窗泪眼朦胧地向他挥着手，他也一脸茫然哀伤的样子。

一起经历了那样一个晚上，我们却没有留下任何彼此的信息。就像两颗流星，只在夜空留下匆匆交汇的瞬间。

从老家回来后，我几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办理了离开那家电视台的手续。台里的一个中心主任很真挚地挽留我：“你付出了那么多，如果愿意，你留下来，几个栏目任你选，去后勤都行，台里养你三年都行。”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却因为这句话再次流泪。

也要感激北京一家知名大报的总编。最迷茫的时候，我试探性地打了他的电话，希望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我们之间没什么交情，或许是出于对一位暗访记者的尊敬与爱护吧，他欣然接纳了我。

2005年1月1日，我正式结束了电视记者生涯，成为一名纸媒调查记者，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我一生难忘。

一年前，我和朋友在河北的那个县聚会，毫无意外地得知，一个个食品加工厂，仍旧红红火火地做着生意。除了嘴角笑一下，我再没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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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关斌斌 / 网易插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