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郎庄死了，我很怀念它

自述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著名的北京六郎庄住过将近一年时间，当时的一些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诸如房客、房东、邻家小孩等各色人等的贫穷小故事。 曾被戏称为“中关村宿舍”的六郎庄，显得和北京之名甚至中关村之名格格不入，但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却永远无法摒弃。六郎庄如今已被拆迁，但它不会消失，而是更名换姓，改头换面，以别的形式存在于另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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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郎庄近一年，竟不知道它有“中关村宿舍”的惊艳别称。真是没想到。乍听起来这确实有点儿令人惊异——惊异于它的某种恰切：它概括了集脏乱杂于一体的六郎庄和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之间极其重要、隐秘又尴尬的关系。不知是谁起了这个听上去体面又含义饱满的美名。

这个别称，六郎庄是完全当得住的，甚至细想起来，还有点不足，不足以概括六郎庄的重要性。因为六郎庄的影响范围远超出了中关村，也远超出了中关村所象征的电子科技互联网领域。靠近中关村的六郎庄，和靠近上地软件园的唐家岭、靠近CBD的化石营、靠近清华北大的水磨社区、靠近西北三环的南坞、靠近西二旗的沙河等著名的北京城中村一样，以其租金低廉、距离近便的优势和与之相应的脏乱差，为周围地段各行各业的“寻梦者”提供了初期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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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六郎庄是2008年9月底，那天下着小雨。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低矮小房子的屋檐上噼里啪啦滴着水，水汇成一片，流淌在小巷子的每一个低洼处，让我们不得不断地拐弯拐弯，左蹦右跳，前躲后闪，同时还要注意小巷子两边墙壁上、电线杆子上的招租广告。

忽然，一家门口闪出一个中年妇女，慢吞吞地用仿佛舌头打了卷儿的北京话说：“你们是不是要租房子啊？看看我这个，我正打扫呢，地板我都用84消毒液消过毒了。”是一个简陋的微型四合院，几间平房，进了朝东的永远只开着一扇的院门，正对的是正房，房东一家住，左手是窄小的厨房兼烧暖气的锅炉房，右手是要出租的房子，大约十二三平米，房子很老了，刷白的墙壁上渗着不均匀的暗黑，一张挺大的双人木板床，一张桌子，两个柜子，都很旧。院子很狭窄，约五六平米，靠墙堆放着几棵大白菜和几根大葱、去年没烧完的蜂窝煤以及几双旧鞋子。房檐下有个燕子窝，我说：“哎，还有个燕子窝呢。”女房东有点自豪：“可不吗，每年秋天就不见了，第二年春天一愣神工夫，又回来了。”

我在六郎庄的第一个房子。

600块一个月，比我和爱人的上一家出租屋便宜将近300块，就这么定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从遥远的石景山古城搬到了这里。从搬来的第一天起，女房东就告诉我们，不许使用他们的厨房，我们可以在房间里做饭，但是不能炒菜，理由是：“自己的房子，都要很爱惜的，炒菜有油烟，白墙都给熏黑了，灯也会熏黑。”后来她还特意建议，“你们啊，要是没事就别在屋子里开灯，或者买个小台灯也成，那样省电。顶灯不少钱呢，老开着容易烧坏。”

房东两口子之前都在公交公司上班，老公当司机，老婆当售票员。现在退休了，老公在公交公司看车，老婆在家当全职包租婆——除了自家院子里我们住的这一间，她在六郎庄的另一头还有一小栋楼，大约十几个房间，一个月租金收入万把块钱。

有一次我们在屋子里熬粥，热气腾腾正要盛的时候，外面咚咚咚几下敲门声，随即门被推开个小缝，是女房东伸进了头：“你们（干）嘛呢？说过不要炒菜，怎么又在炒？”我拿开锅盖让她看：“阿姨，您看，我们真没有炒菜。”

当然了，偶尔我们也会偷偷地炒一下。

我们共用一条网线，费用对半，但基本上女房东都会把路由器关掉，“人家说了，就那么插着，表也是要走字儿的。”

冬天烧暖气，总说煤又涨价了，这样一来，我们处在暖气管道末端的房屋总是有点冷，我去反映，女房东说：“没有啊，我这屋挺暖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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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她家大约三四个月后，有一次要帮一个朋友临时租房，找到她家门口时，小吃一惊，原来的低矮房子都不见了，巷子里挤起了一幢崭新的四层小楼，每层都有五六个六七平米的小房子。

女房东在门口看见我，客气地打招呼，听说我们要租房子，就热情地带我们去她家楼上一层一层参观，边走边自然而然地介绍着：“说是要拆迁，人家都在盖房子，我们也盖起来了。”到了四楼她家人住的地方，还特意带我们去看为独生女准备的婚房，一边看一边介绍每一种家具，说是在哪儿买的，什么牌子的，多少价钱，后来说：“对象是外地的，在公司上班，老实巴交，个儿也不高，你叔叔一直不满意，可是姑娘愿意，你说吧，能怎么办？”

她所说的“你叔叔”就是她老公，我们背后称之为男房东。这是一个奇人，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喝完酒回来的，一进门，诺大一个小院子里立即弥漫起浓郁的二锅头味儿。每每这个时候，除了他的家人，逮着谁都要发问一番，似乎独孤求败的高手好不容易偶遇了一个可以过招的人：“你不是大学生嘛，我问你几个问题。”不等别人应声，他就开始发问，“天安门广场多大？人民大会堂多大？中国有多少穷人？你如何让中国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如果你说，不好意思，我们不太清楚，他会立刻表现出恨铁不成钢的愤愤：“不知道？这哪儿行啊？你还大学生呢，大学生有什么用啊，不关心国家，这些都不知道，国家培养你有什么用，你怎么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这样心怀家国大事的人，却也能表现出一种自豪的通情达理。我告诉他打算另租一家更便宜的楼房单间时，他毫不含糊地说：“没问题。我支持年轻人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来安排生活。”

当年春晚，搬走时虽已三月，那小屋屋檐下的燕子还没回来打个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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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搬到了另一家，楼房，还在六郎庄，与原来这家只隔一条小巷子，房租每月450块。我们所住的一楼，大约住着七户，都是小年轻。如果说这里每天晚上的听音乐、看电视、说笑、洗漱、叫床和大清早的出出进进关门开门声，统统都算是噪音的话，那么上一家女房东的突击敲门声和男房东出人意料的诘问，简直算不得什么了——毕竟是偶尔的，并且就他们两人。但这里所发生的声响，是十几个人琐碎却真切的全部生活。

周内的白天，六郎庄多少有点冷清，只有一些老人和中年包租婆偶尔在街上来往。村子西头的菜市场，街道上的各色店铺以及只有一名医生的六郎庄诊所，虽然都敞开着大门，却少人光顾，就连平时在街道上到处跑的脏不拉几的野狗，也会找一个墙根无精打采地卧着假寐。

下午四五点钟，就热闹起来了。

从中关村和巴沟回来的衣着考究而满面疲惫的年轻上班族，从颐和园东门以及海淀公园回来的愤世嫉俗的遛弯老头，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三三两两骑车归来的玩世不恭的青春期男女学生以及顽皮的小学生，从北大西门穿越芙蓉里回来的外地来的北大旁听生，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邋遢而面目黑红的小商小贩——卖冰糖葫芦的、卖烤红薯的、卖煎饼的、卖水果的、卖棉花糖的、卖各色碟片的、卖盗版书的、卖祖传秘方的、卖内衣裤的、卖挂炉烤鸭的、补鞋的、贴膜的——都出动了。

2013年前，北京颐和园外著名“城中村”六郎庄曾有户籍人口3.8万人，流动人口超10万。

杂货铺、小超市、羊蝎子馆、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驴肉火烧、理发馆、福利彩票店、成人用品店、药店、菜市场、菜店、美甲店、服装店、鞋店，都亮起了霓虹灯，小老板和他的伙计们打起了精神，开始应对刚下班的年轻消费者。猫猫狗狗也都来了精神，在人流中穿梭追赶，乐此不疲。

一下子，街道上摩肩接踵，拥挤嘈杂，灰尘浮动，像是乡下顶顶繁盛的大集日，整个村子，哪怕是还在聚精会神下棋的老头或是坐在屋檐下乘凉的盲眼老妇，都被置入了某种不可抵挡的躁动的兴奋中。

这让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躁动，大概要等到十点十一点才能消散，绝大多数人在此期间享受生活，消费、休息、在街上溜达，然后回自己六七平的出租房里说笑、看电视、吵架、洗漱、做爱、休息，为新的一天积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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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第二家后，去二楼的女房东处登记。女房东清瘦文气，像个退休的女干部，鼻尖儿上架着个老花镜，看纸上的表格时，身子靠后，透过眼镜看，看人时，身子前倾，眼珠上翻，每一次都小心翼翼，熟练地找着那个最合适的角度。这大约是许多戴老花镜的人通常都会采取的观察法，但总给人高高在上随时都在藐视的感觉。

不管是女房东还是男房东，知道我们是大学生以后，总似乎要比见到别人更客气一些，每个月去交房租时，女房东会问，住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她解决的。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偶尔有几家说笑看电视的声音大了点。女房东说：“我给他们说说去，如果还不改就直接给轰走。”

原以为她也就是客气说说，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们在屋子里忽然听到啪啪啪的敲门声。楼道对过的一家开了门，女房东非常直接，大声说：“你们声音小点儿，这么吵还要不要别人住，要不能安稳住，明天就搬走！”大概那个屋子里住的是一帮风风火火惯了的比我们还年轻的小姑娘，一下子懵了吧，人在屋檐下，听不到哪怕一句反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