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倒爷”沉浮录

2016-03-03 15: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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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十年代后期,我走动的朋友不多。其中就有一位住前后楼的小徐。同样是结婚时间不长,与我家的捉襟见肘相比,小徐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日新月异。

小徐是个“倒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价差,倒买倒卖牟利的人)

我们夫妻偶尔去他家串门儿,看到小徐家新置的电器:美国制造的微波炉、日本原装的吸尘器之类,总会啧舌不已。小徐夫妇很热情,因为看出我们夫妻难以掩饰的对新事物、好东西的羡慕,所以一旦又添置了新玩意儿,就及时通知我们。比如他俩会到我家亲切回访,看着我家墙角的小柜子说:“这个样子太老了。”然后媳妇小于就脱口而出:“我家刚买了一套组合柜,你们要不要——去参观一下?”我还稍作犹豫,妻子已经欣然表示要即刻前往。

参观的结果自然令我十分震撼,重新回到自家的小屋里,两人不免一时无语。妻子忍不住打破僵局:“你看人家小徐……”后半句虽然咽住了,但比说出来还叫我抬不起头。

1982年,中国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的有3万人 (资料图)1982年,中国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的有3万人 (资料图)

我终于下决心,要做个兼职“倒爷”。

小徐的思想观念显然比我超前,我们时常在一起切磋心得。不过听上去,他好像也尚未做成什么特别大的倒卖项目。

直到有一天,惊闻小徐被拘了。案情大致是他把所在国营单位一台进口精密仪器包好提出去,卖给了中关村一家新开张的民办小公司。仪器原价六万元,他压价卖了一万五,指望一跃而成为令人眼热的“万元户”。结果定罪比他预期的要重,不按物品的卖价,而按原价六万元计算,他的罪名为监守自盗,量刑六年,没收家庭财产。

小徐在看守所受审期间,他家人急得团团转,托关系、找门路,不惜倾家荡产以求从轻处罚。而他的妻子则忙于频频在舞会上周旋,据她自己解释,这也是为了赶紧发展关系,大约属于“曲线救国”的路子。可等到小徐被正式宣判收监,妻子小于的一纸离婚状也同时送达。

因这件事最受触动的,是我妻子。她暂时不大念叨有关家庭致富的话题了。

2

到了1988年,可能是多少年矛盾和欲望累积的总爆发,全社会异常躁动。人们对什么事都特别敏感。国家领导人把这种情绪比喻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连我们的小家庭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

女儿出生后,物价骤涨,我那好不容易达到一百来块的工资难以坚守到月底,饭桌上于是更多地出现豆芽、豆腐之类充数。

与此同时,周围前所未有的物质诱惑层出不穷。妻子也继续保持和发扬着一点虚荣,似乎以她的自身条件,不该受这般清苦。邻居小徐夫妇的教训已经淡去,妻子不时又要提起别人家如何有关系、能挣钱。

看看人家都在大张旗鼓地相继添置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组合柜这类新潮大件儿,再看看方兴未艾的下馆子、进舞场、逛超市这样的消费趋势,难怪她感叹己不如人。

我暗下决心,多挣钱。但当时我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起早贪黑,为机关翻译外文书稿和资料。

那时规定正式出版的翻译稿酬最高千字11元,因是内部翻译的劳务,有时千字只有两三块,单位还要照章收取相应比例的管理费,以免其他没有得到翻译任务的同事眼红。而且劳务的兑现总是滞后,难解捉襟见肘的家庭急用。

出于加速实现家庭“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我背着掌管财政权的妻子,擅自采取空前大胆的举措:借钱。为了让家里早日摆上单价3000多元的彩电,早日用上1600元的冰箱,我不惜硬着头皮开口问姐姐借钱。姐姐一点没犹豫,把本该存入银行的1500块借给了我。

揣着好不容易托人搞到的“冰箱票”,我赶到海淀区北太平庄轻工展览馆,雇了“板儿爷”的三轮,满头是汗地运回来一台展销的“白云”牌双开门160立升大冰箱。此后,每月三号一发工资,我就先骑上车拐到姐姐家,拿出100元还钱。可想而知,大冰箱在我家发挥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作用,也确实及时冷却过不少自制冰棍儿和剩菜;而买冰箱借的钱,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还齐。

3

当时,正赶上“十亿人民九亿倒”,也有人归纳是“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待发展”。总之,我整日听到那么多倒腾紧俏商品和原料而致富的生动例子,不免深受触动;进而知耻后勇,急起直追,加紧联络,四下活动。没用多久,就凭着辛勤钻研,对钢铁、煤炭、水泥、汽车、彩电,乃至沥青、化肥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行情,了解得头头是道;对中间倒卖这些物资的层层回扣额度了如指掌,甚至连圈内的行话都能脱口而出。

那时候广大群众还没有寻呼机、手机,我们的小家也远未装上固定电话。装电话先是特权,后来是要托人,而且初装费实在可观,据说要五千多块。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前期投入。正在开展的业务联系,只能靠偷偷摸摸用办公电话,或四处去找收费的公共电话解决。每回在街头巷尾的小卖铺打公用电话的时候,我都能让大爷大妈听得咂舌,末了一般会多收我几毛话费。要是遇上特别重要的线索,我会直接跑腿儿,前去面洽。

周围能想到的亲朋好友几乎都叫我惊动到了,当然不少是互动的,因为他们也都怀着与我类似的致富渴望,乐意与我交换信息。经大家传播的各种信息多如牛毛,其中十有八九是没影的事儿。但就为了这哪怕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谁都抱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决心。

比如某人会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信誓旦旦地说:一帮高干子弟手中有一批紧俏货,具体地说(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在西郊某仓库,有500吨钢材!每吨报价6500元,你只要能7000元一吨找到下家,你算算咱们能净挣多少吧!(我敢拿脑袋向你保证,经手的中间人不多,也就五六个。)

到此,说者和听者都已经睁圆了眼睛。须知,那时的万元户就堪称地地道道的大款了,是许多人梦想的目标。折腾了半天,到头来的结果往往是,差不多全北京的机灵人都在传颂着同一批货的消息。

但我的确是挣钱置家心切,宁愿白跑十趟,不想漏掉一回。我顶着酷暑,蹬自行车或辗转公交车,从城东赶到城西,去见形形色色的人物,而见到实实在在货物的情况却从来没有。可见那时许多人就已经很超前地在折腾期货了。最后我发现,真正手里有货的倒爷比金丝猴还难得一见;侃爷倒是一天能遇上七八拨,还不算我自己。

4

有一个月,我的小家实在入不敷出,眼看离月初的三号开工资还差几天,翻遍了所有可能放钱的地方才找出几枚钢蹦儿。我尽量沉住气,坐到窗前冥思苦想一番。最后发现,唯一可以立即变现的,就是我的自行车!

那辆当年上初三时父母给买的飞鸽17型大链套28车,曾经让我兴奋得彻夜难眠、整日骑上它围着景山外墙绕大圈儿,现在却动了卖掉它的念头,想想也多少有点儿惭愧与不安。当年花了176元加一副三块六的车锁,虽然过去了十来年,车况仍然保养良好;从结构到外观,从动力系统到制动系统,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作者几年前拍的照片,和他曾经想卖的那辆车几乎一模一样。(作者供图)作者几年前拍的照片,和他曾经想卖的那辆车几乎一模一样。(作者供图)

听说在西城区缸瓦市一带有个“地下车市”,当场卖了就能变现,手续比到委托商店简便得多,还少了中间差价。午后,我把爱车从头到脚最后一次仔细擦洗一遍,每根车条都沾着机油擦亮了。骑上它前往十站地开外的缸瓦市,一路的心情有点儿像杨志卖刀,或者秦琼卖马。

到那儿一看,路边有三三两两的可疑人士,因为是地下性质的自由车市,所以交易迹象不大明显也属正常。不过,还是让我看出了在场的人神色都有点儿鬼祟。我推车沿着马路牙子走,果然就有人上来搭话,小声问:“哥们儿,这车卖吗?”“打算开什么价儿?”我觉得这几个人的面相不大顺眼,不是土气,就是像放出来不久,因而也就不大可靠,于是没答话,继续往前推。总算迎面站着一个比较顺眼的,也在打量我的车,我停下来。

那人声音低沉地问:“怎么着,卖吗?”

我显得老练地反问:“你多少钱收?”

“三十吧。”

因为筹资迫切,我心里能够接受,但还是说了句:“再加五块。”

那人问:“有车本儿吗?”

当时自行车不含糊,除了后挡泥板上有大牌照,还要照章纳税,有个红塑料皮的小车本子,相当于行驶证。但我出门心急,偏偏忘记带,只好说:“要车本儿干嘛?”又赶紧补充说,“不行我哪天再给您送过来。”

那人一口的胡同京腔,但依旧低沉悦耳:“跟我回家取钱吧,就跟旁边儿,这儿太扎眼。”

我正好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交易,就跟着他往前走,回头发现刚才那几个人都拿异样的眼光瞧我,我心想这是因为没把车卖给他们。拐过一个路口,来到一座简易平房前,那人停住了,同时握住了我那擦得亮亮的车把。我不能不发愣,那房子门口牌子的白底黑字是:西城公安分局治安队。

我脱口而出:“你是‘雷子’?我不卖了还不成嘛?”

不知从何时起,大家都爱把便衣尊称为“雷子”。想想也确实像埋在坏人旁边随时准备引爆的地雷。

那便衣拍拍我的肩,像电影台词儿似地说:“晚啦,进屋吧。”同时出来个穿警服的把我的爱车接过去,往墙边一摔,锁上车,拔了钥匙,装他自己兜里了。我心疼得不行,急于申辩,那个便衣再次拍拍我的肩:“怎么着?想找不自在呀?”

我被安排坐在审讯桌前的木椅子上,那位便衣舒坦地坐到对面,我现在觉得他一点儿都不顺眼。那位同志把玩着一支竹杆的圆珠笔,颠着一条腿发话了:“说吧,哪儿偷的?”

“真不是偷的,这车确实是我自己的!”

“车本儿呢?”

“在家哪!我马上给您取来还不成!”我尽量用尊称。

“别跟我这儿抖机灵了!”便衣啪地一拍桌子,怒喝道,“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到了这儿还敢跟我诈刺儿!”

“我不卖了还不行吗?”我低头认错,“下回绝对不卖了。”

“还有下回!告诉你,你不交代也能定了你的案!人赃俱在,盗窃一百块以上就够判刑的,何况你还投机倒把!”

到这时候,我的车可不是只值三十块了。

我惊出一头汗。曾经听说过,我们原来的大院里一个上了大学的邻居,因为拿了同宿舍的四百块钱急用,在“严打”期间被判四年,发到新疆沙漠去了。

便衣显然注意到了我的情绪,又审问道:“说,哪单位的?”

我堂堂机关单位的,死活不能把这事弄到组织上去,事闹大了不说,在领导和同事面前脸还往哪儿搁?如果想有点儿前程的话,不就全毁了。我只好继续央求:“我确实是法律观念淡薄,下回再也不卖了,您就放我这一回吧。”

便衣不耐烦地起身说:“不说就别想走,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

我低头想想,他们确实很容易查清一个人,再说不让他查也完不了。没办法,有口难辩,最后两害之中取其轻,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便衣当即抓起电话打过去:“喂,你是某某的单位吗?……他盗窃了自行车在这儿倒卖,叫你们单位保卫处来个人……”

我冲着电话大喊:“快把车本儿给我送来,在缸瓦市治安队!”我还算急中生智,告诉便衣的是妻子上班的电话,刚巧她也是在一个机关单位。估计妻子这回的临场配合还不错。便衣也有轻敌大意的时候。

眼看快到治安队下班的时间,妻子终于衣着光鲜地跨进门来,把车本儿递到警察手里,便衣这才意识到接电话的是我妻子,有点儿恼羞成怒,但又累又饿估计也懒得再跟我耽误工夫,又训了几句:“听着,就是自己的车也不准到这儿来卖,这是违法犯罪!记住了吗?”之后他就急着下班走人了。

我闷头骑上没卖成的自行车驮着妻子回家,妻子批评教育了我一路。这个下午,既受刺激又没面子。

5

这次不大不小挫折之后的某天,我还没完全振作起来,从家里下楼后忽然觉得眼前一亮。

楼前空地上停着几辆没挂车牌的新轿车,是那种当时令人向往的白色两厢夏利。住在一层的那位邻居,五十来岁,小个,谢顶,一副嗜烟嗜酒的黑瘦模样,平时从不与我打招呼,因为他是很吃香的某物资公司的部门经理。

我稍作打听,就探明这些车正是他弄来的,由他丈母娘整天搬个小马扎坐在楼门口给他看车,他还按经济关系付给丈母娘一点劳务费。但那位山西乡下来的丈母娘私下里跟我抱怨说:“我那女婿跟女儿黑着哪,赚了那么多钱,才给我那么一点点看车费,还不够买几个鸡蛋!”当时鸡蛋定量要票,也时兴拿粮票换鸡蛋。

我在旁边看那位经理鼓弄车的时候,与他随便攀谈几句。他打量了我几眼之后告诉我,只要能介绍到买主并且最终成交,就能得到回扣。我问车价,他说对买主就讲十万八,最低可让到十万七千五。

说来也巧,几天后我路过景山东街,顺便去看看中学同学宋家瑞,没想到他家完全旧貌换新颜。那个公私合营时被充公的老院子重归他家所有,院子和临街的房子打通成了饭馆。他家的正房里装修得相当阔气,进口家电一应俱全。

原来,宋家瑞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曾经去偏远农村插队。到七十年代末,除了嫁给陕西农民的二姐之外,他们陆续返城,但要找份工作几乎没门儿。后来“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陆续摘帽,他家以前被没收的私房大部分返还,个别没搬出去的劳动人民也变成了租房户。他家与海外的亲戚恢复了音讯,人家基本上都在外面生意有成或学问有成,雪中送炭似地给他家捎来一些美元和物品。他那资本家老爸总算等到了时来运转,但没来得及享福就闭眼了。

他家的儿女们似乎都继承了做生意的基因,正像那些最没门路的人一样,他们没什么可瞻前顾后的,先是把原来没人喜欢住的临街房改成门脸儿,成为最早一批服装个体户。一有了本钱,又大胆将四合院的平房改成特色餐厅,由于邻近名胜古迹,所以光顾的中外客人很多,声名雀起,生意火得忙不过来,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先富裕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人。他的二哥原先找不上媳妇,这回像是赶上了幸运末班车,娶回一位年轻貌美、出身“革干”的姑娘,这在十年前简直想都不敢想。他的姐姐有的成了备受羡慕的个体老板,有的趁着年龄不太大及时远嫁国外。总之,他家就像是枯木逢春一般。

聊来聊去,我顺便问他:“唉,你们家做生意应酬这么多,是不是也该买辆汽车了?”巧的是,宋家瑞他们正有这方面的意向,钱也多得正不知往哪儿砸才好。

这次见面之后,我与老同学又经过几次电话沟通,他就果真跑来看车了,先直接上楼进了我家。买卖双方本来就是商人,都挺讲规矩,不直接见面,也为了保险,只通过我这个中间人在同一栋楼里跑上跑下传话。当然,我给老同学报价就低不就高,是十万七千五,虽然人家不一定在乎这点儿零头。

条件谈妥之后,就到了关键环节,那天宋家瑞和家人拎着一只大提包进了我家。我和妻子按照事先的预演和准备,拉上窗帘,赶紧沏上茉莉花茶,我尽管不会吸烟,还是拿出一包早已预备好的万宝路高级香烟请他们,自己也点上一支做做样子。

宋家瑞如今既是忙人也是痛快人,二话不说,哗地拉开大提包的拉链,露出一提包的人民币。他们把钱一捆一捆码放在面前,当时最大面额10元,将近11万的巨款码放了一片。当然,这其中真正将会与我有关的微乎其微。

我马上三步并两步跑到一层去把卖主叫上来,卖主还真端得住,握起桌上的小壶喝了口茶,点上支过滤嘴儿烟,上楼时并不着慌。双方一共三个人当面点钱,主要是卖主沾着湿嘴唇点得很仔细,好像足足花了近半个小时,把我们夫妇看得眼花缭乱。点清了钱款,卖主随即将钥匙和手续凭证从怀里掏出,郑重地递交给他们。那时买辆私家车好像比后来简便得多。

然后略微客套几句,我和卖主领着宋家瑞一行就来到楼下院子里,打开他们看好的一辆两厢白色夏利的车门。性急的宋家瑞立刻钻进已经属于自己的车里,打着了火,车一下子就蹿出去了!

他忽然又来个倒车,众人再四散躲闪。不想他倒得过猛,眼看着就斜撞到楼前小房的红砖墙上,一边尾灯当场破碎。竟心疼得那位卖主在旁边直跺脚,并马上向我嘟囔着:“是他自己撞的,没咱们责任啊!”

我正惊讶着,宋家瑞下车看看,居然连眼睛也没眨,招呼他们的人上车,向还没回过神来的我挥挥手,说那边有生意上的事,改日再聊,便扬尘而去。

家住一层的卖主总算松口气,用汗湿油腻的手将我拉进他家,点出一叠半的钞票包好塞进我上衣兜。我还不好意思地推让,由衷地说:“太多了,太多了!”卖主说:“就这么着。下次再拉客户来!有我赚的,就不会亏了你。”他还要留我坐坐,我迫不及待地告辞了。

一口气上楼跑回家,妻子早已急切地等在门里,两人差点儿撞个满怀。我关严门,来到桌前,小心而郑重地打开包钱的《人民日报》,我俩都双目炯炯地盯着,这是平生挣到的最大一笔!夫妻俩马上各数了一遍,不多不少正好1500块!也数了差不多十分钟。妻子随后就将这笔钱妥善收藏起来,连我都轻易别想找到。当晚夫妻俩枕边商议的话题不再是明儿吃什么,谁买菜,买什么菜,而全都是对未来家庭现代化建设的憧憬与规划。

1982年,中国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刑的有3万人 (资料图)1988年9月,北京西单商场,“凭票”购买的冰箱(图:蒋铎/CFP)

6

此后的日子,我像着了魔,全力以赴寻求买主。与各色人物不厌其烦地打交道,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投入进去,甚至将家务活儿理直气壮地脱开,同时逗孩子的宝贵时间也不得不牺牲了,妻子虽有怨意但也一时无话可说。

当然,这样的经济活动可是相当的熬神费力,而且再不像第一次那么走运,毕竟老同学老朋友当中有购车意向的暂时还只是宋家瑞一个,不容易迅速发展壮大。结果,我锲而不舍地通过外围的人际关系,终于又牵线成交了三回,卖出两辆夏利和一辆东欧车“达西亚”(车价六万一,回扣相应减为1000)。对于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块的我,这外快的确令人鼓舞。

这样的业绩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心理上的影响,感到离“万元户”的富有标准不那么遥远了,因而变得比较财大气粗,首先一出手给了小侄女二百元压岁钱。我的弟弟有些吃惊,觉得不妥,要在我冷静之后退给我。我悄声对他说:“没关系,发了一笔!”我已经及时还清了借姐姐的钱,终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了!

三千块钱的进口大彩电已经搬回家来了。买电视艰难,其实看个电视也不容易。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的时候,往往专门要有人跑到外面摆弄天线,一边转方向,一边冲屋里的人喊:“怎么样啦?”屋里调电视的人面对一屏的雪花忙得不亦乐乎,终于抓住信号赶紧喊停。电视天线一时间成为某种刚富起来的标志,外面每幢居民楼的顶上都支满了五花八门造型的天线。

不过,大概正因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反而使我后来的商务活动日益艰难,这或许也与市场环境的恶化及人心的复杂化有关。总之,我的这类忙碌再也没见到实效,尽管经验比以往丰富多了。

到来年的四月中旬以后,全社会反腐败反官倒的潮流起来了,我像许许多多人一样置身游行队伍中,跟着高喊“打倒官倒”,发自内心地不满社会生活的一些混乱与不公。至此,我这个人的“倒爷”生涯亦告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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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arl Mydans/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