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贵阳甲秀广场,我被一位年过半百的站街女搭讪。
那是2011年11月,我来贵阳的第二天。
找女人可要小心啊
前一晚我住在省府路,通宵拆迁的工地吵得人不得安宁。宾馆服务员告诉我,贵阳四处都在拆迁,没办法。他们报过警,警察来了,工地停十分钟;警察走了,又继续。
第二天,我就换到了文昌阁附近。这里紧挨贵阳老城的东门,向西走一公里是商业中心“大十字”、“小十字”,往南有新建的电梯公寓和现代化商业综合体,是贵阳最热闹的地方。夜幕降临,贵阳的夜宵摊占领了街道,滋滋的油烟声和人声混在一起。
我决定到河边走一走。沿着文昌南路向南,经过亨特国际、几家快餐店和啤酒坊,立交桥下的烧烤摊,性病、胃肠急症诊所,走到沿河的狭长绿地。绿地的西侧,是贵阳曾经的第一高楼喜来登酒店,北侧是现在的第一高楼凯宾斯基大酒店,还有在建的亨特国际金融中心。夜晚的南明河灯影绰绰,看不清水的颜色,我戴着耳机,靠在河边的座位吹风。
十分钟后,我意识到什么事不对劲——一个身着打底裤,超短裙,绒边帽衫的女子至少第三次经过我。我看她,她就停住,盯着我;我转头避开,她又接着走,和前面另一拨男子交谈。看样子他们并不认识。交谈几句后,短裙女不急不缓地在我们面前来回踱步。
我猜我应该是撞见站街女了。
我承认自己对她们感到好奇,但又不太确定自己的判断,便离开河边的座椅,走向公园深处。公园里,出现了更多类似打扮的女人,年龄看起来也都不算年轻。
不远处一个女人正和亭子里的男人交谈,随后又站起来走向我。女人先用贵州话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什么?”我说,“找我有事吗?”
“哎呀,还能有什么嘛?”她走得更近了,径自坐在我旁边。
我下意识地把手机放在兜里,拿不准她要做什么。是准备塞给我一张“男女公关,上门服务,可开发票”的宣传单?还是带我到哪个隐秘的会所?
“直接一点嘛,”她说,“搞不搞女人?”
“女人?哪里?”
“这里。”
“你?”
“对啊。”她摇着头笑了。
这是一副很僵硬的笑容。不是她不够真诚,而是化妆太浓,皮肤僵硬得嘴角都很难弯曲。她挎着的紫色皮包鼓鼓囊囊,雪地靴偏大,方脸,烫发。此时正抱着手,坐在我身边直直地盯着我。
“小伙子,别看我们岁数大,有些人就喜欢经验丰富的。”她指了指黑暗处的一家宾馆。
“哦,一次多少钱?”
“八十块。”她拿手比划着,“十块归宾馆,我只能拿到七十。”
我扫了一眼公园,阴影里,有四五个女人缓慢地移动。她们中间,偶尔走过袖着手的中年男人。一个小时了,公园里都是这些身影。我想,他们可能认识,或者就是一伙人。
“怎么样,试一试吗?”她追问。
我解释说,抱歉,确实没什么兴趣。
“放心,我很注意的。”她又劝我,以为我在担心疾病。
我仍然摇头。
她拍拍鼓囊囊的包说:“我都自己带吃的,这里乱,别人给的东西我都不收。考虑下嘛,小伙子。”
“算了,我没什么兴趣,你再转转吧。”晚风一吹,我非常冷,双手握着栏杆发抖。
“是嘛?那算了。”她耸了耸肩,挎上包,眼睛盯着别处说:“不过,这里什么人都有,找女人可要小心啊。”
知道贵阳的厉害了吧
意外地,我发现这次遭遇能让我和新认识的贵阳人快速找到话题。
一位质监局的公务员对我说,他从未遇到过站街女;另一位某事业单位的同学也这样回答,不过他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告诉我,站街女问题是贵阳的“痛点”。
与这些办公室职员不同,我和出租车司机提起甲秀广场的经历,他们全都会心一笑。司机师傅还分析说,我碰到的一定是“仙人跳”。
“八十块?不可能。一定有同伙跟在附近,等你开房,就踹门进去,把钱都抢走,拍几张照片,你还不好说什么。”听起来好像是这一回事:公园里的确有很多形迹可疑的男性。师傅很得意,“那就是骗子,幸好你没上当。”
另一次,我和一位黑车司机谈了起来。还没讲完,他就打断了我:“那地方不行,骗子多,不健康。”“你晚上去黔灵山公园转转。”师傅打着方向盘,头转过来看我,“不过去年打击了一阵,黔灵山的也没那么多了。嗨,你还是去正规点的地方,会所、洗浴中心,贵一点,但是安全嘛!”
司机又说了几个地点,多在贵阳老城,这也和2010年贵阳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学生论文《贵阳站街女现状调查及思考》相符,文中梳理出贵阳城区的十一处站街女地段,并估计贵阳的站街女至少有250人。十一处中,七处在老城区,包括贵阳人民广场的塑像前。
贵阳街头闹市区,乞丐与匆匆走过的路人。(图:CFP)
老城区,指的是云岩、南明两个区,群山环绕,人口密度一度高过香港和上海。这也是当地人口中的“贵阳”,无论是市政府所在的新城区金阳,还是周围的花溪、乌当、白云区,坐车到老城区,都叫作“去贵阳”。
在那里,即使到凌晨两点,你也能轻松地找到不同种类的夜宵、卡拉OK、洗浴、按摩。因此自然也是站街女和乞丐的聚集地。
我在天桥上见过弹电子琴的乞丐;在富水中路,见到一位鼻子顶了一米五长的铁杆,五秒钟就换一个鼻孔的乞讨者;还有一个人拿着电饭锅的内胆,拴着一个八九岁大的孩子,向行人面无表情地讨钱。
更常见的,是玻璃幕墙包裹的高楼,紧挨着一座外墙掉了色的老楼,旁边是铲车、吊车、运土车穿梭的工地。
到了晚上,如果站上文昌阁或者甲秀楼观望老城,夜色掩盖了灰暗,留住那些闪烁的霓虹灯。高低错落的山城仿佛重庆,河边的建筑又像上海。
贵阳还有一个外号——“小香港”。
最早,这是贵阳人对高物价的自嘲,后来被演绎成了城市的特征。一些层面上,贵阳和香港的确相似:人口密集、楼间距小、物价高、贫富差距大。夜晚的宵夜,白天的乞丐,密集的人群,在紧邻的高楼和拆迁工地之间走过,皆是“小香港”的经典景观。
我的大学室友徐佩在贵阳工作,2014年第一次来签约单位报到,一位师兄请他在街边摊吃烧烤,结账的时候发现接近两百块。
“我以为算错了帐,又算了一遍”,他说,“结果真是这么多钱,比成都还贵。师兄告诉我,知道贵阳的厉害了吧。”
三年之内让你买房
像徐佩这样来自河南,在成都读书,最后到贵阳工作的人并不多。
贵州是中国主要的劳务输出省份之一,但作为省会城市,贵阳的人口仍然缓慢增长。它的人口流失到北上广深或者国外,靠着省内其他地区的流入作补充。
他一直犹豫要不要离开贵阳。“这里生活舒服,地方小,很方便。但没什么产业,想要做点新鲜事,想有更大的发展,都得去北上广。”
徐佩的女朋友来自贵阳周边县,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一份北京的工作回到贵阳。我问她喜欢贵阳哪里,她撇一撇嘴:“我不喜欢这里。吵、乱、东西贵,可是我也不喜欢北京。如果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城市,就不会待在这儿了。”
“偏远”、“落后”、“高物价”、“发展小”……但有一件事让这些都变得可以忍受:房价。
“当初单位到成都招聘的时候,领导就把贵阳的劣势都说了,一点没保留。”徐佩说,“但他保证我们一件事,只要工作稳定,三年之内肯定能付得起房子首付。”2015年9月,贵阳的新房均价在4600元/㎡左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在全国房价快速增长的五年里,贵阳的房价几乎没有涨过。
徐佩已经在贵阳工作了快两年,他正在考虑买房问题。他和女友考虑了很多处楼盘,但排除掉了离市中心五分钟车程,房价最低的花果园公寓。因为每到早晚高峰期,那里都会堵到寸步难行。
花果园是贵阳超级大盘的代表,建筑面积1830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的三个天通苑,六个回龙观。而这样的超级大盘在贵阳至少还有十个。
我请徐佩带我到花果园看看。在紧靠着购物中心的售楼处,一进门,像是走错进了超市,勉强找到了一张沙发,和另外一拨人拼坐一起。对面是一位中年妇女,皮肤黢红,发丝散落,一个胸口大的红包放在腿上,正紧张地看着贷款柜台。周围座位都是类似打扮的人,穿着黑西服,敞怀露出红色秋衣的男人四处打望。导购解释说,最近周边市县买房的人比较多。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售楼?”我问。
“四百多吧”,他面无表情,“最多的时候接近三千,都在贵州其他市县拉人,免费大巴接过来看房,许多人当场就买了。”
“多久能交房?”
“2017年”,他说,“都是这样,我们现房比较少。”
接下来的一天,我又去了城市东北部的另一个楼盘。如果坐83路,会先后经过木瓜田路口、王家桥、水东路口、水东路、渔安村、大洼、小车寨、白沿脚,突然,站名变成“中天未来中心”、“未来方舟”。这些名字背后,曾经是后冲、老熊田、安井村。“未来方舟”不远处的“保利温泉新城”,五年前还叫作水牛田、冲门口、叶家庄。
新楼盘的导购沙盘像游戏“sim city”(模拟城市)的地图,四座15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站住四角,一侧的山坳是大型游乐场,一侧是大型商业中心,还有5A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和游戏更为相似的是,到目前为止,这里都还只是一张白纸。
2000年开始,市政府希望能将人口引流到新规划的金阳,市委市政府都搬了过去,但贵阳人仍不买账。现在,南明、云岩的50平方公里的建筑用地上,生活了150万人,由于路窄车多,2011年,北京以外的第二个汽车限购城市出现,让全国媒体大吃一惊:不是上海、广州、深圳,而是贵阳。
下一面的贵阳
离开贵阳前的最后一天,我早早起来去了东山上的电视塔。
据说电视塔上有一家旋转咖啡厅,能俯瞰贵阳城。我打车到了山上,一位阿姨告诉我,旋转咖啡厅早关了,你就在这台阶上拍几张照片。
晚上和徐佩吃饭,他告诉我说,领导对他还有些重视,他想再看看贵阳的发展。我们聊到前几天去的一家酒吧,酒吧老板相信他可以在贵阳开起来,毕竟,这么高的酒类消费,层次不能总停留在哈啤青岛勇闯天涯。
酒吧老板说,虽然偏远,贵阳还是一个世俗而有活力的地方。
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坐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赶到火车站,看着贵阳站正对面,形状神似北京国际饭店的贵州通达饭店,实在无法想象,下一次见面,贵阳会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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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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