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原的夜空下数星星

前言 青藏铁路通车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来到西藏。他们寻找灵感，游历风光，感受西藏多元的文化。而当大部分人离开后，也有一些人选择留下来，在西藏开始新生活……

1

瓶子，四川人，真名王雅。

2010年年末，在重庆做记者的瓶子到拉萨散心游玩，和一帮朋友在拉萨河边散步、晒太阳、看夕阳。也是在那里，她许下了开客栈的承诺。对于她而言，这算是一种寄托，也是梦想。后来当瓶子决定开客栈时，就把客栈开在了拉萨河边。

在重庆，瓶子住在江北区的一个高层楼里，那里可以看到重庆漂亮的夜景，但是她却觉得没有一盏灯属于自己。当她踏上西藏这片土地，心中的感觉变得愈发强烈：眼前的任何一片地都可以随地而坐，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决定留在拉萨。一开始父母都不知道，她开店他们都不知道。两年后，父母和同学才知道她在干什么。比起从前，瓶子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一年只有夏季较为繁忙，照顾客人，打扫客栈。冬春季节客人较少，大部分时间，瓶子都是在看书、晒太阳，去拉萨河边散步，或者和朋友一块去甜茶馆聊聊天。

在拉萨经营客栈的成本很低，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拉萨开客栈，竞争激烈，很多客栈都不盈利。瓶子时常想要放弃。每到那时，她都会去八廓街看看朝拜的人们，看看他们还在坚持的做自己的事情。

“瓶子认为：唯一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状态，以及热情。”（作者供图）

瓶子说，在西藏生活着三种人：一种是当地藏族人，一种是在这里工作、生活、扎根的汉族人，第三种就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不是为了生活生计，而是为了一种理想化的随性状态留下的人。而他们内心里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所谓的“藏漂”，他们只是把自己当成在西藏生活的一部分人。

瓶子很不喜欢“藏漂”这个说法。近几年，拉萨来了很多年轻人，白天喝甜茶，晒太阳，晚上摆地摊。他们总觉得西藏的经济、发展，甚至思想，都跟不上内地，天生带着一种优越感，进而在当地人面前炫耀内地的生活状态。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多到最后他们也被称为“藏漂”了。

高原上的缺氧、物资匮乏，以及无比遥远，也让他们这些“藏漂”拥有另一个称号——“藏熬”。瓶子说，当你觉得这一切都不再重要的时候，西藏就是天堂。

唯一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状态，以及热情。

“用无所谓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对于瓶子来说，最好的生活就是随遇而安，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种状态。瓶子希望自己的客栈，是个能够聆听不同人的故事，以及讲述自己故事的地方。而也是因为她的热情，客栈真的让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感情。有个租客故意把年假留到冬季，每隔一年便回来一次。

但当问起瓶子对于西藏最大的愿望时，她又说，希望来西藏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大批游客到来之后，改变了西藏很多东西。瓶子的客栈每年都会接待一个拾荒者团队，这个队伍每年都会去羊湖捡游客丢弃的垃圾。

人多了，很多东西都变了，味道也就变了。瓶子觉得西藏就应该像布达拉宫一样，不管过多少年，它都会安静的在那待着，不会变。

2

满馨蔚，贵州人，手风琴演奏家、歌手。

“背着自己的手风琴，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这是满馨蔚的自我介绍。在她的歌曲《菩提树》里，梵音与藏乐融合在一起，那是她对理想的一种膜拜，也是她内心深处的童话世界。

在拉萨生活了8年，满馨蔚从心底里喜欢这座城市，人们的防备心低，彼此相对真诚。生活在其中，仿佛很多人都和自己相近，活得很自由，很随意。

从小学音乐，一直到读大学之前满馨蔚都是按照父母的意识在活：进入音乐学院——其实她也一度排斥过，但最终也并未放弃。“我觉得我从小就学这个，而且我爸那么喜欢，凭什么你说它不好，它就不好？”

但满馨蔚也的确放弃过一次。毕业后，满馨蔚开过一个小酒吧，觉得有了自己的酒吧，可以想演奏什么就演奏什么。但是开业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她每天晚上都需要喝很多酒，相同的音乐演奏八九遍。“你看见手风琴，真的不想再去演奏它，没有那种感觉了，”满馨蔚说。

满馨蔚把手风琴放在了一边，一年没有碰过，整个人仿佛跟音乐完全不相关了。直到后来，一个阿姨找到满馨蔚。阿姨小时候想学手风琴，但家里没条件，40多岁以后想把这个梦捡回来。因为这件情，满馨蔚又重新开始了音乐生活。失去过才知道珍惜，满馨蔚告诉自己：“下半辈子就这样吧！音乐这个东西，就像每天的饭一样，它不可能再离开你了。”

非典那年，满馨蔚准备和几个朋友在深圳搞乐队，由于准备不足，最后乐队的事情失败了，她回到成都读编曲研究生。毕业后，满馨蔚便带着一个音乐梦来到了北京。

2006年，满馨蔚参加西藏电视台藏历年晚会，期间遇到藏族编舞师巴茨，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2008年，满馨蔚离开北京，嫁给了她的藏族男友巴茨，在拉萨开始了新的生活。

满馨蔚第一次带着老公巴茨回贵阳，晚上散步的时候，街上人很多，巴茨一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问她：“什么人们的脸上都没有表情啊？”她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巴茨一下就把自己装成一副怪模样：走起路来脚撇着，整个人看上去就像羊癫疯要发作一样。巴茨一直那样走着，满馨蔚就跟在他后边，但是旁边根本没有一个人理他。

当人们把自己内心最真诚的善良都藏了起来，满馨蔚不能接受，“有时候，关爱可能就是一个眼神或一个微笑，而在拉萨，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来到拉萨后的8年里，满馨蔚只发表过十几首作品，每一个作品都经历长时间的打磨，力图还原生活的本真。虽然只是有少数的歌迷关注到了这些作品，但她还是坚持的创作着。“民间艺人不存在创作的黄金时期，我想到80岁，我还会这样一直创作，延续这样的状态”，满馨蔚说，“随时都准备着，努力尝试，哪天该出来的东西就自然出来了。”

”'民间艺人不存在创作的黄金时期，我想到80岁，我还会这样一直创作，延续这样的状态'，满馨蔚说。“（作者供图）

最近，满馨蔚发表了一首新歌，叫《今年我35了》。她在歌里唱到：
“今年我三十五了，才体会成年意味着什么，
快乐、烦恼、疑惑， 不止这些；
三十五了，和你在马路上吃冰棍；
三十五了，在高原的夜空下数星星；
三十五了，穿上二十岁时的牛仔裤；
三十五了，又干嘛了呢（贵州方言）；
……
三十五哦，其实还是就想做点事呀。
三十五了，想哪样都没得用，该搞哪样就搞哪样。
……
到最后你会发现：我只能做我自己。”

3

冯琳，江苏无锡人，2013年初开始，在救助儿童基金会拉萨项目工作。

大学时，冯琳在南京医科大学学护理专业。五年大学之后，她进入南京一家三甲级医院，一年之后，她便放弃工作去比利时留学。

回忆起在医院工作，冯琳至今仍然觉得压抑。那时候她在肿瘤科，冯琳时常感到无力，觉得自己根本帮不了病人。有时她遇到的病人没有钱，也没有医保，把仅有的钱放到医院，两天就花掉两万块。作为一个护士，冯琳不得不告诉他：“你的钱花完了，你要继续打钱，要不看不了病。”

冯琳觉得很残忍，没多久就离开了。

2012年冬天，冯琳回到中国从事NGO工作。当她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和楼群；地铁里，人们挤入狭小的车厢，所有的空间里都涌动着人，噪杂的铁轨音在耳边沉闷的呼啸；人们的表情紧张凝重，她总感觉整个氛围都不对。在比利时的火车站，人们走进来走出去，可以看到别人是笑的，或者是一种平静的样子。“可能是刚回来，自己有点不适应”，冯琳说。

她想起在比利时，自己经常跟同学去河边晒太阳。比利时是一个多雨的国家，很少有太阳，有太阳时，大家都会出去享受阳光。偶尔还会把桌子搬到河边吃饭、跳舞。当时，冯琳心里想：“可能这个地方，我带不走什么东西，但是真的很想把这种生活方式带走。”

很快，救助儿童基金会拉萨项目刚好有职位空缺，申请之后一周，她就来到了拉萨。 “有的时候是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有的时候是命运选择你，来拉萨可能是双方面的结果吧。”而对于冯琳的大多数朋友而言，她生活好像是一个梦——一个很多人都想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勇气去做的梦。

基金会在西藏有几个培训项目，一个用以提高乡村医生的诊疗水平；一个是针对农牧民，希望他们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医疗健康意识。冯琳负责挑选并翻译适合用于西藏农牧区的培训资料，以及对项目的跟踪、随访和评估。

高原自然环境恶劣，人口居住较为分散，交通不便。初到西藏，冯琳一直不太习惯。有一次，冯琳在藏北牧区走一段60公里的路，在颠簸的土路开了4个小时车，像坐在弹簧上一样。

每当冯琳到藏民家做客时，心里都感觉很舒服。当地人都很好客，虽然他们不认识你，但你到了村里，他们就会把你叫到家里，盛满满一大碗酸奶给你喝。虽然很多东西冯琳都不太习惯，吃完后会拉肚子，但是她还是每次都会把它吃完。

冯琳的大部分同事是藏族人，一开始的时候，也产生过一些矛盾。冯琳性格比较直，但是藏族人通常都较爱面子，不会当面直说你在工作里的错误，但是冯琳更喜欢直接交流。经过一段时间，藏族同事渐渐理解了冯琳的性格，开玩笑时会叫她“康巴汉子”。后来，还给她起了一个藏语名字——希热拉姆，“希热”在藏语里是智慧的意识，“拉姆”就是仙女的意思。

更危险的状况也时有发生。

2014年5月份，在海拔4000多米的那曲下乡时，冯琳得了肺炎，回到拉萨后，住了一个礼拜的院。在高原上患上心肺疾病是很危险的，冯琳笑着说：“还好，上天可能还是挺眷顾我的，没什么大事。”

工作之余，冯琳最喜欢坐在大昭寺门前看人磕长头，坐在被磨得光亮的石板上，仔细看他们是怎么磕的。阳光好的时候，坐在那里晒太阳，和旁边的人聊天；或者往里走，穿过圆圆的八廓街，走进窄窄的巷子，路过古老的水井。

每当这时，冯琳总会有很熟悉的感觉，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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