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的是长江

1

听上了年纪的打渔人谈起峡江鱼，我眼前像是又推开了一扇峡江之门。

打渔人叫袁大荣，住在老巫山县城起云街94号。老县城就在巫峡镇，起云街在老镇靠长江不远，是一条道路宽不足两米、曲曲折折专卖杂货的古巷。老袁的家就在这条街的拐角处。天气闷热，开着电扇的屋里也不如阳光照不到的街上清爽。我与他干脆摆上小竹凳，坐在家门口聊了起来。

老袁家本是云阳县人。老袁爷爷有弟兄两人，从前在云阳种田、开作坊，生活过得蛮不错。可宣统年间一年着了四次火，烧光了全部把家底，爷爷只得带着全家跑去奉节找出路。人生地不熟，辗转又到了巫山，就买了一条小棚船，下到江上学着打渔养家。

一生劳累，袁大荣爷爷很早就去世了。长年跟爷爷在船上帮忙的父亲接过船继续捕鱼。渔船虽说不大，但出去一趟，风里浪里，上至万县、下至宜昌，经常也要跑300多公里的水路。老袁13岁那年，跟父亲上船。临出家门，母亲搂着他哭了好久。

老百姓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江上行船等于“血盆里抓饭吃”。峡里到处是险滩急流，船毁人亡是家常便饭，母亲怎样都放心不下。

直到后来她自己也上了船，心里反而踏实了。

如今的袁大荣已快70岁，个子不高，胖胖的身材，肌肉很结实。见惯大风大浪的人，即使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他谈起来，也不过是平淡如水。

问他行船遇到过什么危险，他就说：“没听说翻过渔船，河底都摸清了，一代传一代不会有危险……”老袁不认为他有多少出生入死的经历，不管什么事从他嘴里讲出来，都是三言两语。

老袁说，和父亲一起捕鱼的时候，江上的鱼还多得很，捕到七八十斤重的大鱼是经常的事。1948年正月，他在巫山对岸南碛坝用滚钩钩住了一条200多斤的“腊子”，也叫“霸王鞭”，就是现在人说的中华鲟（现在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那天早上晚下了钩，我就一直守着。没有多久就钩住了一个大家伙。肯定是条大鱼。我拼命拉住钩的一端往岸上拽，生怕它逃脱。”

“以前捉住的大鱼，十有八九都挂不到，钩子也让它们背跑了。这次发现及时，大家伙没跑脱。拉到岸边一看，是条很少见到的中华鲟，可把我乐坏了！”

中华鲟脊背硬得很，蛮劲很大，有两米多长，在岸上滚了半天才死掉。在那个时候，捕一条大鱼算不得什么，但捕到中华鲟依旧是个新闻，很多人都围上来来看。袁大荣把这个大家伙切成块块，很快就卖掉了。

这种好事并不常有。平日里，渔人生活大多艰难，整年月地风里来雨里去，鱼却卖不出好价钱。

“渔船上有个活水舱，打到百多斤鱼时，拿到市场去卖。满心指望换点现钱回来，但鱼再新鲜也常常卖不脱。特别热天，鱼卖不脱（完）要臭。鱼价甚至降到一两分钱一斤，也经常没人要，真是好伤心。”

袁大荣直到今天想来，依然感慨：“爸爸不忍心把卖不掉的鱼扔到江里，这个差使常由我来做。”

2

老袁和我坐在起云街94号他家门口，整整大半天。但街上过往的熟人太多，谈话总要被打断。我与老袁相约，第二天一早到江边继续聊。

转天清晨，在江边约定的地点，我们几乎同时到达。老袁穿着短裤背心，手持芭蕉扇，潇洒地从对面向我这边走过来。他的背后就是云雾缠绕的巫峡西口，等腰三角形状的文峰山高耸在峡口北岸，尖尖的山顶直插云霄。

巫山，还是那片山；巫峡，还那个峡；但峡江变了，变得早已不是从前那条江。

“1954年，成立了互助组。将9条船‘互助’在一起。”这是当地打渔人遇到的最大的改变。老袁觉得成立互助组有好处：譬如上大滩时能够互相帮助拉着，比单干时强多了。当时一条船每月最多能打到500斤鱼，每月拿多少钱，由大家评议。绝对没有私下交易。

“那一年，突然各色人都上江捕鱼了，过江船也增加了许多。”（网络图）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各地都在成立“人民公社”。老袁的互助组因船少，就改名为巫山县城关镇巫山渔业社。船一下都归了公，但没有易主——驾自家船，性能熟悉，也安全些。

也是那一年，突然各色人都上江捕鱼了，过江船也增加了许多。船一多，鱼就不易产籽，往后三年，损失很大。

“长航局航道站的人用柴油发电机在峡江沿岸放电烧鱼，一天能烧死几千斤。连平时很少捕到的中华鲟也烧得到处可见。被烧破了鱼膘沉到江底的鱼不知还有多少。我们联名向国家水产部反映这件事，现在也没有下文。”

老袁忿忿地说个不停：“‘文革’以后，在江上（电）烧、炸、捞的人就更多了。现在的情况更糟糕。有的私人就用5马力的那种小型发电机在江上烧鱼。沿江每个县都有渔政管理所，说是负责监督处置那些人，实际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如今鱼不好捕了，那些人又想出新办法毒鱼。用 ‘鱼毒精’ 或巴豆制成的毒药放到江里。上游撒，到下游捡。江里毒不到，就到溪河里毒。加上现在厂矿污染水，如磷肥厂、氮肥厂的污染水都进了长江，鱼哪还有活路？”祖祖辈辈打渔为生的人，已经不能靠打渔生活。

老袁说，巫山城真正靠捕鱼谋生的，现在只剩两户了。

3

老袁的痛苦，远不止于此。

“‘文革’前我当了11年渔业社的主任，统一管理八九十条船的渔业社的账目。‘文革’中有人说我在账上搞邪门歪道，给我贴了很多大字报。我心里委屈得很，但谁又能相信你委屈呢？”事情越闹越大，认为老袁不清白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人想借机把他搞掉，还从县银行请来5个人，专门来查他这11年的总帐。查了个把星期，不但年年帐目清楚，还多出一分钱。

老袁以为组织会出面给他恢复名誉。但他们只是单独和他谈了一次话，说这是一场误会。

1986年县里组织成立水产公司，老袁再没有心情干下去。“夸张一点儿说，捕鱼的船都快比江里的鱼多了，能捕到多少鱼？”

老袁清楚宜昌至万县这几百公里江水下的情况，却不知芸芸众生里的自己该怎样活。

1990年的一天，他心灰意冷地告别了打渔船，连头也不回地走了。那天他喝多了酒，他举着酒杯训斥立在一旁的两个儿子：“你们，谁也不准……咱家再也没有人打渔了……”他哭了，堂堂七尺汉子生平头一遭泣不成声。

哭声之高，惊动四邻。大家争相劝慰。老袁伏案告曰：“让我痛快地哭一回，我哭的是长江，江里没鱼捕啦！”

4

见过老袁的第二天，我雇了一艘小船飘进巫峡。寻前数日往神女峰途中遇到的一户船上渔家。

船主小蔡的眼力好，最先看到了那只船：“你看！哎——”他指着前面靠江边飘荡的小船大喊。小渔船也发现了我们，先一步把船泊在岸边等候。我们各找到一块得体的石头，面对面坐下。

“在巫峡里待了多少天了？”

“一个多月。”

“离家多少日子？”

“正月二十从家出来，有十个月了。”

这只破破旧旧的小船，竟然是越过了千山万水，从千里之遥的铜梁县虎峰镇驶来。

船主罗大江35岁，妻子春玉带着两个女儿站在一旁，大女儿叫罗明，小女儿叫罗红。罗大江十三四岁时即拜师捕鱼，先后拜了4位师傅，外出捕鱼也有20多年。

往年他们一家都飘泊在乌江一带，今年闹过元宵再进乌江，突然捕不到鱼了，罗大江这才调转船头开进长江，一路顺流而下，直到了巫峡。

从前他一直不敢到长江来，“长江的风大浪子大。”但现在——用大女儿罗明的话说，“没办法，要生活！”

罗大江说，罗明很喜欢读书，可刚上学就得了甲亢，到四年级也没好。加上家里穷，就让她跟着上船了。初到船上，她还在渔船泊岸的空余时间里，找一个地方自己读书写字。有一天，罗明问妈妈：“我还能回去读书吗？”“读书要许多钱，我们没得钱。”妈妈想了半天，如此回答。罗明低下头。

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夜晚，她偷偷地把书本全扔进江里。

罗明请我参观了她家的船。方寸之地，极尽所能。长两米多宽一米半的棚舱是全家人的床。棚舱两端空余处，一端放着杂什，一端摆着已经洗好的衣物。罗明把放衣物的盆挪开，掀起一块方方正正的船板，告诉我，“下面是活水舱。”果然，盛满江水的舱中，有几十条黄姑头儿游得正欢。

当时，巫山神女市场麻花鱼的价钱每斤4块，黄姑头儿每斤可卖到15元。罗大江这些天运气好，不用网而用钓钩，就钓到30多斤黄姑头儿。他想去巫山城神女市场把鱼卖掉，但听说县渔政部门查外地船的风声紧——“凡是外地船捕鱼到市场贩卖，一律没收。”

卖与不卖，他一直在犹豫中。不过卖鱼已经和过去不一样——躲避工商渔政，与买主讨价还价——这件事情，单是女儿罗明就已经完全能够胜任。

小小的渔船飘过数不清的如诗如画的山和水，但一家人的生活却充满艰辛与苦涩。遇到雷雨天，还要心惊肉跳生怕突遭不测；在峡里捕鱼，又怕渔政船追来罚没；捕不到鱼卖不到钱，大人好将就，最怕饿坏了孩子。

当我问罗明“将来你要做什么”时，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突然失去了光亮。

“你想打一辈子渔吗？”

她摇头。

“想读书吗？”

她扭过脸，哭了。一旁的小妹拉紧她的手，用那双含着怨怼和同样茫然的目光望着我。

分手前，我给罗大江全家照了像。罗明以试探的口吻问我：“伯伯，再给我和妹妹照一张行吗？”“行行行！”我连连点头。罗明微笑着面对镜头站着，她的妹妹却是噘着小嘴贴着姐姐的胳膊斜着眼睛看我。快门响了两次之后，罗明还站在原地微笑，好像在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5

2002年4月，我再次到巫山，向小蔡打听罗大江，他告诉我，大江的小船还在巫峡，常常碰到。我决定抽空再去看看罗大江一家。出发前，我还特意到新华书店给罗明姐妹买了几本精装的儿童读物和几袋小食品。

小蔡说，罗大江一般靠南岸行船，泊靠也是多在南岸边。我们的船就擦着峡江南面逆水缓行，过了很久，将到神女峰对岸青石滩西边的神女溪入江口，才找到罗大江家的船。

大江在整理渔具，妻子春玉正在岸边忙着用气化炉烧饭。见我们到来，她赶紧从舱里抱出一个塑料暖壶，给我和蔡天倒水。小女儿罗红似从天降，突然出现在妈妈身边。“姐姐呢？”我问。“她不在。”春玉眼圈一下子红了，而依偎在她身边的罗红“哇！”地大声哭起来。

我感觉罗明肯定出了什么事，但春玉不说，大江也不说。环顾四周，也根本没有罗明的影子。我只得把事先准备好的几袋小食品送到罗红面前。她没有伸手去接，扯着妈妈的衣角，抬起挂着泪珠的小脸望着妈妈。

“谢谢伯伯！”妈妈示意罗红。罗红还是不动。

春玉把小食品袋接过来哄着她回船上去了。

寒意已起的江滩上，只留下大江、小蔡和我。暮色苍茫，峡顶的天空已渐变成暗青色。峡江浪拍打礁滩的声音温柔而清晰。

长久的沉默之后，不多久，我起身告辞。

回去的路上，我拿出了那几本买给罗明的图画书，一页又一页撕掉。峡风很猛，只要一松手，书页自然就随风而去。

罗大江说，铜梁县常年有一千多只船在家乡外面的溪河上捕鱼。每一只船都是一户人家，大多人家都带着孩子。每年春节回家时，都能听到有船遇险遇难的消息。危险归危险，春节过后，小船照样飘进嘉陵、乌江和长江。

（补记：后经了解，罗明确是在一个雷雨天，收拾晾在船蓬上的衣服时滑入江中，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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