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坡井、屁股、灯塔缠绕的青春记忆

1

马小军一脚踹到米兰的屁股，把她踢到泳池里。每当回忆起这个镜头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屁股。

那是在大约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我才十二三岁。那个总是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小奇，载着他女朋友，路过我们村口的那块鱼塘。我正和三儿在一起抓蚂蚱。小奇吩咐我们去把鱼塘的那条船给拖过来，因为他女朋友想去采荷花。

小奇那时大约有三十岁，经常穿着夹克，戴着墨镜，烫着一头卷发。这种发型，后来我在《成长的烦恼》里迈克的头上见到过，总之是“不正经”青年才有的装束。在大人的口中，小奇也是“二流子”的代表，我们都不敢惹他。

船拖回来了。我们都跳上了船。小奇自己站在船头撑船，她女友贴着他，我和三儿坐在船尾。船驶入荷花塘后，他女朋友弓起身子，左手按住自己的膝盖，右手努力往前，试图拽住一朵荷花。

此时她的一缕过肩长发披在背后，一缕前垂，遮住了她的半边脸。她穿着一件浅色条纹的短袖白衬衣，衬衣下摆塞进她那条未过膝盖的深色短裙里。

衬衣紧致有型，裙子也很窄，紧绷绷的，衬托出她的屁股很小。很好看。

三儿轻轻抬起一只脚，在那个妞的屁股后面比划了一下。他并不敢踹出那一脚，我知道。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和三儿一起烤蚂蚱。那只被深色短裙包裹的屁股还萦绕在我的脑海。

“马小军一脚踹到米兰的屁股，把她踢到泳池里。”（图：《阳光灿烂的日子》 剧照）

那种在少年时不经意地闪过的瞬间，在心底留下的投影那么根深蒂固，以至于将入中年时都难以忘怀。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女性美的定义就在那一刻定了型。我想这都是附近那座矿井带来的。我执意要把这一切都归结于矿井：有了她的存在，所以才有这么一个骑着摩托车穿梭于矿井和农村之间的拉风的小奇，后座上才会坐着一个穿着紧身短裙的城里的女朋友。

说起来，我的前十八年都一直与这座矿井有关。在我的大部分记忆中，她是先进、繁荣、昌盛、现代的代名词，是我少年时代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

2

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矿工之子。我的父亲生于一九五七年的苏北，我的爷爷逃过荒，奶奶在六十年代饿死。我父亲21岁那年，刚从外地做河工回来，赶上家乡的坡井——这是矿井的名字——正在招工。

那时，坡井刚开工建设不久，我们村南面的一大片地被征收。作为补偿，坡井决定从附近每个村子招收几名矿工。在那个时代，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光环很是让人羡慕，能够当上工人，不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还意味着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然后就有钱，也就有了一切。

据说那个时候工人每月工资几十块，在当地已经算是非常高的收入。我读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学期的学费不过是42块钱。

阿福的父亲就是一位矿工。他家很早买了彩电，每逢过节都有吃不完的肉和水果。我能沾到的福利是，可以去工人澡堂里免费洗澡。阿福的外婆意气风发，常常抽555牌方盒的香烟。

我父亲参加了坡井的第二批招工，并且顺利通过体检，挤进了五人录取名单。父亲最终没有去，工友们后来说，他的名额被一个姓李的顶包了。

这是我出生前，大约是1981年，父亲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我家领到了坡井发放的征地补偿金1050元，这笔钱在当时也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都知道，一次中奖，当然比不上一张永久的饭票。

身为一名矿工，这种福利甚至能泽被后代。直到四年前，我有一次出差中，意外得知我的一个苏北老乡是一名矿工之子，由于他们当地的煤炭专供上海，于是得到参加上海高考的福利，轻松考上了名牌大学。

刺激我的还有隔壁的老张家。坡井存在的二十多年中，他一直跟着这座矿。他现在的退休工资大约是三千多块。

所以，每忆及此，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的父亲多少还有些介怀。这种介怀也遗传到了我的身上。我也曾经十分向往成为一个矿工之子。

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填写履历表中“父亲职业”时，我犹豫了一下，填了“矿工”。这多少是有虚荣心在作怪。我想，作为一个矿工之子总是有一点优越感的。我又安慰自己说，这也没有错，因为当年顶包我父亲的人住的宿舍登记的是我父亲的名字，甚至他退休金账户上登记的还是我父亲的名字。

3

我真正意识到矿工的幸福是在我上了小学以后。那是以我为纪元的五年之后，刚上小学一年级。

小学在我家南面，坡井在小学的南边。也就是说，我距离坡井更近了一步。那个时候起，我逐渐发现，我已经离不开她。

长久以来，坡井永远熠熠生辉的灯光照亮着我所有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在每一个农忙季节的夜晚，我躺在小学南边打谷场的麦秸垛上数满天的繁星时，对面坡井耀眼的灯光提示我，他们是永远不用靠啄食泥土而生活的。能够像他们一样“买着吃”，是父母在我身上倾注的所有的期望。

坡井在我们眼中简直就是天堂，什么都有。我小时候很多的第一次都是在坡井实现的。

这里生产的冰棍一毛钱一支，汽水很甜，我有时要偷父母的口袋去买。我第一次吃到香喷喷的煎包也是在这里。一口大平锅在炉子上滋滋地冒着白汽，开锅的时候撒上一些香油，煎包出炉时泛着金黄色的油花。

我在坡井大门对面的老徐理发店理发。老徐是个瘸子，整天有说有笑。有一次我等待理发的时候，拿着他的刮脸刀耍。他说这把刀很钝，连铅笔都削不动，搞得我立马没了兴趣。

我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坡井的大会堂里看的。那时全校组织看《妈妈再爱我一次》，所有人都哭得眼泪汪汪。

“他们当场都被宣布坐牢，然后押上警车，呼啸而去。”（网络图）

不久，学校在这里组织的另外一场教育活动令我至今难忘，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的公审公判大会。这也是一个严打的年份。十几个人被五花大绑——我母亲说这叫“绳之以法”——推到台前，每个人后面都站着穿绿色制服、头戴大沿帽的公安，下面坐的是使劲拍掌的全校的小学生。一个人拿着扩音喇叭，历数每一个人的罪状，几乎都是偷窃、抢劫、耍流氓之类。他们当场都被宣布坐牢，然后押上警车，呼啸而去。

我高中时穿的第一件西装也是在坡井定做的。我很得意，因为这是英式戗驳领的，而不是轻佻的美式西装。

这家服装店的旁边是两间平房，上书“华联商店”。每年暑假，任达华在地方电视台广告上不停地轰炸“买彩电到华联”时，我常常以为是那个华联。

高中以前，我的各种证件照都是在坡井的照相馆拍的。照相馆的主人啤酒肚很大，拉手风琴的时候，完全不用腆着肚子。

坡井满足了我在少年时代对城市生活的全部幻想。这里不但有饭店、商场、澡堂、医院、磨坊、学校，还有舞池、录像厅等那些在电视剧上才能看到的时髦的东西。

从我在的村子往南走，进入坡井的第一道关口是一个台球室和一个录像厅。我从来不曾在那里打过台球，也不曾看过一场录像。因为这都是“坏孩子”才干的事，我被教育要远离他们。

不过在我的印象中，小奇经常载着他漂亮的女朋友进进出出。

4

坡井在1984年开始出产煤炭后，街道渐渐繁华起来。坡井门前那条街上，大小餐馆鳞次栉比。这些餐馆都是本地人开的，目标客户就是工人。

这里的工人有今朝、无明日。每当工人开支（发薪水）的日子，餐馆就生意爆棚，到月底的时候就一片惨淡。他们生活得很“潇洒”——那时很流行这个词，《潇洒走一回》整天在街上的大录音机里单曲循环。

这种“潇洒”跟我素不相识。想来想去，我在这里的餐馆吃饭的次数不超过十次。

我只能捡他们剩下的。我小时候有一种收集烟标的爱好。这些烟标主要来自坡井工人住的楼下，他们经常往窗外抛垃圾。我常常和两三个同学跑到他们楼下，像做贼一样从垃圾堆里翻检，有时还要躲避工人从窗口射来的鄙夷的眼神。

现在我还能回想起来，有“金丝猴”、“大前门”、“大重九”、“丽华”……我们互相比拼，看谁收集的烟标又多又好看，还互相进行交易。一张“金丝猴”烟标大约可以兑换两张“大前门”，或者五张“千河”。

他们住的楼房有六层高，而周围的村子当时几乎全都是平房。谁家有了钱，就会盖上两层小洋楼。我上初中以后才能够爬上三楼。我曾一度站在走廊上，扶住栏杆，小心地往下看，试着体验他们住在三楼的感觉。

坡井人都是很有钱的样子，以至于周围的人都想傍上她。在我们的印象中，坡井就是一座金山，仿佛出产的不是煤，而是金块，只要和坡井沾上了边，生活就会大有改观。

我家也试图接近过。我家曾和别人合伙买过一架煤球机，生产煤球以贴补家用，后来又转卖给了别人。那家女主人有一次俯身捡煤球机下的东西时，不小心被绞掉了右臂，落得个外号“一把手”。

为了将煤运出去，镇里专门成立了联合运输站，大卡车经常满载煤块穿梭在乡镇之间。于是，在农闲的时候就盛行一种很荒诞的场面：很多人拿着锄头、铁锹站在马路边上，等待满载煤炭的卡车经过的时候，从车上刮那么几斤煤块下来。

所有人都这么做，所以大家并不觉得羞耻。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两年，直到有一天，隔壁村子里的蒋家夫妻没能及时卸下锄头，被卡车拖住，绞在了轮下。

针对坡井的偷窃事件时常发生，不仅是煤块。2000年7月，因为一起偷电事件，两个人触电身亡。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刚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正收拾去北京的行装。

5

我是村里第二个本科生。通知书下发之后，我又去坡井那家裁缝店做了新的衣服。

在踏入一个新的征程前，总要对过去做一番总结。那个暑假，我在收拾以前的课本时，发现了一篇我小学时候写的作文，自然又与坡井有关。

那是一篇“游记”。班主任花费了大半节课，举了坡井新开的“达意商场”的例子，绘声绘色描述这家商场的琳琅满目，唾沫星子都吐在我脸上。

后来，全班几乎全部都写了这家商场的游记，像是互相抄袭，或者干脆说写的是班主任的讲课笔记。每个人的作文都充斥着“琳琅满目”、“应接不暇”、“流连忘返”等成语，终于凑成了三百字。作文里的营业员都是一张“笑吟吟”的脸，虽然我从来没见她们笑过。

唯一问心无愧的是，我和几个同学确确实实逛了那家商场，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班主任的说法是正确的——或者说，他是不能错的。

只有一个胖胖的同学写的是他和妹妹去“参观”了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班主任给他了打满分。我们一点都不妒忌他，因为他是“傻了的”：每次考试即便他交白卷，班主任也会给他满分。

也是在小学毕业那年，一个坡井的女生突然转学到我们班。她打扮很时髦，也很漂亮。老师把她“许配”给了班上第一名的男生，让他俩坐在一起——只有第一名才有这个待遇。

我妒忌他，因为我是第二名。

我突然想起了在荷花塘的那个女人的屁股。原来，吸引女孩的，除了骑摩托车，还有好成绩。

后来很多年，我都没联系过第一名——当然，是因为我们各自散了，有了新的伙伴。

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对坡井的一种集体崇拜。黑色的矿石山上显然比金黄色的油菜花更令人神往。即便坡井人在路上三五成群，一脸煤灰地走过，也会让人觉得他们洋溢的都是幸福。那种自豪感是有明证的：我所在的村庄至少有八个姑娘先后嫁给了坡井人。

她传递出的荣誉信号如此之强，以至于你只是穿梭期间，做出和坡井很熟的样子来，但事实上什么也不用干，别人也会敬畏你。

我想，小奇就是这样的人。他实际上是个无业游民，到现在也是。

6

上大学后，我就几乎没去过坡井。但是，我经常会想起她。

我经常去隔壁学校的食堂去排队吃煎包。在我眼中，煎包的行业标准是坡井制定的。

大约距离我最后一次在坡井理发的十年后，我窝在宿舍百无聊赖地看港剧。在《上海滩》里，丁力用一把刮脸刀杀死了老金。我突然意识到，这把杀人的刀是老徐告诉我的“连铅笔都削不动”的刮脸刀。

在上海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乘轮渡过江。有一次等待过江轮渡时，我瞥见了渡口旁边的小卖铺里卖的“大前门”，和我在坡井人的窗户下捡到的烟标一模一样。我终于有机会尝到这种烟了。

拥挤在渡口前的人非常多。我问老板：“‘大前门’多少钱一包？”

“两块五。”

我突然十分尴尬：我原来曾经向往的“大前门”，竟然是这么贱！

我扔给他五块钱，将两包“大前门”赶紧揣在口袋里。

在轮渡上，我一边点燃了一支烟，一边拼命地想，该怎么对烟友们解释我为什么抽两块五一包的“大前门”。

船头激起的水花溅到船舷上，崩在我脸上。

“大前门”洋溢着一股煤灰味。

7

我不记得坡井的生，也不记得她的死。我刚打听到坡井关闭的准确日期是2001年2月1日。

我翻看了一下日历，那天是正月初九。就在她关闭前三天，正月初六，我参加了高中同学的聚会。这是我们中学的一个传统：大家都会在考上大学的第一个春节回到母校。

那次聚会我记得第一次喝了一点白酒。微醺中，我笃定去北京读书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当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托福”、“GRE”时，老家读大学的同学其实还停留在“高中四年级”。

也如此，我对坡井在那年春节死掉并不关心，也不觉得惋惜。后来我听说，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工人搬迁到另外一个矿井，坡井瞬间被暴力般破坏掉。

"人必毁灭他之所爱。“（网络图）

所谓“人必毁灭他之所爱”，大约就是这个场面：所有的工人楼房里的窗户几乎都被打烂，凡是带不走的，都要踩上几脚，似乎很担心后来人占便宜。

那些工人也许会在新的地方重新制造一个先进、繁华、现代的坡井，为那里的孩子建起另外一个城市梦想。

没错，坡井的确曾经是我向往的“城市”。现在，她几乎成了一座“死城”：到处都是断井残垣，荒草丛生，蔓藤攀爬到曾经一度激励我朝“买着吃”奋斗的灯火通明的大楼上，连马赛克瓷砖贴上的办公大楼也没能幸免。剥落的墙壁和风吹日晒后变色、腐烂的石棉瓦显示出时间流逝的痕迹。

那家裁缝店早关了门，只有墙上“服装、缝纫、高压、定型”八个字还清晰可见。“华联商店”连屋顶都没了，不知道是被雨水打穿，还是被人揭了去。

只有那座水塔还在。那座水塔是我十五岁之前见过的最高的建筑，现在也是我家方圆一公里最高的建筑，大概有三十米。现在它成了坡井唯一还在工作的设备，给坡井的留守人员和外来的“入侵者”供水，就像坡井还在一样。

对我来说，水塔照亮了我每次回家的路。直到现在，我每次回乡时，都会在行车一个小时后，开始从车窗往外眺望。只要看见水塔，我就会告诉司机“停车”。

庆幸的是，坡井恰好在我考上大学之后死掉。除了那座水塔，我已经不需要她了。在大都市巍峨的高山面前，坡井不过是个土坡。她那么丑陋，那么脏。

那座“最高最高”的水塔，其实还不如我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高；我常去的正大广场比“达意商场”要大上百倍；我去过的最高的大厦比坡井的楼房要高一百层。

小奇或许还在骑摩托车，甚至走不出那个村子方圆二十里，而我乘飞机的旅程已经足够绕地球一圈了。

但当我重新检视记忆，却依然发现，我自以为已经对其“漠不关心”的坡井，和二十年前那个夏天，那只被深色短裙包裹的屁股一起，终究彼此纠缠着留在了我的脑海。

本文系网易独家约稿，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关于“人间”（the Livings）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写作计划、题目设想、合作意向、费用协商等等，请致信：thelivings@163.com
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