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出门远行

2016-05-23 16:59:42
2016.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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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从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两年间,我“扎根”在东莞樟木头镇的工厂路进行田野调查——这条路集中了小镇最重要的几个大厂:电子厂、纸箱厂、塑胶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一溜烟排下去,或港资或日资,或兴旺或萧条,或整齐划一,或毛糙杂芜,让这条路充满乡野、科技、江湖等多重味道。 我的采访对象集中在90后男工的身上。因工人下班多在晚九点后,我便不定期地住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 年轻人很悍——非常、非常悍。我和他们之间,不仅阻隔着性别,还阻隔着年龄。但时间让一切坚硬的最终都被软化。和他们成为朋友后,我发现,同60后70后的父辈不同,90后男工是个崭新的群体——这些乡村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大多初中毕业。当他们离开老家出门打工时,会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差距。 他们没有太多的苦难和责任,比父辈更轻松;虽然他们的路比都市青年更窄,但和滞留在乡村的同龄人比,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认识这两个十九岁男孩,是在刀削面摊上——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也跟着要了一碗面。

这两个男孩是堂兄弟:高天山比高天水大几个月;都一米七,长着同样獴猫般窄小的脸;身子都格外单薄,细胳膊细腿,连眼神都是细的,像两根针尖;都穿着运动衫、牛仔裤,长发偏分。

堂兄弟间仿佛有着轻松的默契,像能用超低音频嘁哧私语。

堂哥高天山的臼齿有些问题,令他吃得很艰难——头伏在盘子上,每吃一口都要大嚼一通,发出轻微嘶嘶声,似乎每口面都又长又烫;堂弟高天水则更斯文,像被罢黜的小皇帝,维持着礼仪和规矩。

正月初五,两个男孩从四川渠县土溪镇赶到东莞樟木头。

旅途中的一切都令他们惊诧——中国那么大,车站那么挤,人那么多,车厢那么聒噪,——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开口说话了。起初,纯粹是因为嘈杂;而后,他们发现沉默能带来力量,便以此为策略:将身体封闭成一座地窖。

于是一路上,他们静如雕塑般地来到广州,对周遭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直到转乘和谐号到达樟木头。

后来,等他们回忆起这次长途奔袭,惊诧地发现,这次穿越几个省区的大跨度旅行,在记忆里已成模糊蜃景。

在他们心中,大城市璀璨明亮,到处是发光的霓虹灯,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吃着糖果喝着咖啡(细节来自电视剧)。但现实的广州却令他们无语——火车站近乎废墟,有种大火后的焦糊味。

男孩们像闯入巨大梦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模一样。地图也帮不了他们——写那东西的人以为上面提到的地名尽人皆知,而男孩们除知道“广州”外,一无所知。试图在这里“待一待”的想法即刻熄灭。在火车站转悠了几圈,吃了碗泡面,便转车来到樟木头。小站显然和大站没法比,但男孩们对视一眼,心有灵犀。

——就是这里!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就是这种让穷人显得不太穷的地方。樟木头看上去只比老家高出一两个档次,这难度让他们攀起来有信心。在那个微型火车站,很容易问到工厂区的位置,找到8路车,到达工厂路电子厂。

2

然而,两人却结结实实地吃了闭门羹——这一天,电子厂尚未开始招工。

兄弟俩随即产生分歧:是在电子厂旁住下苦等,还是去旁边镇试试运气?

他俩的全部资产共六百元(没有更多)!当获悉正月初七会招工时,两人一阵狂喜,随后又跌入冰窖——工资要“押一付一”(上班两月后才能拿到第一月工资)。用六百元维持两人两个月的开销,显然不够——只能先去附近镇打零工,挣到钱后再回来。

很快,两人在塘厦镇太阳城找到了零时工:QC(品质管理员)。一小时十元。一个月后,各拿到两千多,重返樟木头。

等待进入电子厂的新工人等待进入电子厂的新工人

当他们再次看到电子厂,总算破涕为笑,仿佛万劫归来。

“干嘛不在塘厦干,反正都是电子厂?”

高天山像被噎住,嘴唇动了动,嗫嚅道:“那边不太好……”

“怎么不太好?”我知道自己在铆着劲招人厌。

他忍住不多言,似乎多言便揭了老底:“唉,看快了,看不出坏品会挨屌,看慢了,又要堆货!”

拿起刚啤(念bie)出来的塑胶产品(垃圾桶盖或晾衣架),在白炽灯下盯视翻动,查看有无黑点、凹槽、披锋(类似毛刺)。产品源源涌来,让他们像沉船难民,拨开一浪又一浪,直至手臂麻木,双腿僵硬,头脑昏困。这些产品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而瑕疵如蟑螂似老鼠,会移动会躲藏,潜伏在眼眶之外。一个动作重复千万遍后,眼涩口干,兄弟俩感觉自己也在变形缩小,直缩成面板上的那颗瑕疵。

我追问:“要不要点眼药水?”

高天山愣怔,这回他说得一字一板,声音也雄厚了。那是急于证明自己强壮的少年都会有的瞬间昂然:“嗨!揉两下就算了!”

然后接着干——九小时或十小时,还曾有过一天干了十三小时。

“刚开始真累,可习惯就好啦……”

话虽由高天山说出,听着却十分熟悉。这些话在珠三角随处可闻,这是这个巨大音箱不断重播的歌曲——“出来打工,累是肯定的哦”,“累一点无所谓,只要工资高哦”,“有的组长达标就好,有的组长还要超标哦”,“一般是连续做三小时,再休息十分钟哦”……

我噤声呆立。

3

返回樟木头电子厂,男孩们已做好了干长期工的准备。

一下公交车,便见有人在路边举招工的牌子。一个西装男带到他们走到附近中介公司,说一人交三百介绍费便可进厂。

男孩们觉得贵,拒绝了。

之后,就在旁边小宾馆租了临时房,伺机进厂。这天,他们到厂门口,吃碗刀削面。

他们告诉我,自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临时房一天二十,一碗面五元,坐车打电话都费钱,四千元会转瞬底朝天。这些话说得如此慢条斯理。

刀削面慢慢变了滋味。两个男孩因急着挣钱,脸上浮着雾霾般的阴郁。他们非常非常害怕——我几乎可以听见他们小心脏在承受某种极限时,“怦咚怦咚”的鼓响。

若计划不周,会变得比离家时更穷。等待钱,像等待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店关门,等待街头醉鬼变成绅士。惶恐袭击着他们,让他们外表干干净净,内里却虚弱得一塌糊涂。

我给劳务公司阿彪打了电话。

此前他说:“拿机枪在村子里扫,都扫不出几个打工的!”听我说有人想进厂,他热情高涨:“来!”“让他们来找我!”。我随即报上男孩们的名字、年龄、籍贯、族别,叮嘱他多照顾。

招工启事上说,作业员(普工)要初中毕业,高天山解释,“有毕业证,放在老家了。”但直觉告诉我,他在撒谎。男孩们无声地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但我知道他们在盯着我看。

我很希望他们能穿过层层障碍,最终获得工作机会。“不行就做个假证!”这话似乎是自行其是,冲口而出,“其实,初中的假证查不出来。”

到了工厂门口见,两个男孩抬起头,直戳戳地看着我,不吭声,像两尊橱窗里展示的僵固模特。

天色一直阴沉,空中荡着细雨。我撑起伞:“我去门卫那问问。”

“招工吗?”

“招!”

“什么年龄?”

“十八到四十岁。”

“四十岁以上招吗?”

保安噗嗤一笑,热心地朝楼后一指:“那个厂,五十都招!”

“普工要学历吗?”

摇头:“只要身份证,二代的!”

返回的途中我异常开心。想到“不用办假证”,简直是消除了某种粗鄙腐朽的趣味,整个人都高尚起来。

我只去了几分钟,返身告诉他们:明天早上九点,拿身份证在厂门口找阿彪,就说丁老师介绍的。笑容是预料之中的——而那在震惊和诧异后显出一丝疲倦的笑容,却让我莫名忧伤。

4

高天山约我去租住的农民房“坐一坐”——他们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

从电子厂门口朝街对面走去时,马路坑坑洼洼,又是灰尘,又是晒死人的阳光。人行道边的垃圾桶里,满是快餐盒、饮料罐、香蕉皮、皱巴巴广告。街边挺立着一个接一个亚克力灯箱广告,硕大红字扶桑般盛开,“温馨”、“甜蜜”、“如家”飞舞相撞。

走进陈旧凋败的暗黑街巷,扑面而来的街景更令我骇异不止。

那种介于瓦房土屋和摩天大厦间的四方火柴盒建筑,是最具当代中国特点——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带的样貌。那么多人(其实已少了很多)汇聚于此,形成种强烈的惊悚气场——似乎任何事情发生在这里,都理所应当。

90后的男工宁可每月花一百八住小宾馆也不住宿舍90后的男工宁可每月花一百八住小宾馆也不住宿舍

在这里,空间被极度切割和碎化——到处是四五层方块小楼房,无任何特色,背靠背,墙挨墙。这些“贴面楼”、“接吻楼”的建筑群内部,则像曲折迷宫,前后左右皆相似,外人根本无法辨析。楼宇间像建筑工地残骸大仓库:不到一米的楼间距里,胡拉乱扯着各类电缆配线;各角落被污水、垃圾、杂物簇拥;各种面貌的人藏匿于各类窗口。

跟在两个男孩身后,从楼底堆着的破床垫、旧椅子、自行车、三轮车间绕过,穿过玻璃门进入前厅。弧形小桌围起个吧台,转椅里的二房东一头烫成爆炸的黄发,她慢悠悠抬起头瞅着我们,那张浓妆下颧高颊塌的衰老的脸,既不表示惊讶也无显露愠怒。

她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

我们三个依次上楼。即便白天如此明亮,二楼走廊依旧昏暗晦涩,只有微光从尽头射进。通道四处弥漫着暖烘烘、灰扑扑的发霉、汗臭和尿骚味——那是潮湿的青苔、发酵的垃圾、做饭的油烟,男女的汗腥凝结而起的味道,如湿布堵住鼻孔。这味道太过强烈,以致看到墙上的脏污尘垢,拐角的烟头纸屑,窗台成堆的矿泉水瓶,也并不感到意外。

两侧房屋门对门,门梁上红油漆刷着房号。

一扇门打开,闪出个女孩——她被我们吓坏了。

女孩长得很薄很薄——如果走在大街上,阳光仿佛能穿透她:银光白小外套,绷屁股的短裙,腿像母鹿般细长,又像踩着高跷。她的脸出奇得豪华:涂了太多增白粉蜜,像剥了皮的香蕉或日本艺伎。假睫毛浓密夸张,让眼睛和整个面孔完全不配套——大到不可思议,时刻充满神经质的警觉,提防四周变化。

她和二房东虽模样迥异,但眼神却出奇相似——意味深长地瞅着眼前的三人组合,一言不发。随即,她低下头,咚咚下楼。

打开211,白炽灯下的小屋比楼道更局促。

其实,就是个长方形盒子——四壁青白发黑,双人床靠左墙,另一侧离右墙仅剩一米。白床单发灰——那沦浃了多少别人体味的薄单子,无任何讲究地铺陈着。在床和阳台之间,用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没有门——就那么敞着,能看到白凹槽边缘发黄。地上错繁累聚着各种物件:两个黑色拉杆箱,两个双肩包,红水桶里装着洗漱用具,杂物中裸出一把吹风机。

三个人一下子挤进,让里面的物件变得超大,我从没发现自己的手脚会占那么多空间。男孩们让我坐塑料凳,自己坐床沿。我们从刀削面聊开,说四川人会做菜,说四川的气候和广东不同,他们说老家工作机会还是少,他们才不得不来到这面食差劲的地方。

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需要了解的,是电子厂的工作情况。他们的眼神柔和濡湿,充满憧憬,我不想用垃圾情绪传染他们,却不得不强调——“站着上班行吗?”

陡然间,两人变得不知所终——那两张脸变得一模一样:都皱眉瞪眼。

我说我曾到过这个厂的内部,看到车间四周到处张贴着“危险”的警示;我说车间里没有凳子——所有的人都站着,穿着代表不同职位的各色工装,都戴着工帽,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埋头苦干,不能说话。

我说长条状的工作台上,刚留出一个空档,马上就被另一个毛坯占据了位置;我说有的女工站得太久,便一只脚立着,另一只脚提起,让身体形成个三角形;我说也许胳膊会卡进转动的轮子,膝盖会夹入活塞间。凡此种种,他们不断点头。

我说上午两小时是最忙碌的时间,那时精力充沛。休息时男人去吸烟室吸烟,而女吸烟者亦越来越多,甚至向宿管抱怨,“为啥没女吸烟室”,他俩跟着笑。

午饭后,到厂外大街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嗅嗅飞扬肆意的流动空气;下午的日子难熬,一小时不如一小时,这时候的钟点不像时间,是一级级阶梯,环环相扣,步步相逼;到快下班的最后一小时,车间的模样看起来就和清晨一样,人们照样忙碌,但行动明显迟缓。

聪明的老手知道把省事的活留在这个时候。最后半小时不干新活,只是打杂整理。但并非天天如此幸运。有时,熬过了整一天,到快下班时,又摊上棘手的活——那就必须努力干完再去看表,否则,从上一眼到下一眼,还没过五分钟。

我说等穿上工装开始干活时,所有的一切便一目了然。新工人很快会熟悉一切。不用太动脑子便能把活儿干漂亮。

其实车间的活,太聪明的人反而干不好,如果脑袋愚笨些,便不会讨厌正在干活的自己;时间久了,还会喜欢那个工作中的自己。

他们再点头。

5

堂哥高天山的父母四十出头,在福建工地打工,但他并不知道具体地址——所谓工地,大概就是某个未完成的大厦。当大厦建成,工人们便又迁去另一处。所以他没法给父母写信,只能打电话。

“一天打一次,还是一周?”

他愣怔,身体轻微晃动,“那个,其实,一个月,也不打一次……”男孩嘴角下沉,像在掩盖一份难堪的困窘。他很快从窘迫中解脱出来,讪讪一笑,解释道:“父母在工地干活,累得很,没事打电话,只会打扰他们休息……”

三位姐姐都已结婚离家。现在父母出门,“干最苦最累的工地活”,主要为给他攒钱结婚。虽然他才十九,但父母希望这一两年就把婚事办了。

“你还不到结婚年龄啊?”

他耐心解释,“我们那里都是先办酒席,年龄到了再领证。”“生了孩子也没关系,再补办手续。”“只要办过酒席,大家就都认了。”

我突然醒悟:“你家已超生啦?”

他的小脸腾地变红,手指扭结在一起,“我三姐出生时,管得不严,请计划生育的人吃了顿饭,最后就没交罚款。等我出生时,管得严了,交了罚款,但我不知是多少。”

生了三个女孩才有他,他是家里的宝,但他却没条件骄纵自己。和别的乡村男孩一样,春节后,背上行囊出门打工,他要自己给自己找饭吃。高天山说自己家的情形原来在村里属中等,现在已算较差的了。因父母用打工的钱在土溪镇买了套商品房,一百多平,二十多万。

“现在的女孩都希望男方家在镇上有房,村里的房子再好都不行!”

“那,干嘛不在工厂找女朋友?”

男孩再次骇异,像我是八百年前的古人。“哦,那不可能的!”

原来,工厂里的年轻女孩更是宝贝,不是在老家订了亲,就是被父母反复叮嘱“要回来相亲”,很少搭理外乡人。那些打工的女孩,年龄不大,相貌天真,但心眼如藕孔般繁密,处事老辣。

有时,她们会和同厂男工谈一谈,耍一耍——不乏一夜情,或同居一段时间,但等到了春节,该返家返家,该相亲相亲,该结婚结婚。

像高天山这样的男孩,虽外出打工,但要结婚,还是要回到村里,找同村女子。所以,父母只能买下那幢自己和儿子都无法入住的商品房,他们的钱只够首付,余款问亲戚朋友借。“要全部还完,还得五六年。”

所以,这个单薄大男孩大年初三便离开家,踏上南下的火车。他急于找到工作:“多赚一点,可以多帮帮父母。”

而我又忍不住,问出了那句最不讨人喜欢的话——“怎么不好好上学?”

听到此话,他震颤得嘴唇僵硬半张,怎么都收拢不回。这十九岁男孩在惊诧和不知所措后,转而诚挚地笑了起来,“唉,希望下一代会好一点……我是没有机会了……”

6

堂弟高天水只有一个亲弟弟,但还是被罚了款——他和弟弟年龄仅相差两岁(2015年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在农村,若第一胎是男孩便不准再生育)。他家被罚了五千——他记得很清楚。

他的变声期还没过完,声音沙哑略带窘迫:“我们家是轮流生病。”

爷爷奶奶年纪大,各自有病,相继去世;在煤矿打工的父亲被压断腿后,又查出矽肺,不得不放弃当矿工;母亲曾在食品厂干包装,得了喉炎,呼吸困难,最后不得不离厂。父母都没拿到任何赔偿,去医院看病都是自掏腰包。

经老乡介绍,父母到上海干送报纸的活,一月能挣八百。“活倒不累,但存不下钱”;又去汕头印刷厂,用三轮车送货,“那活真累”,而父母已过青春壮年期,再这样熬下去,怕连命都要搭上;现在,父母转战到中山工厂区开了家小音像店,起初生意还行,但现在的年轻人不是泡网吧,就是玩手机,小店门庭冷落,“离倒闭也没几天啦”。

所以堂弟比堂兄忧郁,狭长的瘦脸上总像涂了层铁锈,也更羞涩,我问一句他答一句,间或点头,像认罪一般。

他的父亲比我还小一岁。他将我看了又看,感慨:“我爸看上去像个小老头,皱纹多得很!”

和高天山一直留守不同,高天水自小学起便一直跟着父母——到上海,到汕头,到中山。但他只能进民营学校。“刚开始还行,后来,老师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懂,只想睡觉。”

求学无望,他并不怨父母生活不稳定,只恨自己“听不进去”。

刚放学的小学生穿过工厂路走向出租屋刚放学的小学生穿过工厂路走向出租屋

眼前的他,暮气沉沉地一挥手,简短总结:“想太多也没用,做好现在的事吧!”他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命运,不热不凉地补充道:“我想,我总可以混出点名堂的。”

同样的,他家也在土溪镇买了商品房,也欠了十几万外债。

“啊?”

“别人家都这样。”

同样的,正是这笔债逼迫着他和父母,春节还没捂热被窝,便匆忙踏上南下之路。现在,钱是把熠熠闪光的利刃,高悬头顶。

起身告辞时,两个男孩坚决送我下楼。

穿过门厅时,二房东抬头,闪动着“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沧桑眼神。站在路边时,堂弟高天水面露微笑羞涩道:“丁老师,谢谢帮忙啊。”向我挥手告别时,两个人在小宾馆门前站成两片剪影。

他们的发型那样一致——清清楚楚地偏分,右边拢着大部分头发,左边低而平。其实,无论他们怎么表现得有差异,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还是让他们像一个人。

他们一点也邋遢,更不寒碜——只要离开昏暗窄陋的小宾馆,他们被严重损毁的尊严便再次恢复,变得年轻而有朝气。

我希望他们能忍受站立式工作方式,能在六十天后拿到第一份工资;我希望他们像块茎植物,没有在腐土中烂掉,反而催生出新绿的嫩芽。

后记

我总觉得,年轻人最敏感,总处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迁最前沿。

他们正值生命历程的中间阶段——从青春转型至成年,这个阶段不仅具有个人成长的意义,更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我希望了解他们通过怎样的过程而最终“变成男人”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眼睛观察感官感受,而不是僵化的数据、表格和问卷,来了解当下中国的巨变。

但接近男工的过程常令我从心底泛出一种懊悔惆怅之感。

听着男孩们描述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悲喜,总让我有一种隔着毛玻璃观看的残酷之感。我从外围看到的,不过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其内部的惨烈惨痛,像海平面下的冰山底座,我根本看不见。

利用空闲时间打台球的男工利用空闲时间打台球的男工

事实上,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高天山和高天水。除第二天打通电话,获悉他们顺利进厂后,我便和他们失联。开始,电话打通没人接,短信不回,后来,电话无人接听。我就这样把他们弄丢了。

后来,在电子厂大门口,看到那种瘦长身条漫晃乱走的男孩,我总会停下脚步,下意识地多盯几眼,期望是我认识的堂兄弟。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何以失联——工人上班时间不能带手机;晚上九点多下班,吃饭冲凉后,要马上倒头就睡,才能保证第二天七点四十赶到车间。周六下班后在网吧熬通宵,周日大睡一天就算休息。而最初到达工厂路的我,对这个生活节奏并不熟稔,所以,总在错误的时间打了错误的电话。

后来,我从阿彪处获悉:高天山只干了三天,高天水坚持了一个月(他俩都没能捱过“站立式”这关)。阿彪冷笑时颊肉乱颤。“多进几家厂,也许,他们还会回来”。

但如果回来,高天山进不了厂,高天水则可以。电子厂规定,未干满一个月离厂者,不能被再次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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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李志;插图: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