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出门远行

自述 从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两年间，我“扎根”在东莞樟木头镇的工厂路进行田野调查——这条路集中了小镇最重要的几个大厂：电子厂、纸箱厂、塑胶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一溜烟排下去，或港资或日资，或兴旺或萧条，或整齐划一，或毛糙杂芜，让这条路充满乡野、科技、江湖等多重味道。 我的采访对象集中在90后男工的身上。因工人下班多在晚九点后，我便不定期地住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 年轻人很悍——非常、非常悍。我和他们之间，不仅阻隔着性别，还阻隔着年龄。但时间让一切坚硬的最终都被软化。和他们成为朋友后，我发现，同60后70后的父辈不同，90后男工是个崭新的群体——这些乡村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大多初中毕业。当他们离开老家出门打工时，会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差距。 他们没有太多的苦难和责任，比父辈更轻松；虽然他们的路比都市青年更窄，但和滞留在乡村的同龄人比，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认识这两个十九岁男孩，是在刀削面摊上——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也跟着要了一碗面。

这两个男孩是堂兄弟：高天山比高天水大几个月；都一米七，长着同样獴猫般窄小的脸；身子都格外单薄，细胳膊细腿，连眼神都是细的，像两根针尖；都穿着运动衫、牛仔裤，长发偏分。

堂兄弟间仿佛有着轻松的默契，像能用超低音频嘁哧私语。

堂哥高天山的臼齿有些问题，令他吃得很艰难——头伏在盘子上，每吃一口都要大嚼一通，发出轻微嘶嘶声，似乎每口面都又长又烫；堂弟高天水则更斯文，像被罢黜的小皇帝，维持着礼仪和规矩。

正月初五，两个男孩从四川渠县土溪镇赶到东莞樟木头。

旅途中的一切都令他们惊诧——中国那么大，车站那么挤，人那么多，车厢那么聒噪，——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开口说话了。起初，纯粹是因为嘈杂；而后，他们发现沉默能带来力量，便以此为策略：将身体封闭成一座地窖。

于是一路上，他们静如雕塑般地来到广州，对周遭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直到转乘和谐号到达樟木头。

后来，等他们回忆起这次长途奔袭，惊诧地发现，这次穿越几个省区的大跨度旅行，在记忆里已成模糊蜃景。

在他们心中，大城市璀璨明亮，到处是发光的霓虹灯，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吃着糖果喝着咖啡（细节来自电视剧）。但现实的广州却令他们无语——火车站近乎废墟，有种大火后的焦糊味。

男孩们像闯入巨大梦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模一样。地图也帮不了他们——写那东西的人以为上面提到的地名尽人皆知，而男孩们除知道“广州”外，一无所知。试图在这里“待一待”的想法即刻熄灭。在火车站转悠了几圈，吃了碗泡面，便转车来到樟木头。小站显然和大站没法比，但男孩们对视一眼，心有灵犀。

——就是这里！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就是这种让穷人显得不太穷的地方。樟木头看上去只比老家高出一两个档次，这难度让他们攀起来有信心。在那个微型火车站，很容易问到工厂区的位置，找到8路车，到达工厂路电子厂。

2

然而，两人却结结实实地吃了闭门羹——这一天，电子厂尚未开始招工。

兄弟俩随即产生分歧：是在电子厂旁住下苦等，还是去旁边镇试试运气？

他俩的全部资产共六百元（没有更多）！当获悉正月初七会招工时，两人一阵狂喜，随后又跌入冰窖——工资要“押一付一”（上班两月后才能拿到第一月工资）。用六百元维持两人两个月的开销，显然不够——只能先去附近镇打零工，挣到钱后再回来。

很快，两人在塘厦镇太阳城找到了零时工：QC（品质管理员）。一小时十元。一个月后，各拿到两千多，重返樟木头。

等待进入电子厂的新工人

当他们再次看到电子厂，总算破涕为笑，仿佛万劫归来。

“干嘛不在塘厦干，反正都是电子厂？”

高天山像被噎住，嘴唇动了动，嗫嚅道：“那边不太好……”

“怎么不太好？”我知道自己在铆着劲招人厌。

他忍住不多言，似乎多言便揭了老底：“唉，看快了，看不出坏品会挨屌，看慢了，又要堆货！”

拿起刚啤（念bie）出来的塑胶产品（垃圾桶盖或晾衣架），在白炽灯下盯视翻动，查看有无黑点、凹槽、披锋（类似毛刺）。产品源源涌来，让他们像沉船难民，拨开一浪又一浪，直至手臂麻木，双腿僵硬，头脑昏困。这些产品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而瑕疵如蟑螂似老鼠，会移动会躲藏，潜伏在眼眶之外。一个动作重复千万遍后，眼涩口干，兄弟俩感觉自己也在变形缩小，直缩成面板上的那颗瑕疵。

我追问：“要不要点眼药水？”

高天山愣怔，这回他说得一字一板，声音也雄厚了。那是急于证明自己强壮的少年都会有的瞬间昂然:“嗨！揉两下就算了！”

然后接着干——九小时或十小时，还曾有过一天干了十三小时。

“刚开始真累，可习惯就好啦……”

话虽由高天山说出，听着却十分熟悉。这些话在珠三角随处可闻，这是这个巨大音箱不断重播的歌曲——“出来打工，累是肯定的哦”，“累一点无所谓，只要工资高哦”，“有的组长达标就好，有的组长还要超标哦”，“一般是连续做三小时，再休息十分钟哦”……

我噤声呆立。

3

返回樟木头电子厂，男孩们已做好了干长期工的准备。

一下公交车，便见有人在路边举招工的牌子。一个西装男带到他们走到附近中介公司，说一人交三百介绍费便可进厂。

男孩们觉得贵，拒绝了。

之后，就在旁边小宾馆租了临时房，伺机进厂。这天，他们到厂门口，吃碗刀削面。

他们告诉我，自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临时房一天二十，一碗面五元，坐车打电话都费钱，四千元会转瞬底朝天。这些话说得如此慢条斯理。

刀削面慢慢变了滋味。两个男孩因急着挣钱，脸上浮着雾霾般的阴郁。他们非常非常害怕——我几乎可以听见他们小心脏在承受某种极限时，“怦咚怦咚”的鼓响。

若计划不周，会变得比离家时更穷。等待钱，像等待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店关门，等待街头醉鬼变成绅士。惶恐袭击着他们，让他们外表干干净净，内里却虚弱得一塌糊涂。

我给劳务公司阿彪打了电话。

此前他说：“拿机枪在村子里扫，都扫不出几个打工的！”听我说有人想进厂，他热情高涨：“来！”“让他们来找我！”。我随即报上男孩们的名字、年龄、籍贯、族别，叮嘱他多照顾。

招工启事上说，作业员（普工）要初中毕业，高天山解释，“有毕业证，放在老家了。”但直觉告诉我，他在撒谎。男孩们无声地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但我知道他们在盯着我看。

我很希望他们能穿过层层障碍，最终获得工作机会。“不行就做个假证！”这话似乎是自行其是，冲口而出，“其实，初中的假证查不出来。”

到了工厂门口见，两个男孩抬起头，直戳戳地看着我，不吭声，像两尊橱窗里展示的僵固模特。

天色一直阴沉，空中荡着细雨。我撑起伞：“我去门卫那问问。”

“招工吗？”

“招！”

“什么年龄？”

“十八到四十岁。”

“四十岁以上招吗？”

保安噗嗤一笑，热心地朝楼后一指：“那个厂，五十都招！”

“普工要学历吗？”

摇头：“只要身份证，二代的！”

返回的途中我异常开心。想到“不用办假证”，简直是消除了某种粗鄙腐朽的趣味，整个人都高尚起来。

我只去了几分钟，返身告诉他们：明天早上九点，拿身份证在厂门口找阿彪，就说丁老师介绍的。笑容是预料之中的——而那在震惊和诧异后显出一丝疲倦的笑容，却让我莫名忧伤。

4

高天山约我去租住的农民房“坐一坐”——他们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

从电子厂门口朝街对面走去时，马路坑坑洼洼，又是灰尘，又是晒死人的阳光。人行道边的垃圾桶里，满是快餐盒、饮料罐、香蕉皮、皱巴巴广告。街边挺立着一个接一个亚克力灯箱广告，硕大红字扶桑般盛开，“温馨”、“甜蜜”、“如家”飞舞相撞。

走进陈旧凋败的暗黑街巷，扑面而来的街景更令我骇异不止。

那种介于瓦房土屋和摩天大厦间的四方火柴盒建筑，是最具当代中国特点——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带的样貌。那么多人（其实已少了很多）汇聚于此，形成种强烈的惊悚气场——似乎任何事情发生在这里，都理所应当。

90后的男工宁可每月花一百八住小宾馆也不住宿舍

在这里，空间被极度切割和碎化——到处是四五层方块小楼房，无任何特色，背靠背，墙挨墙。这些“贴面楼”、“接吻楼”的建筑群内部，则像曲折迷宫，前后左右皆相似，外人根本无法辨析。楼宇间像建筑工地残骸大仓库：不到一米的楼间距里，胡拉乱扯着各类电缆配线；各角落被污水、垃圾、杂物簇拥；各种面貌的人藏匿于各类窗口。

跟在两个男孩身后，从楼底堆着的破床垫、旧椅子、自行车、三轮车间绕过，穿过玻璃门进入前厅。弧形小桌围起个吧台，转椅里的二房东一头烫成爆炸的黄发，她慢悠悠抬起头瞅着我们，那张浓妆下颧高颊塌的衰老的脸，既不表示惊讶也无显露愠怒。

她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

我们三个依次上楼。即便白天如此明亮，二楼走廊依旧昏暗晦涩，只有微光从尽头射进。通道四处弥漫着暖烘烘、灰扑扑的发霉、汗臭和尿骚味——那是潮湿的青苔、发酵的垃圾、做饭的油烟，男女的汗腥凝结而起的味道，如湿布堵住鼻孔。这味道太过强烈，以致看到墙上的脏污尘垢，拐角的烟头纸屑，窗台成堆的矿泉水瓶，也并不感到意外。

两侧房屋门对门，门梁上红油漆刷着房号。

一扇门打开，闪出个女孩——她被我们吓坏了。

女孩长得很薄很薄——如果走在大街上，阳光仿佛能穿透她：银光白小外套，绷屁股的短裙，腿像母鹿般细长，又像踩着高跷。她的脸出奇得豪华：涂了太多增白粉蜜，像剥了皮的香蕉或日本艺伎。假睫毛浓密夸张，让眼睛和整个面孔完全不配套——大到不可思议，时刻充满神经质的警觉，提防四周变化。

她和二房东虽模样迥异，但眼神却出奇相似——意味深长地瞅着眼前的三人组合，一言不发。随即，她低下头，咚咚下楼。

打开211，白炽灯下的小屋比楼道更局促。

其实，就是个长方形盒子——四壁青白发黑，双人床靠左墙，另一侧离右墙仅剩一米。白床单发灰——那沦浃了多少别人体味的薄单子，无任何讲究地铺陈着。在床和阳台之间，用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没有门——就那么敞着，能看到白凹槽边缘发黄。地上错繁累聚着各种物件：两个黑色拉杆箱，两个双肩包，红水桶里装着洗漱用具，杂物中裸出一把吹风机。

三个人一下子挤进，让里面的物件变得超大，我从没发现自己的手脚会占那么多空间。男孩们让我坐塑料凳，自己坐床沿。我们从刀削面聊开，说四川人会做菜，说四川的气候和广东不同，他们说老家工作机会还是少，他们才不得不来到这面食差劲的地方。

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需要了解的，是电子厂的工作情况。他们的眼神柔和濡湿，充满憧憬，我不想用垃圾情绪传染他们，却不得不强调——“站着上班行吗？”

陡然间，两人变得不知所终——那两张脸变得一模一样：都皱眉瞪眼。

我说我曾到过这个厂的内部，看到车间四周到处张贴着“危险”的警示；我说车间里没有凳子——所有的人都站着，穿着代表不同职位的各色工装，都戴着工帽，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埋头苦干，不能说话。

我说长条状的工作台上，刚留出一个空档，马上就被另一个毛坯占据了位置；我说有的女工站得太久，便一只脚立着，另一只脚提起，让身体形成个三角形；我说也许胳膊会卡进转动的轮子，膝盖会夹入活塞间。凡此种种，他们不断点头。

我说上午两小时是最忙碌的时间，那时精力充沛。休息时男人去吸烟室吸烟，而女吸烟者亦越来越多，甚至向宿管抱怨，“为啥没女吸烟室”，他俩跟着笑。

午饭后，到厂外大街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嗅嗅飞扬肆意的流动空气；下午的日子难熬，一小时不如一小时，这时候的钟点不像时间，是一级级阶梯，环环相扣，步步相逼；到快下班的最后一小时，车间的模样看起来就和清晨一样，人们照样忙碌，但行动明显迟缓。

聪明的老手知道把省事的活留在这个时候。最后半小时不干新活，只是打杂整理。但并非天天如此幸运。有时，熬过了整一天，到快下班时，又摊上棘手的活——那就必须努力干完再去看表，否则，从上一眼到下一眼，还没过五分钟。

我说等穿上工装开始干活时，所有的一切便一目了然。新工人很快会熟悉一切。不用太动脑子便能把活儿干漂亮。

其实车间的活，太聪明的人反而干不好，如果脑袋愚笨些，便不会讨厌正在干活的自己；时间久了，还会喜欢那个工作中的自己。

他们再点头。

5

堂哥高天山的父母四十出头，在福建工地打工，但他并不知道具体地址——所谓工地，大概就是某个未完成的大厦。当大厦建成，工人们便又迁去另一处。所以他没法给父母写信，只能打电话。

“一天打一次，还是一周？”

他愣怔，身体轻微晃动，“那个，其实，一个月，也不打一次……”男孩嘴角下沉，像在掩盖一份难堪的困窘。他很快从窘迫中解脱出来，讪讪一笑，解释道：“父母在工地干活，累得很，没事打电话，只会打扰他们休息……”

三位姐姐都已结婚离家。现在父母出门，“干最苦最累的工地活”，主要为给他攒钱结婚。虽然他才十九，但父母希望这一两年就把婚事办了。

“你还不到结婚年龄啊？”

他耐心解释，“我们那里都是先办酒席，年龄到了再领证。”“生了孩子也没关系，再补办手续。”“只要办过酒席，大家就都认了。”

我突然醒悟：“你家已超生啦？”

他的小脸腾地变红，手指扭结在一起，“我三姐出生时，管得不严，请计划生育的人吃了顿饭，最后就没交罚款。等我出生时，管得严了，交了罚款，但我不知是多少。”

生了三个女孩才有他，他是家里的宝，但他却没条件骄纵自己。和别的乡村男孩一样，春节后，背上行囊出门打工，他要自己给自己找饭吃。高天山说自己家的情形原来在村里属中等，现在已算较差的了。因父母用打工的钱在土溪镇买了套商品房，一百多平，二十多万。

“现在的女孩都希望男方家在镇上有房，村里的房子再好都不行！”

“那，干嘛不在工厂找女朋友？”

男孩再次骇异，像我是八百年前的古人。“哦，那不可能的！”

原来，工厂里的年轻女孩更是宝贝，不是在老家订了亲，就是被父母反复叮嘱“要回来相亲”，很少搭理外乡人。那些打工的女孩，年龄不大，相貌天真，但心眼如藕孔般繁密，处事老辣。

有时，她们会和同厂男工谈一谈，耍一耍——不乏一夜情，或同居一段时间，但等到了春节，该返家返家，该相亲相亲，该结婚结婚。

像高天山这样的男孩，虽外出打工，但要结婚，还是要回到村里，找同村女子。所以，父母只能买下那幢自己和儿子都无法入住的商品房，他们的钱只够首付，余款问亲戚朋友借。“要全部还完，还得五六年。”

所以，这个单薄大男孩大年初三便离开家，踏上南下的火车。他急于找到工作：“多赚一点，可以多帮帮父母。”

而我又忍不住，问出了那句最不讨人喜欢的话——“怎么不好好上学？”

听到此话，他震颤得嘴唇僵硬半张，怎么都收拢不回。这十九岁男孩在惊诧和不知所措后，转而诚挚地笑了起来，“唉，希望下一代会好一点……我是没有机会了……”

6

堂弟高天水只有一个亲弟弟，但还是被罚了款——他和弟弟年龄仅相差两岁（2015年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在农村，若第一胎是男孩便不准再生育）。他家被罚了五千——他记得很清楚。

他的变声期还没过完，声音沙哑略带窘迫：“我们家是轮流生病。”

爷爷奶奶年纪大，各自有病，相继去世；在煤矿打工的父亲被压断腿后，又查出矽肺，不得不放弃当矿工；母亲曾在食品厂干包装，得了喉炎，呼吸困难，最后不得不离厂。父母都没拿到任何赔偿，去医院看病都是自掏腰包。

经老乡介绍，父母到上海干送报纸的活，一月能挣八百。“活倒不累，但存不下钱”；又去汕头印刷厂，用三轮车送货，“那活真累”，而父母已过青春壮年期，再这样熬下去，怕连命都要搭上；现在，父母转战到中山工厂区开了家小音像店，起初生意还行，但现在的年轻人不是泡网吧，就是玩手机，小店门庭冷落，“离倒闭也没几天啦”。

所以堂弟比堂兄忧郁，狭长的瘦脸上总像涂了层铁锈，也更羞涩，我问一句他答一句，间或点头，像认罪一般。

他的父亲比我还小一岁。他将我看了又看，感慨：“我爸看上去像个小老头，皱纹多得很！”

和高天山一直留守不同，高天水自小学起便一直跟着父母——到上海，到汕头，到中山。但他只能进民营学校。“刚开始还行，后来，老师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懂，只想睡觉。”

求学无望，他并不怨父母生活不稳定，只恨自己“听不进去”。

刚放学的小学生穿过工厂路走向出租屋

眼前的他，暮气沉沉地一挥手，简短总结：“想太多也没用，做好现在的事吧！”他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命运，不热不凉地补充道：“我想，我总可以混出点名堂的。”

同样的，他家也在土溪镇买了商品房，也欠了十几万外债。

“啊？”

“别人家都这样。”

同样的，正是这笔债逼迫着他和父母，春节还没捂热被窝，便匆忙踏上南下之路。现在，钱是把熠熠闪光的利刃，高悬头顶。

起身告辞时，两个男孩坚决送我下楼。

穿过门厅时，二房东抬头，闪动着“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沧桑眼神。站在路边时，堂弟高天水面露微笑羞涩道：“丁老师，谢谢帮忙啊。”向我挥手告别时，两个人在小宾馆门前站成两片剪影。

他们的发型那样一致——清清楚楚地偏分，右边拢着大部分头发，左边低而平。其实，无论他们怎么表现得有差异，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还是让他们像一个人。

他们一点也邋遢，更不寒碜——只要离开昏暗窄陋的小宾馆，他们被严重损毁的尊严便再次恢复，变得年轻而有朝气。

我希望他们能忍受站立式工作方式，能在六十天后拿到第一份工资；我希望他们像块茎植物，没有在腐土中烂掉，反而催生出新绿的嫩芽。

后记

我总觉得，年轻人最敏感，总处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迁最前沿。

他们正值生命历程的中间阶段——从青春转型至成年，这个阶段不仅具有个人成长的意义，更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我希望了解他们通过怎样的过程而最终“变成男人”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眼睛观察感官感受，而不是僵化的数据、表格和问卷，来了解当下中国的巨变。

但接近男工的过程常令我从心底泛出一种懊悔惆怅之感。

听着男孩们描述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悲喜，总让我有一种隔着毛玻璃观看的残酷之感。我从外围看到的，不过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其内部的惨烈惨痛，像海平面下的冰山底座，我根本看不见。

利用空闲时间打台球的男工

事实上，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高天山和高天水。除第二天打通电话，获悉他们顺利进厂后，我便和他们失联。开始，电话打通没人接，短信不回，后来，电话无人接听。我就这样把他们弄丢了。

后来，在电子厂大门口，看到那种瘦长身条漫晃乱走的男孩，我总会停下脚步，下意识地多盯几眼，期望是我认识的堂兄弟。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何以失联——工人上班时间不能带手机；晚上九点多下班，吃饭冲凉后，要马上倒头就睡，才能保证第二天七点四十赶到车间。周六下班后在网吧熬通宵，周日大睡一天就算休息。而最初到达工厂路的我，对这个生活节奏并不熟稔，所以，总在错误的时间打了错误的电话。

后来，我从阿彪处获悉：高天山只干了三天，高天水坚持了一个月（他俩都没能捱过“站立式”这关）。阿彪冷笑时颊肉乱颤。“多进几家厂，也许，他们还会回来”。

但如果回来，高天山进不了厂，高天水则可以。电子厂规定，未干满一个月离厂者，不能被再次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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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李志；插图：作者供图